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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同一案件的认定

褚晓囡

【摘要】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同一案件的认定以实体法中的罪数为依托,只要特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可以评价为单纯上一罪、实质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即认定为同一案件,这一将程序法与实体法混为一谈的方式不具有合理性而且使得案件的审理范围难以确定,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随着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的罪数理论被重构,同一案件的认定逐渐从以罪数为标准转向自然的历史进程说。
【关键词】 同一案件;罪数;自然历史进程说

  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任何诉讼都需要解决诉讼的客体是什么以及范围大小的问题。刑事诉讼,乃为确定具体的刑罚权于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实而进行的程序{1}267。刑事诉讼客体即特定被告的特定犯罪事实,在我国台湾地区,理论界将刑事诉讼的客体称之为“案件”[1]。因此同一案件的认定就是诉讼客体的认定问题,也就是被告人和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我国台湾地区同一案件认定规则
  传统观点认为,刑事同一案件的认定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作为刑事诉讼客体的案件事实范围的认识,二是同一诉讼程序的先后以及不同程序中对作为刑事诉讼客体案件事实的比较和区分。前者称为单一性,后者称为同一性。
  (一)单一性的认定
  单一性是从诉讼特定的时间点来观察诉讼客体是否为一个。对于单一性的认定,我国台湾地区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以罪数即刑罚权的个数为判断标准。这是因为案件是以刑罚权为具体内容的,案件是否单一应当以其在诉讼上为审判对象之具体的刑罚权是否单一为断{2}87。单一性的认定在诉讼法上产生不可分的效果,如果检察官对犯罪事实的一部进行起诉,效力及于全部。
  1.被告单一的认定
  被告单一就是人的单一,判断被告单一以人数为准即可。不论是多人共犯一罪还是多人共犯数罪,在诉讼法上仅是相牵连案件,虽然通过一个程序处理也并非一个案件,而是数个案件{3}136-137。因此对共犯案件,如果检察官仅对共犯中的一人或者数人起诉,起诉的效力并不及于其他被告人,法院不能以相牵连案件为由对未被起诉的共犯一并审理。
  2、犯罪事实单一的认定
  犯罪事实的认定以罪数为标准。通说认为罪数的认定应当采取犯罪构成要件说:基于一个犯意而为一个行为,侵害一个法益,实现一个法定犯罪构成要件者即为一罪,实现两个以上法定犯罪构成要件者即为数罪{3}138。也就是说判断犯罪事实是否单一应当按照是否符合犯罪构成为标准,该当一罪就具有单一性。此处的一罪不限于单纯的一罪,对于实质上一罪,如接续犯、继续犯、结果加重犯,在实体法上仅构成一罪,不可分割,属于单一犯罪事实;对于裁判上一罪,如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等,虽然可能存在数个犯罪行为,但是法律规定将其作为一罪处理,应当认为犯罪事实具有单一性。
  在实践中,同一个诉讼程序中可能会处理数个犯罪事实,如数罪并罚和单纯数罪,这只是基于诉讼经济等因素的考量将数个犯罪事实放在一个程序中处理,不能认定为只有一个犯罪事实。
  (二)同一性的认定
