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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葛 淼

【摘要】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

【关键词】政治犯罪不引渡;人权;单边制裁    

  

2018121日,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据悉,孟晚舟被指控因违反美国单边制裁伊朗的禁令,从而被美国认为违反了美国国内法的规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加拿大在美国的要求下,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在本土对孟晚舟采取了强制措施。当地时间1211日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宣布,准许孟晚舟获得保释。由于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因此,加拿大如何在引渡问题上进行取舍,备受关注。引渡不仅是一个被请求引渡国的国内法上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法上的传统难题,因为孟晚舟被指控的罪名的特殊性,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有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引渡制度的渊源

对于引渡问题的研究,国内外著述颇丰,比较公认的是,引渡最初是作为君主或者国家之间相互礼让、保持彼此友好关系的外交制度而存在。引渡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80年,埃及国王拉麦塞二世和赫梯族国王哈杜西里三世在叙利亚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和平条约》中规定:双方要相互遣返逃到对方境内的罪犯。{1}9并且早期的引渡对象一般是危及封建王权的叛逆者,而并非犯下一般罪行的犯罪人,君主必须将逃亡的叛逆者抓回惩戒以警告潜在的反叛者。在18世纪以前,许多国家或出于自愿,或基于条约的规定,可能相互交出政治犯、异教徒甚至非法入境者,但是对于一般罪犯的引渡并未发生。引渡制度尽管未辄以成文体现,但仍然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国家义务被保留下来。条约前置主义属于对引渡制度的一种限制,引渡体现在在明确的条约或协定中才得以成立,国际法学家普芬道夫提出这一理念。尽管现在很多国家相互缔结了有关引渡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但是无条约无引渡的原则并未发展成为公认的习惯国际法,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引渡没有限制于根据引渡条约的引渡。{2}6由于存在大量的国家实践和形成了某种法律确信,引渡本身已经构成一项习惯国际法。

(一)引渡问题通常被看做一个政治问题

引渡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问题,而是决于君主或者政府的斡旋和决策,司法在这一时期并未参与到引渡程序中来。各国均赋予行政机关对引渡案件的绝对决定权,例如:法国依条约处理引渡案件根本不需要将案件提交法院;英国以前也遵循这样的实践,英国国王拥有绝对权力,他甚至可以超越条约规定行使此项权力。{3}后期引渡时的司法考量才逐渐占据上风,1794年美国和英国签订《杰伊条约》,规定了对被请求引渡者的审查必须遵循被请求国的国内刑事诉讼规范进行,从而开创了使审理引渡案件的活动成为司法活动的先河。{4}引渡开始进入双重审查时期,即所谓的司法审查并以行政审查。但是大多数国家或者地区的司法实践,仍然是将引渡与否最终的决策权交由行政权力最终裁量。如1954年台湾地区《引渡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法院制作决定书后,应将案件送由检察处报请法务部移送外交部呈请行政院核请总统核定之。”在美国也是如此,司法部门作出的对某一被请求引渡人不予引渡的司法决定是最后决定,勿需行政部门同意。而在司法部门赞成引渡时,如果国务院拒绝引渡,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不理睬司法部门的决定。{5}并且行政权力在这一问题上还有扩大的趋势,司法权在引渡中面临被程序化的境地。直到今日,尽管很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引渡法,有国际公约,如《欧洲引渡公约》《美洲引渡公约》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引渡公约》等,也有为数相当可观的包含引渡在内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但是引渡有着与生俱来的行政基因,这是与其他国际法律制度的显著不同之处。行政权在引渡问题上的强势,会带来很多问题,行政权会削弱司法权的确定性和公正性。在权衡被引渡人可能遭遇的人权侵害和保持引渡请求国的外交关系时,行政当局较司法机关更有可能倾向于后者。

