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写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追思高铭暄先生

袁 彬

   2026年2月26日，我们敬爱的高铭暄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都深感悲痛！高老师是“人民教育家”，是杰出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的一生“立言立德立功”，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高老师拥有很多的头衔和称呼，但对我而言，高老师的如下几个称呼或者关联词却最让我感到亲切、敬佩并值得终生铭记：

   “我们的名誉院长”

   高老师是在2005年8月北师大刑科院成立时开始担任刑科院的名誉院长，至今已经超过了20年。与其他许多“名誉院长”不同，高老师的“名誉院长”并不是停留在“名誉”上，而是全身心地投入。

   北师大刑科院成立之初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包括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国内外学术访问与交流、撰写研究咨询报告、出版著作等，逐渐形成了“应用性”“国际性”两大特色，成为了国内刑法学研究的重镇。尽管学术活动很多，但我印象中，高老师几乎参加了北师大刑科院的所有重要学术活动，而且一直是最认真最积极的那一个：在会场上，他永远是那个听会最认真、坚持时间最长的人；在学术交流中，他永远是那个身形矫健、交流活跃的人；在咨询报告文稿上，他永远是一字一句从头改到尾、不放过哪怕一个标点符号的人……

   我至今记得，高老师为了会议上的发言，头一天晚上手写发言稿，写到凌晨二三点才睡，但第二天他又精神矍铄地参会、声如洪钟地发言。而在我的记忆里，这绝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性的。高老师对学术活动的这种执着、认真精神感染了很多人。对于北师大刑法学人而言，高老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在与人谈到高老师时，我们经常无比骄傲地说：“高老师是我们的名誉院长！”

  “北师大家属院”

   由于师母是北师大的老师，高老师一家住在北师大家属院。那是一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子，只有四五层高，高老师住在二层。房子面积不大，有三个房间但只有一个很小的厅。其中一个房间被用作书房和接待，但摆满了书，活动的空间很小。但就是这么简陋的房子，高老师并不讲究，一住就是几十年。不过，对于我而言，高老师住在北师大家属院有两个好处，一是拉近了我的心理距离，觉得高老师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边；二是拉近了我的空间距离，找高老师比较方便。

   我找高老师一般都是先打电话与他约时间。他家的电话不太好，里面总是有嗡嗡的声音，我怕高老师听不清，就会提高音量，但他总是能听清。然后，高老师就会说要找他的本子看什么时间有空。高老师的作息和一般人不同，因此我常约中午或者晚上的时间。有一次跟高老师说完事准备走，高老师又拉住我问了刑科院的许多情况，他很关心刑科院的发展。还有一次谈完事我准备走，高老师拉住我说他有一张老照片，由于时间长了，里面有些人他想不起来是谁，然后我就根据高老师提供的有限线索，用手机上网查证，到晚上快12点，还是有一个人没弄清楚是谁，但高老师觉得已经查到了几个很不错，很满意。

   “我们的高老师”

   高老师在北师大刑科院除了担任名誉院长，还是刑科院的特聘教授、北师大“京师首席专家”。他在北师大不仅给学生上课，还曾长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除了自己带的学生，高老师对青年教师的指导也很多。我记得有一次要提交一个研究咨询报告，是由几个人分别撰写，但由于每个人写作习惯不同，我统稿时也没有统得很彻底，高老师看后提了一大堆意见，并勉励我们要认真。那时高老师已经80多岁了，我们都觉得很羞愧。慢慢地，我们对写作也越发认真，写作习惯也越来越好。

   由于高老师名气大，我们有书要出版时，会想到请高老师写序，以提高书的影响，但又担心自己的书写得不好，就不好意思找高老师写序。对此，高老师总是鼓励我们不要怕写得不好，能写出来就是进步。我有一本书在几年前已经请高老师写了序，但因书的题目问题一直未能出版，后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现在终于能够出版了。目前这本书已经下印厂，但遗憾高老师再也看不到了这本他作序的书了（这也有可能是高老师写序的最后一本书）。

   高老师帮助学生、青年教师的事情比比皆是。学生们、青年教师们都把高老师当作自己的亲老师，都说他是“我们的高老师”！

   高老师是法学界“大先生”。他誓言“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一生以“为国铸刑典、为法治育人才”为己任，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大写的人”的荫庇。高老师80多岁、90多岁的时候，大家都称他为“80后”、“90后”。在我们眼里，高老师的身体一直很好，且头脑清楚、思维清晰，我们都坚信他能活到100多岁，成为“00后”。只可惜天不遂人愿，如今那个“大写的人”走了，我们永远也看不到属于“00后”的高老师，都感到无比悲痛！

   希望高老师一路走好！高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简介：袁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