  同一性是从前后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来观察客体是否为一个。与单一性不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界对于同一性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认识。陈朴生教授认为案件的同一性侧重于不同程序的比较,“在同一诉讼中,其起诉效力及审判之范围如何,应视案件是否具有单一性而定,但在不同诉讼中,因诉讼系属先后不同,该案已否起诉,曾经判决确定否,则应视其是否同一”{2}91。而蔡墩铭教授则认为,不仅不同的诉讼程序之间涉及同一性的问题,在同一案件的前后也涉及同一性的问题,“自诉讼系属开始至诉讼系属终结两个时间予以比较,如案件前后同一者,称为案件同一性”{3}。蔡墩铭教授的观点更为全面。
  1.被告同一的认定
  如果被告为同一个人则是同一案件。比较同一程序的前后和不同程序中的被告是否为同一个,首先需要解决被告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理论上存在三种学说:表示说认为起诉书中所指为被告之人应以起诉书上所记载的被告人为准{3}151;行为说认为起诉书所指被告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诉讼行为所指的对象{3}150;意思说认为起诉书所指被告应以检察官的意思为准,以检察官实际上欲使其成为被告,为该案的被告{3}152。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中采表示说,被告同一的判断应当以起诉状所指向的作为被告的人即刑罚权的对象为标准,而不需要考虑被告与起诉状所写的被告姓名是否同一以及实际的犯罪人是谁。
  2.犯罪事实同一的认定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理论中,犯罪事实同一存在两种情形:事实上的同一和法律上的同一。
  事实上同一是指同一诉的不同发展阶段或数个诉中所指称的作为刑罚权对象的客观事实是同一的{4}。判断事实上同一的标准存在多种学说,“基本的事实关系同一说”曾占据主流地位,后逐渐被“诉之目的及侵害性行为之内容说”所取代。基本的事实关系同一说强调只要在同一诉讼中起诉的事实和审判的事实或不同诉讼中所分别指称的犯罪事实,基本的社会事实关系是相同的,即可认定为犯罪事实同一,“即使犯罪之时日、处所、方法、被害物体、行为人人数、犯罪之形式(共犯样态或既遂样态)、被害法益、程序及罪名虽有差异,但于事实之同一性并无影响”{2}93-94。诉之目的及侵害性行为之内容说主张,同一性的判断应当以原告请求确定其具有侵害性质社会的事实关系为准,“经原告择为诉讼客体之社会事实关系,基于空间上与时间上构成紧密相关的事件过程,其行为本身、行为客体与行为手段及侵害目的间,都是一个相同的历程与具体事件,才属同一犯罪事实”{3}160。数个不同诉的犯罪事实虽然社会的事实关系相同,但是如果诉的目的和侵害性行为的内容不同,则不具有同一性。
  法律上的同一认为,裁判上一罪和实质上一罪中行为人可能存在数个行为,但是法律将其认定为一罪,仅有一个刑罚权,如果该数个行为在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被分别提起诉讼,虽然在事实上是不同的案件,但是刑罚权在法律上具有不可分性,仍然属同一案件。因而起诉一部分犯罪事实,效力及于全部,该部相同的基本事实,仍构成同一案件之事实。如果对未起诉的犯罪事实通过另外的程序进行追溯属于重复追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综上所述,实体法上构成一罪,在诉讼法上就是一个案件,即使该行为事实可以分为数个动作,诉讼法上仍是一个案件不能分割{5}。另外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单一性和同一性是诉讼客体认定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静态的考量,一个是动态的判断。具体的认定均从被告人和犯罪事实出发,采用同样的标准,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单一性完全可以被同一性所吸收,因此以下将不再分开说明。
  二、传统规则的困境
  前述以人数认定被告,以罪数来认定犯罪事实的方式逐渐演化成两个公式:
