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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及其镜鉴

江 勇

【摘要】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体系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及矫正青少年罪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有必要辨析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术语、概述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形势、剖析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原因,对香港地区“院舍训练式”非监禁矫正体系及“社区为本式”等非监禁矫正体系展开系统研究,进而从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与原因研究、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夯实未成年人社会矫正的社会基础及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业基础等维度提出大陆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罪犯;非监禁矫正;社区矫正  

  

一、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概述

(一)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的术语辨析

比较及借鉴研究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矫正措施的必然前提是了解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相关术语及其定义,“儿童”“少年”“少年人”“少年罪犯”及“青少年犯”等术语广泛地存在于香港地区的法律之中,异同共存。不可否认,香港地区关于青少年这一群体的专业术语的立法解释较多,此处的分析仅以与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最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第一,关于“儿童”的法律定义。《少年犯条例》第21)条指出,“儿童”(child)指被审理任何关于其案件的法庭认为是未满14岁的人;第3条亦强调,现订立一项不可推翻的推定,10岁以下儿童不能犯罪。《感化院条例》第2条指出,“儿童”指未满14岁的人。第二,关于“少年”及“少年人”的法律释义。《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第2条指出,“少年”(juvenile)指法庭认为或根据本条例行使任何权利的人认为年龄在14岁或以上但未满18岁的人。《少年犯条例》第21)条继续明示,“少年人”(young person)指被审理任何关于其案件的法庭认为是年满14岁但未满16岁的人。《感化院条例》第2条指出,“少年人”指年满14岁或以上但未满16岁的人。第三,关于“少年罪犯”与“青少年犯”的法律诠释。《感化院条例》第2条指出,“少年罪犯”(youngful offender)指任何罪犯,该罪犯若无相反法律证明,会被提讯该罪犯或该罪犯所应讯的法庭认为是年满10岁或以上但未满16岁的。《更生中心条例》第2条表示,“青少年犯”(young offender)指年满14岁但未满21岁的犯法人士。《劳教中心条例》第2条表示,青少年犯指14岁或以上但不足25岁的罪犯。(详见表1

1香港地区青少年群体的术语分类与年龄界定

┌────────────┬────────────┬────────────┐

│术语          │年龄区间(岁)     │ 法律法规       

├────────────┼────────────┼────────────┤

│儿童(child)      N 14          │《少年犯条例》     │

│            ├────────────┼────────────┤

│            │N 14          │《感化院条例》     │

├────────────┼────────────┼────────────┤

│少年(juvenile)    │14N 18        │《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 │

├────────────┼────────────┼────────────┤

│少年人(young person) │14N 16        │《少年犯条例》     │

│            ├────────────┼────────────┤

│            │14N 16        │《感化院条例》     │

├────────────┼────────────┼────────────┤

│少年罪犯(youngful offen10N 16        │《感化院条例》     │

der)          │            │            │

├────────────┼────────────┼────────────┤

│青少年犯(young offender14N 25        │《劳教中心条例》    │

│)           │            │            │

│            ├────────────┼────────────┤

│            │14N 21        《更生中心条例》   

└────────────┴────────────┴────────────┘

从表1可以判断出,儿童是指未满14岁之人;少年为14岁以上未满16岁之人;青年的年龄上限因不同法律而有所不同,高至未满25岁,低至未满21岁,这或因不同法律及其制度的适用对象不同而做出不同解释。值得关注的是,受香港地区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及无“儿童罪犯”这一概念的影响,10岁以上未满14岁的犯罪人被视为“少年罪犯”。同理,在少年司法语境下对青少年犯进行非刑事化处理的年龄上限并未适用25岁的标准,而是21岁。实践中,香港地区警务处在统计被捕人数时,将少年罪犯限定为1015岁,将青年罪犯限定为1620岁。[1]因此,在香港地区的少年司法体系中,“少年罪犯”是指10岁以上未满16岁之犯罪人;“青年罪犯”是指16岁以上未满21岁之犯罪人,如此,“青少年犯”或可定义为10岁以上未满21岁的犯罪人。

