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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其启示

黎 宏 徐鹏博

【摘要】 美国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经历了上级责任原理、同一视原理、集合责任原理等历程,从早期重视客观方面的行为到如今日益关注企业内部的自身特点,体现了不同时期法人犯罪制度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考量方向。虽然犯罪圈的扩大导致法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增加,但归责原则的发展和诉讼机制的更新为法人刑事责任的减免提供了相应的渠道,进而实现了刑法从惩罚犯罪到预防犯罪的功能转向。借鉴美国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归责理论,我国刑法应明确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同时,确立单位过失犯罪的主观过错形式。在诉讼机制方面强化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减免功能。
【关键词】 法人犯罪;刑事责任;归责原则;主观方面

  认定法人犯罪的关键是法人的行为所体现的到底是单位自身的意思还是法人成员的意思。为了解决这一理论疑难,美国先后经历了上级责任原理、同一视原理、集合责任原理等。上级责任原理、同一视原理都是立足于法人成员和法人之间的关系,从客观行为及危害结果判断是否可归责于法人;而集合责任原理则重点从法人内部自身的组织模式、管理水平等情况出发,判断法人是否应为其成员的行为负责。笔者对美国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演变及其适用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判断及主观过错的认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美国法人犯罪的归责原理
  受英国立法的影响,美国同样经历了从追究法人不作为到追究其其他不当履行义务行为的发展过程。根据美国法典的定义,法律上的“人”包括了“法人、公司、协会、合伙人、股份制公司和个人。”[1]认定法人犯罪的难点在于,在法人业务活动中发生的违法行为到底是法人的意思还是作为内部成员的自然人的意思,只有属于法人意思体现的情形,才可能被认定为法人犯罪。因此,认定法人过错的理论依据成为法人犯罪的重点。在长达100年的司法历程中,美国在法人犯罪归责方面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基本原理。
  (一)上级责任原理
  上级责任原理最早由联邦最高法院在1909年的New Yoke Central & Hudson River Railroad Co. v. United States案件中予以确立。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最早承认了以法人主观意思表示为要件的犯罪构成,认定企业员工基于法人意志所为的行为可归责于法人,并对法人进行刑事责任方面的追究。根据上级责任原理,代理人在职务范围内、为了法人的利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归责于法人,除了代理人应受刑罚处罚外,法人也要为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可见,上级责任原理的责任形式是代为责任。在具体判断何为代理人时,有相对宽松的要求,涵盖了公司内部上至董事长,下至底层工作人员。上级责任原理也被各级联邦法院所广泛引用,至今仍是处理以犯意为要件的法人犯罪的一般原则。
  上级责任原理包括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人的行为在职务范围内。法人如果对其下属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须要求员工的行为在其职务范围内,而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职务范围的界定经常被扩大解释。比如,在一起判例中,法院作出如下说明:“对于职务范围内的解释,只要员工实际上或者表面上实行了行为,均符合这个要件。”[2]即使公司对员工的行为有明确的禁止规定,员工的行为依然可以捆绑在法人之下。然而,法人如果能够证明其公司规定旨在降低犯罪的话,可以减轻处罚。[3]二是员工的行为目的是为法人谋求利益。根据以往判例,法人并非需要真的从中获利,只要员工有为其谋利的主观意图即可。此外,在法人代理人违反公司政策的时候,法人犯罪依然可以成立。然而,当代理人的行为明显与法人的利益相违背,并且法人无法从中获利,则法人不需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三是集体明知,即通过法人内部多个人的认识内容来判断法人的主观意思。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证明单独的代理人在必要的犯意支配下实行违法活动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法院使用了集体明知的原理进行判断,对法人内部多个人的认识进行比较,推断出法人是否对危害行为存在认识,进而判断是否成立法人犯罪。
  (二)同一视原理
  同一视原理的提出来自1962年所颁布的美国模范刑法典。根据该法典的规定,法人刑事责任存在三种类型。首先是违警罪及其他另行规定的;其次是法人不作为犯罪,强调法人要为未履行特定义务而承担责任;最后是通常由个人实施且以犯意为必要条件的犯罪。前两类犯罪采用上级责任原理,第三类犯罪采用同一视原理。同一视原理将法人内部的高级主管人员的主观意思替代为法人自身的意思。有别于上级责任原理中代理人界限的宽泛性,同一视原理仅仅将真正参与了犯罪行为的并且具有法人地位的经理等上层决策人员的意思认定为法人意思。[4]相较上级责任原理,同一视原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人下级从业人员的行为无条件由法人继受的局面,较为明显地缩小了法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目前,部分州法院适用同一视原理。
  (三)集合责任原理