  公式一:实体法一罪,诉讼法为一诉讼客体,审判上不可分割{6}。即实体法中的实质上一罪或者裁判上一罪在诉讼法上被看做是一个犯罪事实,若一部犯罪事实被起诉,起诉的效力要及于全部的犯罪事实,即使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没有记载,法院可以根据该规则对未在起诉书中列明的事实进行审理裁判。
  公式二:有罪与有罪之间,始生不可分{7}104。起诉事实和未起诉的他部事实之间存在不可分关系,一部犯罪事实被起诉,及于他部犯罪事实,但是这一效力的前提是起诉事实与他部事实在最终的裁判结果中均有罪,否则两者之间不具有不可分关系,对一部分的起诉效力并不能及于其他部分。
  以实体法为标准认定诉讼客体,以有罪作为认定不可分性的前提,这一做法完全是以实体审判结果倒推程序的处置方式,不仅存在理论上的难题,而且导致了实务上的困境。
  (一)合理性存疑
  根据公式一,对一部犯罪事实判决的效力及于他部犯罪事实,基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他部犯罪事实因为一部犯罪事实被裁判有罪而产生了禁止再诉的效力。在连续犯的情形下,行为人数次的行为可能会因为一次行为被判有罪而剩余全部行为禁止再诉,在其他实质的一罪和裁判的一罪中,同样也会出现因为轻罪被诉而产生禁止再诉的后果,事实上导致了既判力的扩张。这种既判力的扩张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将实质上一罪和裁判上一罪中存在数个自然事实的行为认定为一个行为,并非合理。而且,连续犯的每一次行为都可单独构成犯罪,并没有不能分割起诉审判的道理,将审判的范围及于其他的犯罪事实与将其他事实分开审理并没有任何差异,刑罚轻重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量刑来解决。
  另外,不告不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未经起诉者起诉法院不得审判,这也就意味着起诉范围的大小决定审判范围的大小,而反观第二项公式,有罪与有罪之间,始生不可分,有罪与无罪是裁判结果,而案件事实是否可分是在起诉时就应该确定,第二公式事实上是以审理结果来确定起诉的范围,由“理”的结果推导“告”的范围颠覆了不告不理这一基本的控诉原则。
  (二)不具有可操作性
  单纯的一罪只对应一个自然事实过程,审判范围很容易确定,但是实质上一罪和裁判上一罪可能包含多个自然事实,以罪数来认定同一案件,审判范围难以确定。以连续犯为例,在新“刑法”实施之前,我国台湾地区实务界对连续犯的认定标准很宽松,认定时间跨度很大,在认定的时间跨度下,行为人到底实施了多少行为,有多少行为是“检察官”没有起诉的均无从确定,由于审判不可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当检察官起诉时,“法官”自己都不知道审判的范围有多大。另外即使“检察官”仅对一部犯罪事实起诉,在审判中发现了他部犯罪事实并函请法院并案审理,也无法确定法院审判范围。因为他部的犯罪事实是否在审判的范围内要取决于最后的审判结果有无有罪(已起诉的一部犯罪事实)与有罪(他部犯罪事实)的不可分关系{7}108,这也就意味着在审判期间,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都不知道审判范围的大小,以及他部的犯罪事实是否在审理范围。
  从程序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推理方式也不具有可行性。刑事诉讼的进行有时间顺序的要求,所以才是由“告”的范围决定“审”的范围。起诉的效力范围应该在起诉时确定,不可能在整个审理程序中都悬而未决,直到宣布判决结果时再来论断。而且一审结束后可能会有上诉,有罪无罪的认定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连带的起诉和审判的效力范围也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在判决确定前任何诉讼实体都不知道起诉和审判的效力有多大{1}284,这是相当荒唐的。更荒唐的是根据第二公式,法官可能一方面审理该部分,但同时又说该部分不在审理范围,岂非彼此矛盾{7}107?