(二)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概况

从知网检索结果看,大陆地区关于香港青少年犯罪及矫正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具体司法数据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就困扰着香港当局。从比例看,被警察检举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占被警察检举总案件的比例时增时减,从1964年的19%1974年的8%再到1984年的34.4%;面对日益严峻的青少年犯罪形势,香港地区逐渐推行少年司法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始于1974年的少年警讯制度。该制度在警民沟通、教育青少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集中体现了治安工作社会化、法制环境及市场经济的需求,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将家庭、学校及社会资源有效地嫁接到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中去。[2]近十年来,香港地区青少年教育矫正成果斐然,被警察检举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占被警察检举总案件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近十年来,香港地区总体罪宗数呈现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77630宗下降(近十年最高)至2018年的54425宗(近十年最低);青少年犯罪宗数亦同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8680宗(近十年最高)下降至2017年的2732宗(近十年最低)。值得关注的是,在总体罪宗数与青少年罪宗数均呈现下降趋势的背景下,青少年罪宗数的下降趋势要显著于总体罪宗数的下降趋势,具体体现在香港地区青少年罪宗数占总体罪宗数之比呈下降趋势,即从2009年的11.18%(近十年最高)下降至2017年的4.88%(近十年最低),而这一比例要显著低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数据。如此可见,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形势在近十年有显著改观,而这或可归功于少年司法政策的持续性进步,特别是非监禁刑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一)研究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意义

研究犯罪原因是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重要内容,就青少年而言,了解其犯罪原因涉及初犯预防和再犯预防的问题意义重大。从近年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为静态因素与动态因素,并遵循RNR风险评估模型来降低青少年犯的人身危险性,该模型涉及Risk(危险)、Needs(需求)、 Responsivity(响应)等三个基本概念。[3]其中,风险主要指的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就静态因子而言,其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比如初次犯罪时间、性别等;动态因子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婚姻状况、工作等。之所以用RNR风险评估模型来论证研究青少年犯罪原因具有特定意义的基础在于该模型中的需求评估和响应评估被证明在矫正青少年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4]即在犯罪预防过程中,通过科学的评估来判断青少年犯的需求进而予以响应,从而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

(二)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亦或是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这也给青少年犯罪预防带来了诸多挑战,特别是基于不同犯罪成因而来的差异化的矫正措施。探究香港地区的青少年犯罪原因,大致可以从理论及实践层面对香港地区青少年常参与的犯罪行为(盗窃、毁坏、非法社团、暴力、诈骗、赌博、酗酒)予以解释。紧张理论认为,竞争的压力让其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他们想要争取的物质及感受,于是他们会采用非法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抢劫、盗窃。中立化技巧理论指出,青少年容易受朋辈压力而参与盗窃,有时为了证明自已的友谊和义气,在不情愿下也会进行盗窃,同时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和减少内疚感,青少年会使用中立化技术理论中的技巧,例如否定责任、否定伤害性、否定被害等来自我调节。[5]亚文化理论强调,青少年之间特有的文化与规范使得他们为了不被标注成不合群的个人而在朋友影响和不懂得拒绝的情况下实施犯罪,比如以毁坏公物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反叛性格。[6]正如香港学者黄成荣在总结起多年研究成果时指出,青少年在不同阶段参与越轨行为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在越轨行为产生初期,青少年因其与社会联系较为紧密而易用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与差别接触理(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论来解释;在越轨行为持续阶段,青少年因面临负面标签质疑、承担自尊受损困境、需要得到必要关怀而可用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和亚文化理论来诠释;在越轨行为终止阶段,个人成熟感、父母终极关怀、被社会真诚接纳、提出标签、新建身分等因素起到了终止偏差行为的重要作用。[7]总而言之,家庭、学校、社会是青少年生活成长的主要场所,其不仅可以获得偏差行为经验,例如家庭暴力经验对青少年暴力行为有影响,亦可有效避免青少年犯罪,例如良好的家庭关系、同侪关系及社会支持可以很好地控制青少年,以避免其产生偏差行为。

三、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体系

香港地区的少年司法不仅具有惩戒的功能,更具有社会福利属性。因此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自新计划包括监禁及非监禁两种,其中监禁指的是监狱矫正;非监禁指的是除监狱矫正以外的矫正措施,包括院舍训练式的非监禁矫正体系与社区为本式的非监禁矫正体系。[8]前者包括教导所、劳教中心、更生中心及感化院等;后者涵盖感化教育、社会服务计划令等。