  集合责任原理,是指在法人故意避开对违法行为认识的情况下,为了认定法人具有构成犯罪必需的主观心理状态,可以将法人全部或部分雇员对违法行为的认识集合起来归于法人。这样,即使没有单个雇员有罪过,法人也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5]该原理是1987年美国第一巡回区上诉法院审理美国诉新英格兰银行一案确立的。从美国最近的司法判决来看,在认定法人犯罪的主观意图方面,越来越多地适用集合责任原理,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法人犯罪愈发严格的刑事政策。根据集合责任原理,达到集体明知的标准并非需要通过法人内部主管人员或一般工作人员的意思来实现,即便是法人内部并不存在任何员工实施犯罪的情况,也可以认定法人的刑事责任。一方面,只要集合了多个员工的意思后由法人一方掌握,就可以据此来认定法人主观犯罪意图。另一方面,集合责任原理基于法人内部员工“集体明知”而作为整个公司的政策的观点对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人需要去整合内部所有员工掌握的信息,而且要对以上信息进行整合进而判断是否存在犯罪的危险。
  在具体适用方面,联邦和各州采用的归责理论不完全一样,联邦法院采用上级责任原理,各州的法院却不相同,有的采用同一视原理,但大多采用上级责任原理。虽然美国模范刑法典采纳了同一视原理,但各州法院并未完全贯彻美国模范刑法典中同一视原理的精神。集合责任原理是为了限制上级责任原理处罚过广而创设的,并不是为了代替上级责任原理。此外,随着新型犯罪的出现,美国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法人犯罪规则理论,如法人反应责任论、法人文化论、结构性法人责任论、法人共犯论等,这些归责理论虽然对美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存在各自的片面性,尚未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
  二、美国法人犯罪归责原理的适用
  在美国归责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法人犯罪门槛较低,呈现出比较高的犯罪率。特别是随着2002年美国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财务欺诈案件爆发后,美国司法部意识到法人不法行为的巨大危害,开始逐步加强对法人的管理和控制。在众多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6]的颁布。此外,在判断法人是否存在主观犯罪意图时,开始更多地根据集合责任原理进行判断。无论从立法或是司法方面,都促使法人加大对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刑法参与法人治理程度增强
  一是刑事法律的数量逐步增多。随着新型法人犯罪行为的不断出现,美国加大了对法人犯罪的治理力度。通过制定相关的法案和增设新的罪名应对各种法人不法行为。据统计,美国联邦法院可适用的罪名有4000多种,其中40%是在1970年之后颁布的,而且法人犯罪适用的罪名极为广泛,自然人适用的罪名中绝大部分都可以适用于法人。面对众多的刑事罪名,法人很容易因为其员工的不法行为而承担责任。比如,计算机欺诈法案就列举出了多达7项刑事不法行为。2012年11月,美国司法部联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长达120页的《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指南》意味着评估法人刑事责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严格的阶段。
  二是犯罪意图逐渐简化。法人犯罪的难点在于犯罪意图的认定,而随着法人犯罪案件的增多,美国开始逐渐淡化犯罪意图这一必要条件。在新颁布的众多法案中,如食品、药品和美容品法案等均未对主观意图进行明确规定。基于这些法案,当法人成员在职务范围内为了法人的利益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可认定法人的刑事责任,而不需要去考虑法人是否存在合规行为。特别是依照上级责任原理,一般情况下,任何法人成员实施了犯罪行为,法人都要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在起诉时,检察官也无需证明法人本身存在过错。对此,有学者认为上级责任原理下的法人刑事责任其实就是严格责任。[7]
  (二)刑事责任轻缓化
  上级责任原理和集合责任原理的适用,使法人犯罪的范围被扩大,但并不意味着法人陷于动辄受罚的危险境地,相反,集合责任原理的发轫使得追究企业刑事责任从一元制转向二元制。法人刑事责任一元制模式,是指以传统刑法理论所阐释的个人刑事责任为基础,以个人与法人间的联系为媒介,认定法人刑事责任的模式。法人刑事责任的二元制模式,是指在涉罪法人案件中,根据独立的标准与基础对个人刑事责任与企业刑事责任进行分别判断的模式。[8]法人刑事责任一元模式是以同一视原理和上级责任原理为基础的,对于中小规模的法人,判断其成员行为是否可归责于法人较为容易,但在现代社会,法人规模日益扩大,内部组织也更为复杂,判断法人成员的行为是否可归责于法人便存在极大的困难。在二元制模式下,法人发生不法行为后,通过同一视原理或者上级责任原理判断个人刑事责任,同时,根据集合责任原理,从企业组织、企业文化、管理制度、治理水平等整体运作情况来认定企业的刑事责任。此外,在诉讼过程中,二元制模式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轻缓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追究法人刑事责任时,由办案检察官对危害行为或者危害结果与涉罪法人的企业组织、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的缺陷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而法人可以主张“已合理履行犯罪预防义务”进行无罪辩护。另一方面,涉罪法人可以与办案检察官达成暂缓起诉协议或不起诉协议,进而争取法人自我改进的机会,避免法人遭受更大的损失。
  与传统替代刑事责任所考虑的角度不同,集合责任原理从法人组织体本身探求对法人进行谴责的根据,把法人看作是与自然人一样独立的个体,并从个体的特征去判断,也就是“法人人格化”。法人刑事责任的二元制模式实际是通过纳入企业内部考量因素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在犯罪圈扩大的情形下通过刑事责任的减免进行出罪化。
  三、美国法人犯罪刑事责任认定的启示