  (三)存在例外情形
  即使规定实体法一罪在诉讼上是一个客体不可分割,在一些情形之下,还是会分割处理。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5年度台上字第1645号判决[2],连续犯既判力所及的范围仅及于最后审理事实法院判决宣告日,即已经宣告的判决效力及于在判决宣告日以前发生的事实,而不能及于法院判决宣告后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对于判决宣告后发生的事实可以进行新的起诉和审判,这事实上是间接承认了在连续犯的情形下,对于连续行为在既判力时点之后的行为,审判上必须分开审理。除连续犯,接续犯也存在这一问题,说明确定犯罪事实诉讼法应当有自己的考量标准,不能完全复制实体法{7}106。
  (四)检察官滥行并案
  在实务中,如果检察官仅对一部犯罪事实知情而针对此部犯罪事实起诉,在审判中发现他部犯罪事实,可以对未起诉的他部犯罪事实声请法院并案审理,他部的犯罪事实由法院来承担侦查工作。这一做法给检察院创造了推卸职责的机会,即使知道完整的案件事实,但是仅对一小部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并起诉,在审理中再对他部事实声请法院并案审理,这样就把大量的侦查工作推给了法院。检察官滥行并案的结果就是,法官承担大量的侦查工作,严重混淆检法在刑事诉讼结构中的角色划分,威胁刑事诉讼的三方结构的平衡。
  三、同一案件认定规则重构
  随着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正式废除了牵连犯和连续犯,传统案件理论的困境减少,但是上述问题并不会因此而自动解决,因为这些问题同样困扰某些想象竞合犯以及所有所谓包括一罪或集合犯类型。而且传统规则在台湾理论和实务界大行其道几十年,完全是建立在罪数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连续犯和牵连犯的废除,罪数理论被重构,同一案件规则体系也会随之崩塌,要想真正解决上述困境必须打破以罪数论认定犯罪事实的固有标准,构建新的认定规则。
  (一)罪数不等同于犯罪事实
  我国台湾地区传统的案件理论一直以来将第一公式认定为公理,其理论基础为何并无说明{1}280,理论界甚少有人探讨罪数和犯罪事实这两个概念是否存在差异,将两者等同是否具有合理性。事实上,罪数和犯罪事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价值功能不同。实体法上的罪数概念着眼于犯罪的法律评价,强调罪刑相当;而诉讼法上的犯罪事实概念的功能在于控诉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实体法上的罪数不能等同于诉讼法上的犯罪事实。
  犯罪事实这一概念的首要功能是实践控诉原则,该原则要求起诉和审判由检察院和法院分别行使,法院审判的范围以检察官起诉的范围为限,未经起诉的事实,法院不能主动审判,由此将法官局限于被动的角色,保证了法官的客观性。刑事诉讼借助犯罪事实的概念划定了什么是被告被诉的范围以及审判活动的界限{7}113。另一方面法院在检察官起诉的范围之内有查明案件真相的义务,也说明检察官起诉的是犯罪事实本身,而不是犯罪事实的法律评价,而罪数是对犯罪事实的法律评价,两者的基本内涵相冲突,不能直接将两者等同。
  探讨犯罪事实同一性也是在维护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国家对特定被告人的特定犯罪事实只能产生一次刑罚权,一旦针对该事实的实体判决生效,无论结果有罪还是无罪,法院均不能再次追诉。一事不再理的用意是在于同一案件的禁止双重处罚,保护被告免受无穷的诉讼争端,因此需要考虑的是此事和彼事是否存在不可分割、不宜分割的关联性以及一并审理的可能,这种关联性和一并审理的可能性才是既判力从此事扩张到彼事的正当性基础和前提{7}114-115。与一事不再理相比,罪数问题“从一重处”或“数罪并罚”更多的是出于罪刑相当的考虑。因此只有坚持一事不再理原则,让认定同一案件的标准回归到犯罪事实的本质功能上来,才能避免传统的规则之下的毫无审理可能但却产生既判力的问题。
  综上,刑事诉讼中的犯罪事实概念等同于法院的审理范围,也等同于禁止再诉的范围;而实体法中的罪数的目的在于维护罪行相当,往往已经混同法律的评价在内,两者之间是不能等同的{1}291。
  (二)犯罪事实:自然的历史进程
  犯罪事实概念的大小决定着法院审理的范围,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必须审慎地进行,同时应当与控诉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目的相符合。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自然地历史进程说,认为诉讼法上的犯罪事实是指依照自然观察而来的一个具体的生活事件,即某个单一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过程得以和其他相类似的或相同的历史进程相区别,并且被告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已经或应该实现了某个构成要件{1}291-292。
  自然的历史进程说强调行为的自然意义是否完整。从横向来讲,行为人的行为时间上持续,在空间上包含数个动作,如果将行为人举止的整体历史进程评价为两个事件,将会产生不自然的割裂,难以完全分离开来,就应当认为该行为整体属于同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即同一个犯罪事实。因此判断构成一个犯罪事实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举止间紧密的事理关联性。从纵向来讲,为了达到确定审判标的进而确定禁止再诉范围的目的,必须将该自然历史进程特定化,特定化的标准包括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客体以及侵害目的,同时应当考虑受保护的法益以及法益的持有人,以区别出相同和不同的历史进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形成一种紧密的关系,行为本身、地点、行为(被害)客体以及侵害目的也有明显的不同,就应当认定为两个历史进程。对后一个历史进程进行追溯,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自然的历史进程说是从行为本身出发来认定何为一个犯罪事实,强调自然意义的行为概念,不涉及法律评价,犯罪事实和罪数之间会出现不统一。