(一)院舍训练式的非监禁矫正体系

1.教导所。教导所设立之宗旨为教导和感化青少年罪犯,将青少年罪犯羁留在教导所亦被视为矫正强度仅次于监狱监禁的一种教育矫正措施。《教导所条例》从设立、适用对象、监管、执行变更、羁留令等角度详细规定了教导所实施教导青少年罪犯的程序与规则。首先,保安局长可依青少年罪犯的矫正需要设立教导所。《教导所条例》第3条规定,保安局局长可设立院所(教导所),以便—(a)教导及感化年满14岁但未满21岁的罪犯;及(b)将年满14岁但未满21岁的人根据第4A1)条还押或交付该处。另据第4A1)条规定:“凡任何人就可处以监禁的罪行被定罪,而法庭认为该人在定罪当日不小于14岁但又未满21岁,而为社会利益着想,及在顾及其品性、过往行为及犯罪情况后,信纳使该人在!导所接受一段时期的!导,会有利于感化该人及防止罪案发生,则法庭可对其判处羁留在!导所的刑罚,以代替任何其他刑罚。”可见,教导所羁留的对象应为定罪之日已满14岁但未满21岁之青少年,但这并非意味着已满14岁但未满21岁之青少年犯均会被羁留于教导所。相反,教导所成为在考虑社会利益、个人品格、既往行为及此次罪行后的一种替代监禁刑罚的替代性措施。其次,教导所的羁留期限为6个月至36个月。根据《教导所条例》第42)条的规定,羁留期限由惩戒署署长决定,但不得超过3年,亦不得低于6个月(从判刑之日起算)。再次,社会组织参与获释羁留人的监管。根据《教导所条例》第5条规定,对于任何从教导所获释的人而言,署长可在其获释时发给其通知书,该通知书应载明监管团体与监管人;在监管期间内,被释放的羁留人应当遵守包括住所的规定,而违反通知书规定的行为将被认定为犯罪,一经定罪即会面临5000元港币的罚款及12个月的监禁。最后,监狱与教导所的执行变更。《教导所条例》第7条直言不讳地揭示了监狱与教导所在执行层面的关系。一方面,在监狱监禁执行过程中,对于未满21岁的青少年,若教导所对其教导矫正更有利,行政长官在咨询判刑法官或裁判官后可授权惩戒署署长将该人转至教导所;另一方面,若惩戒署署长认为犯罪青少年在教导所环境中已无教化可能,或其对他人教化产生负面影响,署长可申请行政长官将该青少年转至监狱监禁。

2.劳教中心。将青少年罪犯羁留于劳教中心是矫正强度次于教导所的一种短期纪律训练方式,《劳动中心条例》详细规定了羁留青少年犯于劳动中心的程序及附带性相关事宜,具体包括劳教中心设立、羁留令、监管令、召回令及执行变更等内容。第一,劳教中心由保安局局长决定设立。《劳动中心条例》第2条规定,“保安局局长可藉宪报刊登的命令,指定任何地方或建筑物为劳教中心,将青少年犯羁押于该处以作羁留”。可见,劳教中心与教导所一致,其设立均属于保安局局长之职权。第二,羁留令的作出并不以可处监禁刑为前提且羁留期限因犯罪人年龄而不同。一方面,《劳动中心条例》第31)条指出:“凡看来是青少年犯的人被裁定犯有关罪行,而法庭认为在该个案的情况下,并经顾及该人的品性及过往行为后,为该人本身及公众利益着想,该人应羁留在劳教中心一段时期,则法庭可针对该人作出羁留令,以代替任何其他判刑。”从条文对比看,相比于前文所述之《教导所条例》之4A1)条的规定,羁留于劳动中心并不以可判监禁刑为条件,而注重从既往品性、过往行为及公众利益等角度进行行为矫正与再犯预防。另一方面,羁留期间因犯罪人年龄不同而不同。对看起来21岁或以上的青少年犯罪人,羁留期限应为312个月;对看起来不足21岁的青少年犯罪人,羁留期限应为16个月。第三,惩戒署署长可对获释之人作出监管令。监管令属于善后性监督管理,《劳教中心条例》第5条规定,署长可对获释之人附加监管令,该监管令应明示获释人需要接受的机构或个人监管,监管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月。值得注意的是,获释之人违反监督令的行为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可处第2级罚款及监禁12个月。第四,召回令的适用与羁留的持续。《劳教中心条例》第6条规定,若署长认为针对某人作出的监管令已经生效且该人不遵守该监管令,署长可对其作出召回令,以要求其进入劳教中心继续羁留。羁留的时间因被召回人的年龄而异,若其看起来在21岁或以上,可持续至羁留令作出之日起的第12个月,或在召回令作出后被召回人被逮捕之日起的3个月,以较迟者为准;若其看起来不足21岁,可持续至羁留令作出之日起的第6个月,或在召回令作出后被召回人被逮捕之日起的3个月,以较迟者为准。第五,劳教的执行变更。《劳教中心条例》第8A条规定,若受训人存在身体或精神上无能力全面参与劳教中心活动、对劳教中心内其他被羁留者造成负面影响、无可感化等情形,经署长报告与行政长官指示,该受训人可被羁留在教导所或监狱。

