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几代人心目中刑法的样子

——追忆“人民教育家”高铭暄先生

张 磊

  2026年2月26日，得知敬爱的高铭暄老师去世的消息，心中无限悲痛，万般不舍。看着办公室书桌上摆放的高老师的著作，对面走廊上悬挂的高老师获得“切萨雷·贝卡里亚奖”的照片，泪水模糊了双眼，脑海中不时浮现出高老师的慈祥笑容和伟岸身影，以及和高老师相处的种种往事。

他是几代人心目中刑法的样子

  最早知道高老师是近40年前，那时候我在读小学，母亲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家中有一本《刑法学》教材（1982年出版），上面密密麻麻作了笔记。所以，还不知道刑法是什么的我，就已经记得封面上的主编高铭暄三个字。从那时候起，高老师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虽然当时还不具体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已经知道这个名字是和刑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大学时候正式学习了法律，有机会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高老师的照片，身姿挺拔、满头白发、正气凛然、气宇轩昂，突然觉得这就是刑法教授应该有的形象，和我心目中刑法的形象完全吻合。再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年代，高老师的这本《刑法学》是当时我国唯一一部统编刑法学教材，不仅是很多人学习刑法的第一本书，也很可能是他们一生唯一接触的刑法学书籍。此后高老师又出版了《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刑法专论》，大红皮《刑法学》等一系列影响巨大的著作，成为几代人学习刑法的必读书籍。多年后我进入北师大从事刑法学教学工作，回到故乡，家中的一些长辈、亲戚朋友们问起工作情况，我有时候解释一通说不明白，干脆就说：就是高铭暄老师从事的那个专业。不需多言，他们一下就清楚了。在他们心目中，高老师就是刑法，刑法就是高老师。从1982年出版的《刑法学》开始算起，近半个世纪以来，高老师实际上代表了几代人心目中刑法的样子。

他是人大的，也是北师大的

  高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科院）的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在北师大指导博士生，给博士生上课。高老师全程参与了刑科院创立、成长和发展，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要学术活动。自从2007年我到北师大工作以来，学院的全体会议或者重要会议，高老师都会参与。除了是刑科院名誉院长之外，高老师还是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先后担任《刑法论丛》的主编和学术顾问，而北师大刑科院又是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秘书处和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秘书处的所在单位，以及《刑法论丛》编辑部的所在单位。所以除了学校日常教学科研工作以外，研究会和编辑部很多工作也都需要高老师的指导和参与。因为高师母在北师大工作，所以高老师就居住在北师大家属院，已经60余年。那是北师大家属院靠近北门的一栋红色小楼，距离刑科院所在的办公楼直线距离不过一两百米。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高老师的话，不出北师大就都能够找到。甚至有时候人民大学的师生要来拜访高老师，还会问北师大这边高老师家在哪里。所以在我和同事们心目中，几乎已经把高老师当作北师大自己的老师。我回家路过高老师家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看向那栋红色小楼，看看家里的灯亮没亮，高老师有没有从楼里出来。带领外地的朋友参观北师大校园的时候，也会专门强调，高老师就住在这里。因为高老师在这里，似乎这栋楼也成为了我们的骄傲，成为了大家脑海中对于高老师的重要记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高老师有很多生活工作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这些后辈产生了深远的印象。我刚进入北师大工作不久，有一次和赵秉志老师一起在外面开会。赵老师坐在会议的主席台，我坐在会场后面听与会者发言。会议中赵老师一边写着什么一边远远地看着我，在空中向我做出了写字的姿势挥一挥手。开始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连续挥动了两遍，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不是需要笔，就悄悄走过去递给他一支笔，结果他小声但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光听，还要记啊！”我脸一红，赶紧跑回来掏出本子，认真记录会议发言。会议结束后，赵老师对我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重要的知识点要学会随时记录，才能够记得更深，你看高老师每次开会都认真记录，他早年参加刑法修订的历次会议，都是因为这个习惯，才留下了珍贵的刑法史料。高老师很早就告诉我们要学会记笔记。”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是当它具象化到两个刑法大家身上的时候，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和价值。后来我也注意到，高老师、赵老师的确每次参加学术活动都有随手记录的习惯，记录的内容可短可长，但都字迹工整、条理清晰，主要包括会议的主题、时间、地点、参加人、主要观点等内容，这些记录经过整理后都成为刑法学发展的珍贵记载。在高老师的办公桌上，也经常看到他在笔记本上亲笔书写的会议记录、发言要点。赵老师作为中国专家证人先后应邀前往加拿大移民法庭就赖昌星遣返案和前往美洲人权法庭就黄海勇引渡案作证的时候，在自己作证的同时当场手写记录下法庭各方对专家证人所提问的问题，回来后经过整理，成为我国专家证人赴海外法庭出庭作证的宝贵一手研究资料。

