向带领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的先驱者致敬

——卢建平教授在高铭暄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同学：

    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因为今天的主题特殊，所以客套就免了，我就直奔主题。今天是给高老师举行的追思会，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我作为高老师名下的弟子，而且是一个特殊身份的弟子，要表达的意思很多，要想说的话也很多，为了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我就仅仅选取几个大家可能闻所未闻的，但是我在追随高老师在世界各地奔波，或者说在往来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包括我们港澳台地区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点滴来和大家分享。时间关系我就简要讲四点，以此作为对高老师这位带领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的引路人、先驱者的致敬。

    第一个小故事叫做解放思想，敢为人先。要让中国刑法走向世界，需要选择合适的渠道平台，要选择合适的合作者，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题目，高老师在这一块应该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所领衔的和法兰西院士戴尔玛斯·玛蒂教授合作的《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应该是我们刑法领域的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因为它是第一，史无前例，所以在项目立项审批的过程当中就遭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有个困难现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个时候有关部门的外事口领导不了解刑法领域里边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就简单地把它和人权这个在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挂起钩来，所以就把这个项目搁置在那，高老师闻听后日常着急，我记得是92年的冬天，他老人家就骑着自行车哼哧哼哧地赶到大木仓胡同，去给那些官员们解释，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就像经济犯罪一样，是我们刑法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专业术语专业话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最终拿到了这个项目的所谓通行证。这是第一个小故事。

    第二个小故事叫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刑法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或者中国刑法走向世界，并不像今天我们想像的那样是一条坦途，它也差不多像西天取经路那样是有很多坎坷和波折的。1999年9月，高老师作为团长，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作为副团长，我作为秘书长，我们组成了当时可能是规模空前的一个代表团，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出席第16届国际刑法大会，那次会议其实任务非常的艰巨，就是要争办2004年北京国际刑法第17届大会。一开始还顺利，但是拿到会议资料以后我们两位老先生发现这个资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在今天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政治问题，就是材料里有两个中国的问题。因为当年台湾地区先于大陆成立了一个台湾分会，叫国际刑法协会中华民国分会，他也有十几个会员。因为这些会员多数是德国法国或者日本留学的，所以在国际上呢还比较活跃。我们到了匈牙利以后就发现了这些人，当时我们希望他们不要给我们惹麻烦。一开始没有什么麻烦，但是拿到会议资料以后发现麻烦来了，所以高老师立马说这个不行，尽管我们要和国际刑法协会建立关系开展合作，要争办北京的2004年大会，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所以他还有马克昌老师和我，与当时的国际刑法协会领导巴西奥尼主席,当时的秘书长是法国的奥登霍夫教授,我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最后他们不得不连夜对这些会议资料做处理,以此保证我们能够顺利参加布达佩斯的大会，也保证2004年的国际刑法大会能够顺利地在北京召开。这是第二个小故事。

    第三个小故事色彩稍微的缓和一些，叫做彰显智慧，广结善缘。1994年的时候我们和法兰西学院的合作课题研讨会在北京进行， 有一天早上吃早饭，高老师和戴尔玛斯·玛蒂教授面对面坐着，戴尔玛斯·玛蒂教授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她冷不丁就给高老师提了个问题，说高老师您喜欢京剧，那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法律和音乐到底有什么相通之处？高老师正埋头吃早饭，突然之间听到我翻译过去的这个问题，他脑子转了一下，马上就回答说，法律和音乐看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门类，但是二者有相通之处，法律是以文字来立规矩，而音乐是以音符、音调、旋律、节奏、和声等等音律规则来构建，二者的目的或宗旨都是要实现和谐，要让人民从中得益，让世界和平。高老师这个反应简直是太快了，我把这个意思再传给戴尔玛斯·玛蒂教授，她拍案叫绝。以后她就常常讲这个故事，说高老师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法学教育者，他也深通音律，有深厚的音乐素养、人文底蕴。也正是因为高老师有这样的一些品格，再如我们的前辈马克昌教授他在史学、诗词歌赋方面也有非常深厚的修养，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刑法学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就不再是刻板的学究形象，不再是只会记忆法律条文、解读法律条文的工匠形象，而是一个多面的立体的形象。所以后来高老师在国际上不仅讲中国法治特别是刑事法治的建设成就，也以他对京剧的这种爱好和深厚的人文修养，在国际范围里面赢得了很多粉丝。他的歌声回荡在世界各地，比如德国的黑森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南非的开普敦，等等。现在回忆起这些歌声这些画面，感觉特别的温馨！这是第三个小故事。

    最后一个我想要说的小故事，在座的可能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也有个小标题，叫做甘于奉献，鞠躬尽瘁。自从26号得到高老师去世的噩耗之后，我这两天晚上脑子里就常常有声音，既有他唱京剧的那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回声，还有一种更加特殊的声音，就是他跟我或者我追随着他在世界各地奔波的时候，他口袋里总是有一个小瓶子，里头搁了啥呢，里头搁的是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等，这个瓶子不大，大概就这么一点点，药呢也就是那么几粒，所以放在裤兜里头就会随着他走路的步频，发出沙啦啦沙啦啦的那个响声。走在大街上无所谓，有的时候比如说走到一些国外相对比较封闭的场合，比如说有些音乐会的场合，他那个声音就特别刺耳，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回过头来问他，你那瓶子里到底什么宝贝啊，怎么老是会有这个声音啊！然后他就问我是否讨厌这个声音。我说不是讨厌，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在这要稍微注意一下。他说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可是救命的啊！因为他老人家后期出国，差不多可以说是耄耋之年带病之躯，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像常人想的那么好，所以他得要带一些救急的药。所以现在脑子里想起来就是他跟着我或者我跟着他，然后我对他的唯一的识别标记就是我不用回头，我就听那个声音，后面那个沙啦沙啦的声音跟着，就说明他在附近，就在安全距离之内。