3.更生中心。更生中心不仅为政府提供了羁留犯罪青少年的场所,还为后者提供了重返社会所需要的过渡居住场所。从限制强度看,其是次于劳教中心的一种教育矫正模式。《更生中心条例》与《劳动中心条例》相似,亦从更生中心设置、羁留令、监管令、召回令及执行变更等层面构建了该制度,但有所差别。第一,更生中心的兼具羁留场所与居住场所的功能。根据《更生中心条例》第3条关于更生中心的设置的规定,“保安局长可藉宪报刊登的命令,指定任何地方或建筑物为更生中心,以作为(a)可将青少年犯羁押以作羁留的地方;或(b)青少年犯可被规定在进修、工作或从事其他获允许的活动后居住的院所”。第二,羁留令的作出条件更为严格。据《更生中心条例》第42)条规定:“羁留令只可针对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人作出:(a)法庭认为在定罪当日不小于14岁但又未满21岁的人;(b)并非正在服监禁刑亦从未服监禁刑;(c)并非正在因服刑而被羁留在以下地方(劳教中心、教导所、戒毒所)亦从未如此被羁留;(d)在体格上、精神上及健康状况上适合被羁留在更生中心;(e)适宜判处短期扣押刑罚的犯法人士;及(f)在被定罪时,在医学上获证明为并无倚赖药物成瘾。”第三,在更生中心的羁留时间较劳教中心短,但更为灵活。犯罪青少年在更生中心的羁留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但不得超过9个月,且分为前段羁留期与后短居住期两个阶段(详见表4)。从表4不难看出,在决定前段羁留期,惩戒署长较注重犯罪青少年的个人品性及操守,是对其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与回应;在后段居住期,惩戒署长较重视犯罪青少年的个人需求,是对其个人重返社会需求的满足与调整。考虑因素的不同充分显示了香港地区在青少年犯风险评估、需求相应方面的专业性与科学性,更能有效地降低涉罪青少年的人身危险性及实现教育矫正的既定目标。第四,《更生中心条例》中的监管令与召回令的实施与《教导所条例》中的对应内容在实施程序、违反后果等方面基本一致,在此无需详述。第五,更生的执行变更。《更生中心条例》第10条规定,若被羁留之人存在对劳教中心内其他被羁留者造成负面影响、无可感化等情形,经署长报告与行政长官指示,该受训人可被转往教导所或监狱。