  认真观察美国法人犯罪的归责理论以及法人犯罪制度的司法适用,再与我国单位犯罪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诸多不同之处。美国法人犯罪制度中的刑事责任归责理论、法人过错的认定等对我国单位犯罪的刑法理论和立法、司法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一)明确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内涵
  上级责任原理的广泛应用以及集合责任原理的影响提高,导致在认定法人犯罪时主观过错方面的标准降低,实际是对法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种较低入罪门槛的定罪模式并不是对涉罪法人一罚了之,而是更加关注法人自身的特点。美国联邦法院采用的集体认识原理、美国模范刑法典中的法人抗辩事由、美国量刑委员会2004年修订的《组织体量刑指南》中可以起到减刑作用的合规程序、美国检察官在实践中与被调查法人之间的暂缓起诉协议、关注法人本体刑事责任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从法人自身的角度考察其刑事责任的趋向。[9]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将处罚方式与改造单位内部结构结合起来考虑。
  现代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单位犯罪不是基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机关的自由意思决定而是基于单位自身的组织构造、内部文化、奖惩制度等单位自身的因素所引起的。当这些因素引起单位犯罪时,如果仅靠对单位处以罚金、对其中的自然人处以刑罚、禁止单位从事一定活动之类的事后处罚,很难保证单位不再实施类似的犯罪。根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妥法·D.斯通的观点,对法人犯罪的制裁可概括为如下四种类型:个人责任、剥夺各种权利、经济制裁、对法人的内部结构进行干涉。法律制裁的方法在法人犯罪的规制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防止法人犯罪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法人意识到其自身的社会责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采取与法人组织体的特征相适应的制裁方法。基于此,《组织体量刑指南》给在美国联邦法院被判定有罪的法人设计了三种刑罚:刑事赔偿、罚金、保护观察。其中,保护观察就是在传统的法人处罚方法之外新增加的、带有对法人内部结构进行干涉意味的处罚方法。保护观察通常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具体要求或限制法人变更其活动内容,以预防其将来犯罪;为强化对法人活动的外部监督,命令法人分析其过去犯罪的原因并将结果公之于众;促进其他量刑目的的保护观察。
  当前,我国在认定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大多是基于其内部成员的行为,而容易忽略单位内部的制度、体系等单位自身特性对单位犯罪的影响。从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确定犯罪行为是否应该归属于单位行为,除考虑行为人在单位中的职务地位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单位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培训机制等固有机制。这是我国刑法在明确涉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时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扩大单位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
  我国刑法规定了自然人犯罪的主观方面,但对于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却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不仅有故意,而且也应当包括过失。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单位过失犯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理由如下:第一,单位意志是客观存在的。既然在单位意志的支配下可以产生故意犯罪,那么在理论上也应当承认在单位意志的支配下可以产生过失犯罪。第二,单位意志的形成依赖于单位中的自然人。单位组织内部的领导人员或决策机构在决定实施某一单位行为时,无论是在不真实的认识基础上还是在有误差的认识基础上发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都应当认定为单位自身的行为。第三,追究责任的客观需要。单位是一个组织,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自然人,法律当然应当对单位提出相对于普通个体更高注意义务的要求。
  美国刑法学者奥尼尔教授对过失犯罪的分析证明了法人过失犯罪的合理性。他提倡非最近主观意图,认为导致过失行为的产生包括三种情况:遵循内心的习惯而最终导致疏忽;不采取措施以纠正疏忽;疏忽大意的心理模式。根据非最近的主观意图,过失犯罪是“犯罪意图和过失行为在因果关系链上的距离相对较远,而不是靠近的。”在法人里面,多个员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合作,公司内员工或法人代表如果没有为可能预见的犯罪行为提供必要的避免措施的话,也因此要承担过失责任。[10]