(二)政治犯罪不引渡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

引渡作为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经过长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积累,形成了一些得到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诸如双重犯罪原则、或引或诉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等,并且这些原则也伴随时代的变迁不断丰富、改变自身的内涵和意旨。其中政治犯不引渡引起的争议最为广泛并且难以达成普遍一致。政治犯罪不引渡,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动形成的原则,旨在拒绝封建君主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跨国追捕。1793年《法国宪法》第120条公开宣称:法国给予为了争取自由而从其本国流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6}尽管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因其模糊性和不易界定难以达致现代法治文明应有的明确性要求,但是该原则仍然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有些国家已将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规定在宪法中,如巴西宪法、墨西哥宪法、西班牙宪法和意大利宪法。我国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也规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国际法上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确认是1948121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开始的。该宣言第14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由于政治犯罪本身尚难以形成可作为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概念和意义,正如《奥本海国际法》中指出的那样:“政治犯罪在国际范围内成了一个永久不可能对之下定义的概念”。{7}因此这一原则的不稳定性,更强化了引渡制度固有的政治属性(是多变的,远不及司法具有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政治犯罪成为外交领域中被经常运用的政治借口和外交策略。我国也深受其困扰,在对外逃贪腐人员的追责和刑诉中,部分国家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常以关涉政治犯罪为理由拒绝我国的引渡请求。

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经历变迁

当今世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但是仍有学者主张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废弃论,将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描述为导致国家间种种政治争议与不信任的“潘多拉之盒”,认为国际社会在政治犯罪非罪化的方面似乎走得太远,以致过犹不及。{8}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作为一项古老又充满争议的国际法原则,理论意涵也一直在经历着嬗变。

(一)从被请求国主义到当事人主义

对于政治犯罪,最初的引渡与否是遵循被请求国主义的,由于引渡对象身处于被请求国境内,被请求国实际上决定了引渡对象的命运,请求国是无能为力对被请求国的决策进行干预的。因此,尽管被引渡对象的命运安危攸关,但是引渡的矛盾焦点却是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国家行为和走向。可见,早期的引渡制度较少体现引渡对象之为人的人格尊严。可以说那时的引渡虽然事关两个主权国家的外交事务,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国内法上的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一国准予引渡,往往是出于互惠待遇或者达到附加政治条件的目的;并且,彼时的引渡也完全排除了司法审查,引渡是一项特定外交政策的体现,国家利益是功利的,而司法通常代表着理性、公正和必要的人文关怀。

到了近代,在民众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下,政治活动开始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和正义性。一国公民,即使犯有罪行,也不能被完全忽视其利益而被当成国际外交关系中的工具和棋子。引渡制度从关注国家间合作关系向侧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发生转向。{9}同时,主权国家间彼此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得以确立。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文主义精神的普遍承认,人自身的价值得以凸显,政治犯由于可能遭受不公道的待遇引发被请求国的忧虑,政治犯罪触及一个国家的最敏感之点,这一事实使能否对这方面的刑事判决保证采取公正态度,以及法庭的独立性表示怀疑,并有理由担心更多的是出于报复而不是从法律出发,因而处分过重。{10}另一方面,政治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其罪行非为满足个人私欲或者发扬人性丑恶,而是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存有异见,其实质是利他的,且社会危害性更多在于害及统治阶级建立和维护的秩序,与自然犯如抢劫、杀人、盗窃等普通犯罪本质有别。被请求引渡的主权国家也不愿因引渡与否被看作对请求国政治事件的表态,或可能被视为对请求国内政持干涉主义的立场。请求国可能在一些问题上(通常关涉法律、政治或社会制度层面)同被请求国存在不一致甚至彼此对立,引渡请求准许与否因此就会包含被请求国对于请求国内政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含有肯定行或否定的评价,这一问题因此会显得相当敏感。

(二)普遍的人权因素是引渡中的首要考虑问题

回归至实用主义角度,政治犯罪不引渡在当今国际法体系内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将该问题的基本考察视角仍然置于行为人自身,区分为嫌疑人获益的政治犯和嫌疑人受害的政治犯,这不仅是对该问题的实质分析,同时也是对人这一引渡主体的尊重。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人类文明的成就,始终反映人这一唯一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和价值。引渡原则作为国际法的现象,同样不可能脱离被引渡的人这一主体,犯罪人在引渡或不引渡的情形下可能受到的差别待遇,及此种待遇是否符合人权、正义原则,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首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源自同一法系或者相同文明体系内的不同主权国家,较容易实现引渡,请求国与被请求国文化、历史传统相似,法制文明彼此认同。但是被纳入全球体系的国家开始增多,传统的欧洲大陆基督教国家以外,开始有其他的异教徒国家加入国际法建立的世界秩序中,国家之间的认同联系变得脆弱,彼此怀疑法治的昌明和社会是否具备足够的理性,引渡这一常见的国际法现象变得极其微妙。同时基于国际关系领域中人文主义价值判断权重增大,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提倡,即使是国与国之间的公法范围内事项,普通人的人格权也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即使因犯有罪行而潜逃至境外之人,其人身权利也不应受到减损。外交实践中,已有相当多的国家基于人权考虑拒绝了他国的引渡请求。此时,引渡的表现虽未变化,但是引渡背后的思辨逻辑已经产生了不同,在这之前,是否引渡,不管依被申请国之做法,是由法院为之,由政府为之,还是法院和政府综合抉择,引渡始终还是一个国内的问题,据以判断的还是国内法或者国内政策;但是人权成为一个国际法的概念,是否可能危及引渡对象的人权,就不单是一个国内判断,而成为了一个依据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进行判断的事项。