例如酗酒驾车并随即肇事后逃逸,在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构成两罪,但是两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构成一个紧密关联的生活过程,可以认为属于一个犯罪事实。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的强盗结合犯[3],甲强盗乙财物,并掳掠丙带至他处强制丙性交的情形,从行为时地的分隔、行为对象的差异及截然不同的攻击目的与受害法益,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历程,但是实体上构成一罪{7}122。罪数和犯罪事实不统一的情形并不会在刑事诉讼中产生问题。对于前一情形,如果检察官仅起诉酗酒驾车的犯罪事实,起诉后仅需要将肇事后逃逸的事实函请并案审理,而不需要追加起诉,法院通过变更法条程序可以对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进行审理{7}121。对于后一情形,如果检察官仅起诉强盗事实,效力不及于后段强制性交的事实,审理中知有后段事实可以追加起诉,若没有追加,对于强制性交犯可以再诉,法官可以在法定刑度之内对量刑进行调节,使最后的刑罚趋近于实体法的评价{7}122。
  自然的历史进程说遵从自然意义上的一个行为的实质,以此为标准判断犯罪事实是否同一,符合人的客观认识和感受;该说是一种自主性的解释,不受法律评价的制约,检察官起诉后,法院即可基于起诉书所描述的犯罪事实判断起诉的范围进而界定法院的审理及判决范围,不会发生时序颠倒的问题;最后,该学说不建立在任何其他的理论之上,不会因其他理论的体系混乱而受到干扰。
  四、结语
  传统的同一案件认定规则将犯罪事实的概念等同与罪数,以罪数理论为依托来认定犯罪事实忽视了犯罪事实概念在控诉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独立价值,导致的结果就是案件的审理范围难以确定,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刑法”中的罪数理论被重构,也推动着对传统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自然的历史进程说以完整的自然历史进程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标准,克服了传统认定规则中的弊端,同时也符合人的客观认识和感受,更具合理性。但某种程度上讲该学说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标准。由于人类行为表现方式的多样性,所有可能纳入刑法评价的行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审理对象,想要找寻具体的可以适用于所有案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并不现实。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事实,自然的历史进程说的标准如何进一步具体化,还需要在实务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1]我国台湾地区理论界认为,刑事诉讼包含两面性,即实体面和程序面,实体面是指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具体刑罚权关系,即刑事诉讼的客体,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案件;程序面是指为确定刑罚权而进行的诉讼关系,称之为诉。
  [2]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5年度台上字第1645号判决:“刑事诉讼法”第302条第一款规定案件等径判决者,应谕知免诉之判决,系指同一案件,已经法院为实体上之判决确信而言。此项原则关于实质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固均有其适用,但此种情形,在连续犯之场合其既判力之时点,应以最后审理事实法院之宣示判决日为判断标准。亦即在宣判日以前之事实,视为确定判决效力所及;若遭最后审理事实法院宣示判决之后,始行发生之事实,既非法院所得审判,即为该案件之既判力所不及。
  [3]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被告实施强盗行为,掳掠盗所之人(即使不是强盗行为的被害人),离开强盗现场而强制性交,也同样构成强盗结合犯。
【参考文献】 
  {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总论篇)[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
  {2}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M].台北: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81.
  {3}张丽卿.刑事诉讼法理论与运用[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
  {4}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105.
  {5}张小玲.刑事诉讼客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22.
  {6}胡开诚.刑事诉讼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3:67.
  {7}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褚晓囡,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文章来源】《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更新日期:20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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