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在北师大刑科院举行的各类学术活动中，高老师是最为积极的一个，也是参与最为充分的一个。在很多次会议中，高老师经常会被安排在会议开幕式致辞，或者在闭幕式总结。而我本人更希望听到他最后作总结发言。因为在听了一天会以后，我往往已经困倦不堪、昏昏欲睡，体力和脑力都已经到了极限。但是只要高老师开始发言，就会听到那句洪亮的开场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声音高亢响亮、吐字清晰、中气十足，明显比其他发言者的声音高出几个维度，这时会场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我本人也会瞬间清醒、精神振奋，脑子也会不自觉地高度集中，认真听完高老师条理清晰、概括精当的总结发言。对于一些会议中没有听清，或者因为争议而产生疑惑的问题，也因为听高老师的总结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也正是受高老师的启发，刚入教职的我逐步形成了一个认识，就是讲课一定要声音洪亮、吐字清楚、条理清晰，才能让听讲者能够听得清楚，准确理解你想表达的内容。

雄赳赳、气昂昂

  高老师在北师大家属院住，他经常步行到北师大后主楼18层的办公室来，所以常常能够看到他昂首挺胸，斜挎黑色公文包，雄赳赳、气昂昂走在校园的场景。他步伐不是很快，但是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矫健有力，一步一个脚印。每次看见高老师的身影，我总会快步走向前去问候两句，跟着他到办公室或者回家。当我想要帮他背着包时，他总是用手挡开我伸过去的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他似乎从不觉得自己老，从来都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路上，他也经常会问起我的工作情况，上了什么课，写了什么文章，学院最近有什么会议或者活动，孩子多大了等等。我也会抓住时机就一些工作或者学术上的问题向他请教。在跟着他走到他家楼下后，因为他家在二楼，没有电梯，楼道昏暗狭窄，他又背着沉重的书包，所以每次我都提出送他上楼，但是他总是婉拒并且大声说，你放心，我能行！然后摆摆手转身上楼。好像如果我再坚持，就太不信任他了。这时候，我也只好目送他离去，但是在他上楼之后，我也都会在楼下静听等待，等他开门进屋后再行离开。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疫情快要结束的某个下午，我去高老师家向他汇报一项工作并请他签字，由于特殊时期，高老师年事已高，我不敢久留，汇报完毕之后就准备离开。但高老师并没有因为是疫情期间我的到来而有所排斥，而是让我坐下来，询问我的近况，慢慢攀谈起来。他除了对我进行鼓励以外，还说起他近期正在整理自己的学术资料，为高铭暄学术馆的开馆做准备，感叹道这可是一个“大工程”，由于资料太多，放在多个地方，有时还会去办公室。说起学术馆的定位、未来的发展、如何举办学术活动，怎么参与司法实践，要重点关注哪方面问题等等，不慌不忙，娓娓道来，不仅充满对学术馆开馆的期待，还饱含着对学术馆未来在推动刑法理论研究、培养更多刑法人才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希望。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家人过来打断了我俩的交谈，我才赶紧告辞出来。下楼之后，我看了看时间，发现已经聊了将近2个小时，这期间主要是他在说，我在听，在言语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他对于年轻刑法学人的关心和鼓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于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满心期待。我在满怀感动、备受鼓舞的同时，也默默祝福高老师能够永远康健，早日完成他心中的事业！

  高老师走了，但他还在我们身边！永远想念高老师，想念那个雄赳赳、气昂昂带领我们阔步走在法治大道上的身影！

（作者简介：张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