传统的政治犯罪不引渡,这一看似牢固的国际法原则受到挑战,二战后,世界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战争罪、侵略罪、种族灭绝罪等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对世界安全构成极大挑战。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已经完全超越了正义和非正义这种简单的是非判断标准,但是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往往极其严重,如果仅因其存在政治因素,就套用政治犯罪不引渡的国际法原则,可能造成对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放任,并可能给个别国家借以干涉他国内政留下口实,更重要的是,引渡制度在当今的存在价值仍然在于对引渡对象给予必然的人权保护,保证其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而绝不是放任犯下罪行的人逃避法律惩罚。因此,将某些含有政治因素的犯罪行为排除出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以外,同样是在关注更多数人群的人权,对于政治犯罪不引渡施加必要的限制成为国际共识。

(三)对于政治犯罪的限制与例外

全球化导致新的国际问题开始涌现,政治问题开始变得更加繁杂。为实现目的使用残酷、非人道的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被认为已经超出了表达政治诉求的合理容忍范围,因此为防止犯罪人借口政治犯罪逃避主权国家的司法审查和惩罚,也为了遏制被申请国以收容、庇护政治犯罪行为人为托辞干涉请求国内政,很多国家之间达成了相关条约,联合国也有相关条约将一些带有政治因素的但是手段和结果危害到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排除出了政治犯罪不引渡的原则范围以外。这是政治犯罪不引渡这一国际法原则内涵和外延的再一次嬗变,也让政治犯罪的构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大陆法的国际法学者将政治犯罪区分为纯粹政治犯罪与相对政治犯罪,用以应对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被置于政治犯罪不引渡的例外。相比较其他的学说,如客观说、主观说、法益受损说等,似乎更具合理性。所谓纯粹政治犯罪,指行为单以政治利益为损害对象,整个行为过程不涉及其他私人利益的受损。相对政治犯罪,则指犯罪人的主观方面或者客观方面有政治因素,但是仍然造成了其他的私人权益遭受损害。相对政治犯罪又可分为复合政治犯罪和牵连政治犯罪。虽然这一区分说并不能完全廓清政治犯罪的定义,但是相对于政治犯罪本身难有确定性的天然属性而言,明显是进步多了。

政治犯罪的概念同时关涉到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国家主权与国际秩序的互动等多个维度,因立场和着眼点的不同会将这个问题轻易地引向难以捉摸的境地。即便如此,政治犯罪不引渡仍然是国际法中重要的原则,当然在今天的视角看来,这种重要性价值主要缘自人权保护。作为一种假设来说,一个绝对民主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应当出现政治犯罪的,因为即使作为政治异见者,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政治主张,因为合法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所以不会产生必须以暴力犯罪或者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方式实现政治诉求。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的世界仍然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存在认识论上的壁垒,政治犯罪人之所以外逃,正是怀有逃入国可以正当评价其行为的预期,换言之,行为人本身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认同的。从刑法的理论而言,行为人的罪行应当被惩罚的正当性基础,是行为造成了危害,并且这种危害是严重的,达到了必须经由最严厉的刑罚给予惩罚的程度。对于侵害财产、侵害人身等自然犯罪应当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是政治犯罪有一个特点,在于这种犯罪的危害是抽象的,并且这种危害性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危害,对于一般社会民众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能构成危害的。政治犯罪区别于普通刑事犯罪的基本点在于:它们一般只具有“外在恶”,而不具有“内在恶”。{11}纯粹政治犯罪,即所谓无其他犯罪行为的,基本可以被完全排除在引渡范围之外。现实情况经常是比较复杂的,政治犯罪人在表达政治诉求时,通常可能实施一些极端行为,如谋杀、纵火、爆炸等,即所谓相对政治犯罪的情形,这些犯罪行为在任何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中都应当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相对政治犯罪的概念其实在引渡中并不具备重要意义,既然政治犯罪人的行为构成了其他自然犯罪,被申请国同样可将其依据被申请国的国内法给予惩处,不存在放纵犯罪人的因素,而且完全排除了因罪行有政治因素可能被加重处罚或施加其他不人道待遇的可能。这一点上,英美法的态度值得称道,英美法系国家不存在纯粹政治犯罪、相对政治犯罪的理论划分。基于人权保护的立场,英美法在政治犯罪的构成问题上,持从宽解释。依据英国1780年《引渡法》,“具有政治特点的犯罪”即可归入政治犯罪。这更加符合现代引渡制度的精神,无论今后引渡制度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人权保障必将是其永恒的主题。{12}

