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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法中的合规计划及其启示

万 方

【摘要】 美国刑事立法将合规计划规定为影响犯罪企业刑事诉讼与刑罚裁量的法定因素。合规计划将刑法威慑力转移至企业内部,将刑法外部治理贯彻落实到企业内部,并通过免予或暂缓刑事追诉、减免罚金等举措鼓励和引导企业构建旨在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违法犯罪的机制。借鉴美国合规计划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我国应发挥企业在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我国企业犯罪刑事法治科学化,从而为我国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全文】 美国;合规计划;刑罚裁量;诉讼裁量
 
  在美国刑法中,作为对犯罪企业提起刑事诉讼、进行刑事责任判定和刑罚裁量的法定因素,合规计划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犯罪的预防、发现和惩处。实践中,合规计划将刑法的威慑力由企业外部贯彻落实到企业内部,不仅缓解了刑法外部治理的压力与负担,而且有效预防并制止了企业内部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避免企业因非理性的刑事干预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积极倡导为企业(家)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呼吁我国引入并建立合规计划制度。在此背景下,研究美国合规计划,学习借鉴其成熟经验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合规计划的渊源与要素
  合规计划源于美国。自19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业首次提出“合规”以来,合规便开始进入银行金融业风险监管、企业内控机制与企业犯罪预防及规制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中。1991年美国《联邦组织量刑指南》将合规计划引入刑事司法领域,合规计划的基本含义、法定要素与标准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同时,合规计划逐渐由最初的金融监管领域的风险监管措施转变为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违法犯罪的企业内控机制。
  (一)合规计划的内涵与渊源。为解决个人量刑与组织量刑差异的问题,1991年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在1987年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基础上颁布了《联邦组织量刑指南》,明确将合规计划规定为联邦对企业进行量刑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依据《联邦组织量刑指南》规定,合规计划是指用于发现并预防企业内部犯罪的内部控制机制。[1]根据规定,如果企业因其代理人违法被起诉定罪,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使企业减轻刑罚。[2]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检察官手册》的规定,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及企业在执法调查中与执法机构的合作配合是检察官决定是否对一家企业提起诉讼或者协商认罪协议的重要因素。[3]通过美国《联邦组织量刑指南》与《美国检察官手册》的立法规定,合规计划被正式引入美国刑事司法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企业提起刑事诉讼、进行刑事责任判定和刑罚裁量的法定因素,广泛应用于企业犯罪的预防、发现与惩处活动。
  (二)合规计划的要素与标准。一般而言,合规计划的基本要素包括执行机制和检举人保护措施的书面行为守则、向员工传达该行为守则、监控审计系统、违规行为的检举系统,以及企业高层运用行为守则监管合规计划。[4]作为对犯罪企业提起刑事诉讼、进行刑事责任判定和刑罚裁量的法定因素,实践中检察官往往需要对企业合规计划的设置和实施状况进行评估,从而展开对企业的诉讼与量刑活动。为方便检察官对企业合规计划的实施状况进行评估,除了基本定义外,《联邦组织量刑指南》还规定了企业构建有效的合规计划的七项具体标准:(1)企业应建立合规政策和标准,以防止犯罪行为发生。(2)指定企业高层人员监督合规政策和标准。(3)企业不得聘用在尽职调查期间了解到具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高管。(4)向所有员工有效普及企业的合规政策和标准,如进行员工培训。(5)采取合理措施,以实现企业标准下的合规,例如利用监测、审计系统来检测员工的犯罪行为,建立违规举报制度,让员工举报可能的违规行为。(6)通过适当的惩戒机制始终严格执行合规标准。(7)发现犯罪后,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来应对犯罪行为,并预防类似行为发生,如修改完善合规计划。[5]《联邦组织量刑指南》规定企业构建有效合规计划的七个标准,不仅为企业构建合规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也为检察官进行起诉与量刑时评估合规计划的真实性与有效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客观标准。在具体实践中,企业内部有效的反腐败合规计划的标准和特征均是依据和参照美国《联邦组织量刑指南》规定的基本标准而展开建构的。
  二、合规计划的功能与定位
  (一)预防企业内部犯罪。作为企业内部主动实施的旨在发现、预防和制止内部犯罪行为的内控机制,合规计划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预防企业内部犯罪。实质上,企业犯罪内部预防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与自我约束,《联邦组织量刑指南》规定的合规计划的七项法定标准为企业的自我监管与自我约束提供了法定框架和标准。首先,有效的合规计划在宏观层面构建了企业犯罪预防的合规总体政策和标准。其次,积极展开培训,向企业员工普及预防企业犯罪的合规政策和标准。再次,组建专业的监管人员监督合规计划的执行与实施,监督、审查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并建立内部举报途径与通道,及时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最后,建立严格完善的奖惩机制,对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处罚,并及时查漏补缺,完善合规计划,防止再次发生类似行为。通过从事前到事中再到事后,从政策到制度再到措施的全程监管,合规计划通过促进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与企业员工的自我约束,帮助企业在内部预防并控制犯罪。