2前段羁留期与后段居住期对比

┌─────────┬─────────┬─────────┬─────────┐

│名称       │期限       │决定者      │考虑因素     │

├─────────┼─────────┼─────────┼─────────┤

│前段羁留期    │2 个月-5 个月   │惩戒署长     │操行、进展情况  │

├─────────┼─────────┼─────────┼─────────┤

│后段居住期    │1 个月-4 个月   │惩戒署长     │需要、进展情况  │

├─────────┼─────────┼─────────┼─────────┤

│总羁留期[9]    3 个月-9 个月  │         │         │

└─────────┴─────────┴─────────┴─────────┘

4.感化院。在2006年之前,由社会福利署负责管理的院舍、羁留所等教育矫正机构较多,经过2006年的立法修订,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整合了之前的6间儿童院并于20073月启用。在功能上,其承继收容所(《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入境条例》《掳拐和管养儿童条例》)、感化院(《感化院条例》)、羁留院(《少年犯条例》)及感化院舍(《罪犯感化条例》之功能。[10]在服务对象上,其收容需要被照顾及监护的儿童、非法入境儿童及青少年违法者;在服务内容上,其包括教育及职业培训、个案辅导及小组工作、社区服务、康乐活动、监护人探访、家庭工作、外出许可、健康护理等。根据《感化院条例》的相关规定,大致可以看出香港地区感化院的实施制度。首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可依令设立感化院及订立感化院规章。依《感化院条例》第10条规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可藉宪报刊登的命令,设立一所或多所感化院,以感化少年罪犯”;第11条规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可订了规则,就下列与本条例所设立的感化院相关的事宜订立条文”。其次,羁留于感化院属于刑罚的替代措施。一方面,《感化院条例》第16条肯定了感化院是羁留少年罪犯的合法场所,另一方面,将少年羁留于感化院需要有法庭的羁留令,即《感化院条例》第17条所规定,“凡少年罪犯被任何法庭定罪,而该罪行若由成年人所犯是可判处罚款或监禁的,则法庭可命令将该罪犯羁留在感化院,以代替罚款或监禁的刑罚;该命令的效力即是羁留的刑罚,羁留期不得少于1年,但不得超逾3年,在任何情况下,羁留期均不得超逾该罪犯年满18岁之时;而上述的1年期限一经届满,则根据第20A条授予的权力即可予以行使”。另根据《感化院条例》第20A条的规定,由社会福利署署长予以释放的决定不仅可以使因为羁留期届满,亦可是特许的释放。再次,在感化院感化并非绝对的监禁,即少年罪犯依其自身发展需要还享有一定的自由。根据《感化院条例》的规定,少年罪犯有成为学徒的权利(第21条)、获得外出许可的权利(第22条)及有参加感化院外的指导班的权利(第23条)等。最后,感化院的变更机制。根据少年罪犯的表现,法庭或裁判官可命令将少年罪犯羁留在教导所、劳教中心或更生中心,亦可将剩余羁留期改为监禁期(第28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感化院所羁留的少年罪犯以18岁为限,即一旦年满18岁,则不得再被羁留。

(二)社区为本式的非监禁矫正体系

在社区层面的犯罪青少年教育矫正工作大致有感化教育、社会服务***、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务等内容。这些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计划充分体现了非政府组织在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若以是否适用于青少年为标准,上述以社区为本的训练计划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普遍适用的社区矫正措施与仅适用于青少年的社会矫正措施。前者包括感化教育、社会服务***;后者为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务。

1.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是基于社区层面的康复矫正服务,其适用对象是所有罪犯,并非仅局限于青少年。根据《罪犯感化条例》第3条关于感化教育的规定,“凡有人因犯某罪行(该罪行并无法律规定固定刑罚)而在法院受审,法院在考虑有关情况,包括该罪行的性质及罪犯的品性后,认为适宜作出感化令,可在定罪后作出感化令,规定该人在该命令所指明的期间接受感化主任的监管,而监管期不得少于1年或超过3年”。换言之,感化教育的适用对象为10岁以上的犯罪人,其监管期为12-36个月。

2.社会服务计划令。社区服务计划令在设置上具有补偿社会与帮助违法者自我康复的功能,充分体现了修复性司法的理念,即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补偿社会与自我康复。《社会服务令条例》第4条规定:“凡14岁或以上的人被裁定犯了可判罚监禁的罪行,就该罪行判处该人的法庭可作出命令,规定该人在命令有效期内,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无薪工作,工作时数在命令中指明,但不超过240小时。”

3.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务。与“感化教育”及“社区服务计划令”不同,“受感化青少年及高危青少年住宿服务”是非政府组织进行的一项关于青少年犯罪预防及矫正的项目。[11]该项目在资金上获得社会福利署的资助,在经营上由协青社营办的自立堂负责,在目的上旨在为受感化青少年(由感化主任作出转介的年轻受感化者)及高危青少年(社工作出的在职/待业高危青少年)提供不超过12个月的住宿服务。

四、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矫正体系的借鉴

(一)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与原因研究

作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青少年犯罪议题至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现代犯罪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并成果显著,但这并不否认在中国开展犯罪学研究并发展出新理论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西方实证犯罪学派在理论架构时很少有来自东方样本的背景下。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议题下建议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及原因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事实与思考。首先,现有理论不足以推进司法实践的深入:一方面,对现有西方犯罪学理论的研究不够,导致司法实践者获得相关理论知识的来源不多;另一方面,现有西方犯罪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不多,部分理论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的验证,以致司法实践者有困惑之感。其次,加强犯罪理论与原因研究是青少年教育矫正的应有之义。如果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是“病灶”,那么了解其产生的机理(原因)就是对症下药的前提。事实上,加强犯罪学理论研究不仅是对既往理论的验证,亦是实现已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最后,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预防犯罪及矫正罪犯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传统法学的规范分析研究方法在犯罪学研究领域中是受限的,应当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