  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单位过失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单位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七条“单位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八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九条“单位消防责任事故罪”、第三百三十条“单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单位妨害国境检疫罪”、第三百三十八条“单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既然单位可以成立过失犯罪,因此,应当在刑法中予以明确单位犯罪的主观过错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以法定的方式扩大单位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使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更加完备、科学。
  (三)建立有利于单位发展的诉讼机制
  上级责任原理的适用并没有给法人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没有出现滥诉的局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组织责任原理归责根据下,建立了有利于单位发展的诉讼机制,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和不起诉协议制度即是例证。鉴于二者实质区别不大,笔者只就暂缓起诉协议制度进行探讨。暂缓起诉协议,是指办案检察官与涉罪法人签订的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要求涉罪法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缴纳罚金、予以赔偿、配合相关调查、改善法人内部治理、聘任独立监事等。[11]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以后,检察官将视涉罪法人在协议规定期间内的履行表现作出下一步的决定:如果涉罪法人在规定期间内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则起诉撤销,诉讼终结;反之,如果违反协议,则起诉恢复,诉讼继续。[12]暂缓起诉协议重点在于关注法人内部治理的不足,促使法人改进自身问题、实现预防犯罪,进而根据法人在协议期内的表现减免法人的刑事责任。美国减免刑事责任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对于我国涉罪企业的惩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对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非公企业的合法权益更加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对于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罪与错不清的,要慎重妥善处理,加强研究分析,注意听取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意见,坚决防止把一般违法违纪、工作失误甚至改革创新视为犯罪,做到依法惩治犯罪者、支持创业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由此可见,我国检察机关对于涉罪企业不仅仅是惩治,还要进行挽救、教育等,以保证企业及时改正不法行为。这种司法精神与暂缓起诉协议制度有一定的契合性,即都重视刑法的治理功能,关注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打击转向预防。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我国正大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建议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契机下,检察机关汲取暂缓起诉协议制度的合理因素,结合司法实践,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单位犯罪诉讼制度,既能够提升检察职能的质效,又能依法保障单位的合法权益。

【注释】 
  [1]18 United States Code §1.
  [2]United States v. Chon.713 F.3d 812.820,(2013).
  [3]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2014).
  [4]参见王良顺:《美国法人犯罪的归责》,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6期。
  [5]参见卢林:《美国法人刑事责任的“集体认识”原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6]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7]See Larry Thompson, The Blameless Corporation,46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1323-1324(2009).
  [8]参见周振杰:《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
  [9]参见杨启昌:《英美法系法人刑事责任论》,载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47页。
  [10]Patrick M. O’Neil, The moral blindness of the positivistic Legal Hermeneutic and the Non- ProximateMens Rea in the Law of CriminalNegligence,(1996).
  [11]See Michel v. City of Richland 950 P.2d 10,13(Wash Ct.App.(1998).
  [12]参见叶良芳:《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黎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鹏博, 清华大学法学院。
【文章来源】《人民检察》2017年第19期。

更新日期:20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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