  实践中,《联邦组织量刑指南》通过减轻拥有合规计划的犯罪企业的刑罚,以及加重不具备合规计划的犯罪企业的刑罚这两种策略来鼓励和引导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同时,为鼓励企业构建有效的合规计划,《联邦起诉企业原则》对拥有有效合规计划的企业免予起诉或延缓起诉。虽然,原则上是否构建合规计划的决定权在于企业自身。但是,通过构建合规计划,促进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与自我约束,企业及企业管理者实现了预防、发现并制止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
  (二)免予或暂缓刑事追诉。1999年之前,美国司法部并没有制定统一的关于企业起诉的政策和标准。实践中,大量企业因起诉政策的不完善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99年,美国司法部发布了《联邦起诉组织备忘录》(又称“霍尔德备忘录”),规定了联邦在起诉企业时应考虑的八项因素。[6]在霍尔德备忘录确立起诉企业的政策和标准后,涉嫌犯罪企业逐渐开始面临正式的起诉并被处以罚金。但依据规定,如果联邦检察官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认定合规计划是有效的,检察官可以不对企业提出指控,因而有效的合规计划在企业犯罪调查阶段极有可能影响检察官决定是否对企业免予起诉。
  2002年美国司法部对卷入安然事件中全球排名第一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展开调查并提出指控。虽然2005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对安达信的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检察官的指控导致安达信蒙受数十亿元的损失,最终破产并退出审计领域。鉴于此事的教训,同时为避免因调查和诉讼对第三方企业造成永久损害,2003年1月,美国司法部发布了《联邦起诉商业组织原则》的备忘录,(又称“汤普森备忘录”),强化了霍尔德备忘录中起诉商业组织的标准与要求,同时增加了对个人指控的考量因素。[7]同时,汤普森备忘录提出要加强对企业合作调查真实性以及企业治理与合规计划的关注。为鼓励更深层次的合作,汤普森备忘录提出了替代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性方案——审前分流协议。一般而言,审前分流协议包括暂缓起诉协议和免予起诉协议。通过适用审前分流协议,司法部的执法重心前移,逐渐由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审判结案转变为经由达成免予起诉或暂缓起诉协议和解结案。汤普森备忘录发布后,暂缓起诉协议或免予起诉协议,逐渐成为企业犯罪案件最重要和最普遍的结案方式。
  在1999年霍尔德备忘录发布后的十年间,美国司法部企业起诉政策和标准进行了多次修正和完善。然而,在每个版本的政策和标准下,有效的合规计划始终是检察官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起诉或审前分流协议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
  (三)减免罚金。2005年之前,根据美国法典第18主题第3553(b)的规定,法院应根据量刑指南确定的刑罚种类和幅度进行量刑,除非法院认定存在某种加重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此种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充分被美国最高法院在制定指南时考虑到,而导致量刑与规定的刑罚迥异。第3553(b)的规定属于《联邦量刑指南》的强制性效力条款,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遵循第3553(b)的规定进行量刑。
  在企业犯罪的量刑阶段,根据《联邦组织量刑指南》的规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使企业获得减刑(量刑降级)[8]。在具体的量刑实践中,《联邦组织量刑指南》通过设立一个基础罚款来实现对犯罪企业的经济惩罚,基础罚款接着被扩展成了责任点数。随着企业罪责的增加或减少,基础罚款会乘以0.05到4之间的一个倍数。[9]其中,犯罪企业的合规计划在减小罪责倍数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法院将根据减轻或加重量刑的要素来减小或增大倍数,这些要素包括企业是否设立了“有效的计划来发现和防止违法行为”。假设没有任何加重量刑的要素,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会将企业的罪责评分减少三个级别,这将大大降低倍数并将罚款最多减少至百分之六十。
  三、合规计划的发展与影响
  在美国法律发展实践中,《联邦组织量刑指南》企图通过鼓励企业内部构建合规计划来减少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方法迅速被其他法律领域所采纳和模仿。为缓解国家监管机构对企业违法行为的监管负担,鼓励和促进企业自我监管,补足监管机构在外部监管上的不足,美国众多法律为存在有效合规计划的企业减轻或免除了责任。在美国的众多法律制度中,包括反海外腐败法、环境法、侵权法、劳动不平等待遇法、企业法、证券法和医疗保健法均引入了企业合规计划作为责任判定与处罚裁量的影响因素。鉴于合规计划预防、发现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功用,以及为获得来自诉讼与量刑上的奖励,越来越多的违法企业或潜在违法企业开始着手构建合规计划。
  基于对合规计划功能与作用的认同,英法等国家也迅速完成了对合规计划的理念接引与规则摹写。如英国的2010年反贿赂法案第七条以组织责任原则为基础,明确规定在商业组织未制定并实施预防贿赂犯罪的内部合规计划,履行犯罪预防义务,从而导致贿赂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10]法国2016年通过的《关于提高透明度、反腐败以及促进经济生活现代化的2016-1691号法案》(又称为《萨宾II法案》)第17条规定,建立合规制度是相关企业及其高管人员应当履行的一项积极义务。如果企业没有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企业可能将面临巨额罚金,企业高管可能面临监禁。准确来讲,自《联邦组织量刑指南》颁布实施以来,合规计划正式与美国刑事法联系起来,逐渐由一项金融领域的风险监管措施转变为威慑、防止企业违法犯罪的规制方案。随着美国企业在全球的扩张,合规计划逐渐在全球传播推广。
  四、合规计划的启示