    这是一个小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因为当年高老师和我们一起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科研条件和经济不像现在的那么宽裕，那个时候他要出国买机票的钱常常是他自费的。大家想象不到，我们一般出国可能买一个机票再买一个保险即可，保险大概就一百五十块钱，但是他老人家就不一样，因为他年事已高，国内的保险公司不给他出这个国际旅游险，所以他常常要自费花高价去买这个险，比如美国的友邦保险，或者国内就有一家公司叫新华保险给他出这个保险，一次保险差不多就要三千多，这些都是自费的。

    再有一些例子说出来是否可能有损他老人家的形象？他那么大的年纪，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要坚持出去，我就问他为什么，图个什么呢？比如说没有钱他只能坐经济舱，以他那个身材，挤在经济舱那个狭小的位置里头，感觉是比较难受的，但是他怡然自得，他说要为后人铺路！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有的时候国外的接待单位没安排好，把他安排和我住一个房间，甚至有的时候到国外预定的旅馆，我们说要订一个大床，结果国外有些老式的这个旅馆里所谓的大床只有70厘米宽，还没有我面前的这个讲台宽！所以高老师曾经有一次就不慎从床上摔下来了。

    我说这些故事细节，并不是想贬损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我只是想说，老人家的这些光环，或者说他再多的头衔、名誉、鲜花、掌声，都难以掩饰奋斗者的艰辛，难以掩饰其中的曲折波折。

    今天我们送别了高老师，而高老师所开创的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事业正在进行当中。套用孙中山的一句话，叫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接续他老人家的遗愿，沿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最后，就用他老人家口袋里头的那个小药瓶里所发出的沙沙声，来缅怀先驱者，激励后来人！

    谢谢大家！

（作者：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附录：

致敬｜高铭暄：激荡在刑法大江大河里的98年，不枉此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尽快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党中央决定从全国重点院校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送往国外读书，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卢建平是其中之一。

    1983年，卢建平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研究生（刑法学专业），由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的高铭暄与王作富二位老师代招。

    送学生出国前，高铭暄总是再三叮嘱，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对卢建平也不例外。

    “在国外那几年，经常跟高老师有一些书信来往，一方面交流国内法学界特别是刑法学界的新动向，另一方面就是关心我的学业，特别是等我博士快要读完的时候，他就希望我马上回来，最好能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人大。”2019年7月17日，卢建平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说道。

    卢建平学成回国后，最初并没有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而是出于照顾年迈父母的考虑回到浙江，进入浙江大学工作。但是，高铭暄依然很高兴，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信守承诺回来报效祖国，再则，浙江大学也曾是他的母校。

    1992年，卢建平在法国做访问学者时，与巴黎大学刑法学教授戴尔玛斯·玛蒂商议，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法两国学者合作开展一项刑法方面的研究项目。这便是中国和法国在刑法科研领域的第一次合作，高铭暄是中国一方的项目负责人，戴尔玛斯·玛蒂是法国一方的项目负责人。

    这一项目的科研成果体现在《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系列出版物之中，这套在20多年前以中文、法文出版的著作，已经涉及洗钱、克隆人、器官移植、人体试验等在今天依然是很前沿的一些话题。

    更重要的是，这一项目推动了中国和法国两国法律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卢建平介绍，从1997年开始，中国每年遴选十几位青年才俊到法国留学深造，这一最初叫作“法国法项目”后改为“欧洲法项目”的人才工程至今已持续了20余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者。

    一直以来，高铭暄与卢建平亦师亦友，亦父亦子。

    1999年，浙江大学进入四校合并的关键时期，远在欧洲访学的卢建平写信给高铭暄，讲述自己的苦恼以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高铭暄给他回复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此时正在筹备中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在全国物色骨干人选，卢建平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了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的工作，也为了推进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高铭暄与卢建平几乎用脚步丈量了法国巴黎的大街小巷。

    在国外，高铭暄对卢建平的依赖更多一些。卢建平不仅是高铭暄的翻译，而且是他的导游、陪读。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两人总是尽量少坐车，多走路。

高铭暄与卢建平（左）1996年10月9日在法国的合影

    一老一少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我的印象特别深。

    他老人家走路的步子不是很快，裤兜里装了一个小药瓶，药瓶里头装着速效救心丸，好像还有丹参滴丸，大概有两三种药。

    那个瓶子里面没有装满，仍然有空隙，药丸就在瓶子里转，发出沙啦啦、沙啦啦的响声，这个声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这个声音在，就说明他跟在我后头，如果听不见了，那就是落得比较远了。

    我曾经问过他，“这个声音您习惯了？”

    他回答说，“有什么不习惯，你是不是有点不习惯？”

    我说，“我也挺习惯的。”

（以上内容摘录自“麦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