(二)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重要步骤,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必由之路,更是践行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区矫正法》的公布与实施,以专章形式存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迈上了新的台阶。在域外经验总结与域内实践提炼的基础上,有必要从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角度完善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制度,其中立法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展开。首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具体制度框架。紧紧依靠《社区矫正法》尚不足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框架,以《社区矫正法》为例,其第35条指出的“多种形式”、第37条涉及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第53条提及的“监护人”,这些概念在特定法律中均应当给出明确界定。换言之,怎样的主体、何样的制度,怎样的职能、何样的介入,这些问题均待立法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整体框架的构建。其次,以立法的形式敦促特色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程序的实施。在整体框架下,有了具体制度并不能使理想轻易落地,还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相关制度的程序及文本进行明确。以香港地区立法为例,在“条例”下补充订立“规例”“令”等法律文本较为常见,譬如《劳教中心条例》《劳教中心规例》《劳教中心(综合)令》,其中《劳教中心规例》详细规定组织机构建设、部门功能、职责、表格等内容。因此,实有必要以补充立法的方式完善具体制度。最后,以立法的形式构建多元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具有多元化,其矫正需求亦因人而异,因此,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以满足不同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及矫正需求。

(三)夯实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社会基础

毫无疑问,将未成年人从监禁矫正转至社区矫正首先要面对社区能否接受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能否顺利实施,还关系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成败。因此,夯实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社会基础显得极其重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政府应当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丑化标签涉罪未成年人。第一,政府应以宣传普法的方式告知公众被实施社区矫正的涉罪未成年人并非罪大恶极之恶徒;相反,应鼓励社会以接受、包容、感化的方式关心这些失足未成年人;第二,政府应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只可将那些有教化可能且社会危险性较低的未成年人复归社区,以策社区安全,进而消除社区与涉罪未成年人之间的隔阂。其次,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服务项目,支持涉罪未成年人参与社区生活。多元化社区服务项目的提供旨在回应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不同需求,支持涉罪未成年人参与社区生活可使其更好地融入生活,增强社会链接,继而避免再犯。

(四)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业基础

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业基础集中体现在专业机构与专业人才建设两个方面。就专业机构而言,大致可分为政府专业机构与非政府专业机构。其中,政府专业机构的建设应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着力点,比如《社区矫正法》第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通过政府专业机构的建设是推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的必经之路;非政府专业机构的建设应当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补充点,即在政府专业机构的基础之上,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推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应当支持非政府专业机构的建设与运行,包括政策支持、经费支持及专业支持,同时政府还应当对非政府专业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督。就专业人才建设而言,由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涉及心理、卫生、医疗等多个专业领域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管理层面,因此,实有必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满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各项专业化需求。正如《社区矫正法》第52条之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特点、发育需要、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换言之,针对性矫正措施的实施离不开专业机构与专业人才的建设。

 

【注释】

[1]香港地区警务处,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09_statistics/cs_download.html, 20191110日访问。

[2]叶氢:《对香港少年警讯的几点思考》,载《政法学刊》2004年第1期。

[3]江勇、张鸿巍:《台湾地区少年再犯危险评估之镜鉴》,载《青年研究》2018年第4期。

[4]加詹姆斯·邦塔、D. A.安德鲁斯:《风险需求响应模式下的犯罪评估与矫正》,郭晶英译,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5] Sykes, G.& Matza, D.(1957).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6),664-670.

[6] Cohen, A. K.(1955).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Glencoe. IL: Free Press.

[7]黄成荣:《综论香港青少年犯罪行为对策及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8]黄成荣:《综论香港青少年犯罪行为对策及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9]“总羁留期”为“前段羁留期”加“后短居住期”。

[10]香港社会福利署,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offdr/sub_communityb/id_residential/20191210日访问。

[11]香港社会福利署,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offdr/sub_communityb/id_residential/20191210日访问。

【参考文献】

{1}江勇、张鸿巍:《台湾地区少年再犯危险评估之镜鉴》,载《青年研究》2018年第4期。

{2}叶氢:《对香港少年警讯的几点思考》,载《政法学刊》2004年第1期。

{3}崔会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运行机制优化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江勇,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暨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年第1期。

更新日期:20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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