(四)是否属于政治犯不能仅以被申请国国内法,还要依据公认的国际法惯例和原则

政治犯罪不引渡问题的难点在于对于政治犯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因为政治这一属于有着强烈的民族、历史特色,将行为人是否符合政治犯交由被申请国依据其国内法进行判断,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辨识难度。仅以被请求国决定是否属于政治犯罪也是片面的,因为任何一国的国内法都很大程度上体现该国的政治观念,并且可能通过法律解释,使其符合当前阶段该国的外交利益。因此,有学者就总结认为: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制度不同或与本国利益有冲突的国家扩大政治犯罪的范围,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与本国实行相同社会制度或符合本国战略发展的国家缩小政治犯罪的范围。{13}如美国与英国在2003331日就引渡问题签署了一项补充条约,其中1102该条约规定将劫持或破坏航空器、谋杀、爆炸、绑架等罪行,无论基于何种缘由都绝对排除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之外。完全依据被申请国国内法判断犯罪人是否属于政治犯罪,确实体现了对被申请国的司法主权的尊重,但是问题在于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之所以被承认的目的并非为了体现和尊重彼此的司法主权,因为既然是由被申请国依据国内法定程序做出引渡决定,就已经是被申请国司法主权的彰显了。人权问题才是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的根由,如果不考虑犯罪人的人权问题,忽视犯罪人因政治问题被申请国不公正对待的合理担忧,政治犯罪不引渡在现实中所引发的所有争论都将失去意义。因此,在分析政治犯罪不引渡问题时,很有必要将该问题的关注点做一个价值排序,在这个排序中,人权考虑当然是首要的因素。

如果这是将是否政治犯罪的判断完全归于被申请国的国内法,将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因为政治犯罪只有和人权因素相联接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人权的范围和内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存在很大的区别,人类的共同属性决定着人权共同标准的存在,因此,各国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在人权问题上有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14}或者说,并不能下结论认为当今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反映出了对于人权的基本尊重,而且在专制或者极权国家,也可能存在将政治问题广泛罪刑化的现象。如果被申请国的国内法并没有合理考虑或者按照国际较为通行的标准考虑人权因素,就凭国内法的意旨和精神准予将犯罪人引渡,犯罪人因此遭受非人道待遇就完全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人权原则。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对于普通犯罪而言,应当尊重不同国家对于普通犯罪有在量刑或者否定性程度上的差异,比如强奸罪,这个不涉及人权问题;但是涉及政治因素的犯罪比较不同,这已经不是罪轻罪重的问题,而是罪与非罪的问题。在引渡中,“政治”实际上就意味着不是犯罪,而政治犯罪例外的结果就是被请求引渡人免受起诉和惩罚,该原则与各国国内刑法中的正当理由或辩护理由有着同样的效果。{15}因此,对于政治犯罪的性质因为人权因素的考虑,从而有了突破国内法的趋势。仅以国内法作为判断是不适当的,对于政治权利和人权内容,世界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和获得普遍认同的体系,被申请国在裁量引渡与否时应当给予充分考虑。

三、美国单边制裁的政治性及华为案的政治性

按照加拿大媒体的公开报道,孟晚舟被指控的罪名是所供职的华为公司违反美国制裁禁令和伊朗进行交易。因此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对伊朗的全球制裁。美国的制裁措施是单边的,这种制裁具有典型的域外效力,奉行的是一种对美国利益的全面保护,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属人管辖、属地管辖等,而是以美国利益这一弹性、模糊标准为基本尺度的全面保护和绝对保护。讨论美国单边制裁的正义性或者合理性当然不是本文之目的,因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已经发起数轮针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制裁伊朗当然是一个政治事件。