  实践中,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形态,层出不穷的企业犯罪行为,如何将刑法外部治理的威慑力贯彻到企业的内部治理,促进企业自我监管,预防、制止犯罪成为刑法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合规计划具有促进企业内部犯罪预防、缓解刑法外部治理压力的重要功能,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一,发挥企业在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合规计划将刑法外部治理的理念、规则和措施内化为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促进了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与约束。在我国积极倡导为企业(家)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背景下,同样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推动企业内部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违法犯罪行为,在企业内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应积极推进企业的自我监管,激发和提升企业参与犯罪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国企业实现自我监管,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法治环境提供法律支撑与保障。
  其二,推动我国企业犯罪治理与国际接轨。在许多国家的法治实践中,合规计划的设置和实施成为证明企业是否遵守刑法规范的重要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企业合规计划为强化企业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因而无论是为了满足获得刑事诉讼与量刑奖励的条件,还是为了强化企业行为的合法性,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开始依据法律规定建构适合企业类型的切实有效的合规计划,以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的犯罪行为。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面临域外诸如反贿赂合规、反舞弊合规的执法风险。为帮助中国企业规避域外合规执法风险,有必要综合考察合规计划的法律内涵和实践逻辑,推动我国与域外在合规计划立法层面的协调对接。
  其三,推进我国企业犯罪刑事法治科学化。具体而言,在我国推进合规计划的刑事立法,应从刑事实体和刑事程序两个维度推进。在刑事程序维度,可以将合规计划引入刑事诉讼法,将合规计划规定为影响企业犯罪诉讼裁量的法定因素,对于拥有有效的旨在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犯罪行为的合规计划的企业,可以暂缓或延迟诉讼,以鼓励和引导违法企业或潜在违法企业构建合规计划。在刑事实体维度,可以将企业内部合规计划引入刑法,将合规计划规定为影响企业犯罪刑罚裁量的法定因素,对于拥有有效的旨在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犯罪行为合规计划的企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罚金。也可通过在量刑阶段罚金减免的激励奖励举措,鼓励和引导违法企业或潜在违法企业构建合规计划。通过立法将合规计划规定为影响企业犯罪刑事诉讼和刑罚裁量的法定因素,贯穿于企业犯罪的事前预防、事中量刑,以及事后惩处,推动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与企业员工的自我约束,实现从企业内部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目的。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非公经济组织腐败犯罪统计调查与合作预防模式研究》(编号:16AFX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1]U.S. SENTENCE GUIDELINES MANUAL§8B2.1(a)(2004).
  [2]U.S. SENTENCE GUIDELINES MANUAL§8C2.5(f)(2010).
  [3]U. S. Dept.of Justice, U. S Attorneys’Manual§9-27.220(January, 2017).
  [4]Linda K. Trenvino et al., Managing Ethics and Legal Compliance: What Works and What Hurts, 41 CAL. MGMT. REV.131, 140(1999).
  [5]U. S. SENTENCE GUIDELINES MANUAL§8C2.1(b)(2010).
  [6]Memorandum from Deputy Attorney Gen. Eric H. Holder, Jr.to All Component Heads and U. S. Attorneys (June 16,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crimianl/fraud/documents/reports/1999/charge-corps.检察官在对企业提起诉讼时应考虑8项因素:(1)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2)企业内部不当行为的普遍性。(3)企业类似不当行为的历史。(4)企业是否及时自愿披露不当行为,愿意合作配合执法调查,必要时放弃律师——客户特权和产品保护特权。(5)企业内部是否具有合规计划及其是否有效。(6)企业的补救措施。(7)附带损害。(8)非刑事补救措施是否充分。
  [7]Memorandum from Larry D. Thompson,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to Heads of Department Components and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Jan.20,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dag/cftf/corporate-guidelines.htm.在开展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应考虑以下九项因素决定是否对一家企业提起诉讼或者协商认罪协议或其他协议:(1)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2)企业内部不当行为的普遍性。(3)企业类似不当行为的历史。(4)企业是否及时合作配合,披露不当行为。(5)企业内部是否具有合规计划及其是否有效。(6)企业的补救措施。(7)附带损害。(8)针对企业不法行为负责的个人的指控是否充分。(9)补救措施是否充分。
  [8]U.S. SENTENCE GUIDELINES MANUAL?§8C2.5(f)(2004).
  [9]U.S.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8C2.6(2001).
  [10]参见周振杰:《惩治企业贿赂犯罪合作模式之提倡》,载《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万方,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文章来源】《人民检察》2018年第11期。

更新日期:2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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