美国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对其他国家展开过制裁措施,并且近乎都是单边性质的,美国国内法因此而生所谓的长臂管辖原则,即美国国内法适用于在他国境内的他国主体。该问题历来争议重重。美国对于他国实施制裁往往依所谓美国国家安全遭到威胁为由,但首先这种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是相当难以量化的,历次制裁中,并无切实证据证明被制裁对象真正造成美国的何种损害,美国开展制裁也并非由其国内司法体系决策并实施,而是服从总统的政令,由美国财政部和其特殊机构执行。由此看来,美国的制裁体系是行政主导的,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再者,历史上曾遭受美国单边制裁的对象,少见与美国战略利益存在相一致关系的,而多是伊朗、朝鲜、俄罗斯这样在意识形态或地缘战略上存在冲突或竞争的国家,这些国家其实并无实力或者意愿真正可以对美国造成威胁,不过是在二战后的武力禁止时代,美国只能用经济制裁这一替代打击手段实现霸权主义而已。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制裁是政治性的。既然孟晚舟是因为违反了美国政治性的制裁禁令而遭遇司法责难,那么就可以自然得出结论,孟晚舟属于政治犯罪,而且按照上文有关政治犯罪内涵的论述,孟晚舟更符合纯粹政治犯的情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1211日表态并不否认孟晚舟事件足以作为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可以利用的筹码。

正是因为政治犯罪概念的模糊,因此,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外交实践中大量被滥用得以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通过准予或不准予引渡请求,对申请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干涉。通常所称的滥用政治犯罪不引渡是之于被申请国的,但实际上,申请国也存在反向的滥用这一国际法原则。有学者所指出,关注的重点在于“不是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的政治性质,而是请求国诉讼活动或者引渡目的的政治性质。”{16}从华为案件反映出一个显著特征,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是美国乐于看到的局面,因此,孟晚舟留在加拿大,更有可能保证获得公正对待。因此,有别于行为人借助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逃避司法追责的是,华为案中美国更有可能以印度为借口,忽视孟晚舟行为的政治性,而实现引渡的目的。滥用政治犯不引渡明显存在一个硬币的两面,行为人不被引渡和行为人被促成引渡,都可能损害政治犯不引渡的本来意义。

引渡制度,如同其他的国际法原则或者规则,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时代和观念的变迁需要国际法给予及时的回应,在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尊严愈加得到强调的当今世界,引渡制度的本质和基点也只能是被引渡对象的基本人权及公正待遇。基于华为作为优秀的中国民族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受到的美国以司法保护为借口的政治迫害,中国应当明确给予回应,如将孟晚舟引渡至美国,将违反人权原则。现代国际法有诸多必须予以遵守的普遍原则,人权原则无疑是最高原则,也是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初衷。美国对于伊朗的单边制裁措施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做出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华为即便确实违反了美国的单边制裁禁令,也未构成对世界基本价值和安全的损害,因此,孟晚舟的被捕及其被指控的罪名,毫无疑问是政治性的。由此可见,华为是美国的直接打压对象,孟晚舟在美国受审,完全有合理的考虑将不会受到公正的对待,以及可能基于政治因素受到不应有遭遇,被请求引渡的对象在请求引渡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内是否能够得到基本的人权保护以及正当、充分的实体及程序上的救济,在引渡过程中是不能被牺牲的;即基于人权因素拒绝引渡,是国际条约、协定的惯常做法,1957年的《欧洲引渡条约》准许被请求国将基于种族、宗教、政治观点等政治原因而实施的追捕和刑事惩罚排除在可予引渡的范围之外。1958年《美英补充引渡协定》《美洲国家间引渡条约》和1990年《英联邦引渡刑事逃犯规划》均包含类似规定。

尽管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引起的争议可能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这个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存在是必要的。美国和加拿大存在有关引渡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依据条约规定,加拿大有义务进行引渡。但是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仍需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人权的合理保护和考虑构成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其效力应在双边条约之上。即使是在一些有着比较密切的引渡合作关系、甚至建立了某种超越一般引渡规则的特殊移交逃犯安排的国家之间,政治犯罪例外原则可以变通,但人权保护条款则仍然保持着刚性条款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17}因此,加拿大应当拒绝美国引渡请求,以免形成在美国单边制裁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表达倾向的立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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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葛淼,复旦大学法学院2017级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政法学刊》2020年第1期。

更新日期:20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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