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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美国引渡协议》研究

胡城军

 【摘要】2010年生效的《欧盟与美国引渡协议》是欧盟作为国际组织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从形式上看,该条约是过渡性条约,应最终落实到欧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实施。但是,该条约也具有独立性,根据自执行条约的特征及欧盟法的原理和实践,该条约对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具有直接适用性。该条约及其附随的新条约代表了最新版的引渡条约范式,对欧美国家的实践乃至条约法的理论都有影响力,对我国引渡条约也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欧美引渡条约;程序性规定;实体性规定;直接适用

  

一、引言

 

《欧盟与美国引渡协议》于2003625日签署,201021日生效。[1]它是欧盟以国际组织的身份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以下简称“欧美引渡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对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原来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进行修改的方式和内容。该条约共有22个条款,主要包括修改方式条款、修改内容条款和条约实施的总体程序规定。2010年该条约生效时欧盟有27个成员国。保加利亚、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五个欧盟国家(以下简称“欧盟五国”)2003(即欧美引渡条约签署日期)以后根据欧美引渡条约与美国单独签订了完整的引渡条约,并都于2009年生效。其余22国则根据美国与欧盟引渡条约第3条第2款的要求以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规定了欧美引渡条约对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原来条约(以下简称“旧条约”)的修改方式,即对旧条约的替换、添加或填补,以及修改方式所指向的条款(实体性规定),并推出整合后的欧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双边引渡新条约(以附件形式出现,以下简称“新条约”)。这些补充协议连同附件都于2010年生效。[2]欧美引渡条约及其附随的欧盟成员国引渡新条约是当今世界最新的双边引渡条约范式,具有较为普遍的指导意义,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该条约关于修改方式和修改内容的条款是条约的核心条款,条约实施方式条款是条约的杂项条款。但是根据程序和实体特征,又大致可将条约修改方式条款和条约杂项条款列入程序条款类型,修改内容条款列入实体条款类型。

 

二、程序条款述评

 

()指引条约修改的条款

 

指引条约修改的条款即欧美引渡条约的第3条第1款。该款规定了11项内容,涉及三种指引该条约对旧条约进行修改的形式,即替换(apply in place of)、填补(apply in the absence of)和添加(apply in addition of)。替换是指旧条约有规定,但是对内容有缺陷、表述有瑕疵的条款进行的改进和完善。所谓填补是指旧条约没有类似规定,将全新的规定嵌入到旧条约中。所谓添加是指在旧条约主条款之外增加比较实用的副条款。在欧美引渡条约第3条第1款中,(a)(b)项为纯粹替换款项,(c)(f)(h)(i)(k)项为纯粹填补款项,(d)项为添加款项,(e)(g)(j)为替换和填补兼具款项。这些修改方式所指向的条款,即实体条款,在涉及替换条款方面,为第451013条;填补条款为第91011121314条;添加条款为第7条。其中第81013条为替换和填补兼具。第3条第1款构成该条约最核心的程序性条款,它将指引该条约11项实体性规定对旧条约的修改。

 

以美国与波兰新条约为例。在欧美引渡条约之前,波兰已与美国于1996年签订引渡条约,该条约于1999年生效(以下称“旧条约”)。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3条第2款的规定,两国于2006年签署的对旧条约的修改(amending)协议[3]和制作的附件(新条约),都于2010年生效。该修改协议规定了几种对旧条约进行修正的条款,旧条约中已经有涉及修该条约的条款,新条约中继续保持不变(见下表)。三项条约相关条款对应关系,如表1(“新条约”这一行有文字注明的条款就是补充协议提到的条款)

 

1

 

┌─────┬──┬────┬──┬──┬────┬──┬───┬───┬──┬──┬───┬────┐

│欧美引渡条│4  5(1)  │5(2)6  7    8  9   10  │11 │12 │13  │14   │

│约    │  │    │  │  │    │  │   │   │  │  │   │    │

├─────┼──┼────┼──┼──┼────┼──┼───┼───┼──┼──┼───┼────┤

│旧条约  │2, 39(1)  │10 │12(1│无   │13 │16(1) 17  │20 │21 │6   │无   │

│     │  │    │  │)  │    │  │   │   │  │  │   │    │

├─────┼──┼────┼──┼──┼────┼──┼───┼───┼──┼──┼───┼────┤

│新条约  │2, 39(1)/ 10 │12(112(4)/添│13 │16(1) 17/ 20 │21 │6/替换│9之二/填│

│     │  │换   │  │)  │加   │  │   │换  │  │  │   │补   │

└─────┴──┴────┴──┴──┴────┴──┴───┴───┴──┴──┴───┴────┘

表格中涉及“替换”的款项,是旧条约的第9条第1款、第17条和第6条,对应新条约中的条款数字不变,但是实质内容有所微调,比如新条约第9条第1款的“transmit”替换了旧条约中的“submit”。一字之差,前者表达的外延更广,既包括外交部的递交方式,也包括大使馆的接受方式;而后者只包括外交部的递交方式。其他两款也作了字面上的调整,使其表达更为全面。新条约第12条第4款和第9条之二则为旧条约中所没有的条款,分别在原来主条款之内进行添加以及另外新增了一个条款。

 

()“不影响”条款

 

“不影响”条款为欧美引渡条约第17条第1款,具体内容为:“该协议不妨碍被请求国援引某一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生效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关于拒绝引渡方面的理由的规定。”[4]“该协议”是指欧美引渡条约;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原来生效的双边引渡条约为旧条约。该款是指,在旧条约中除了就前述11项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之外,其他条款,特别是拒绝(引渡)方面的理由条款,可以维持不变,并可由被请求引渡国继续援引。这实际涉及新旧条约的关系问题——旧条约未涉及修改的部分特别是关于拒绝引渡方面的规定,在新条约中继续保持不变。

 

再以美国与波兰引渡条约为例。两国新条约对旧条约中关于拒绝引渡方面的条款大概六项在新条约中保持不变,并可由被请求引渡人援引。这些条款包括国民的引渡、政治和军事犯罪的引渡、在先起诉、时间的流逝(时效)、缺席审判和特定性原则。

 

()溯及力条款

 

溯及力条款是欧美引渡条约第16条,具体内容为:“1.该协议应适用于该协议生效前以及生效后的犯罪。2.该协议应适用于该协议生效后的(引渡)请求。无论如何,第4条和第9条应适用于该协议生效时在被请求国未决之请求。”[5]该条区分了罪行和请求的溯及力问题。对于罪行,引渡条约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但是对于引渡请求,则不能溯及既往。罪行在引渡的情形下可被溯及既往,因为引渡条约并不是对行为发生时的违法行为进行定罪。[6]引渡条约没有创造新的犯罪罪名,也没有设定新的刑罚措施,更没有改变所需证据的性质;即引渡条约实质上是一种刑事司法协助方式,在犯罪与责任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但不是刑法本身。[7]诚然,刑法对于其主体事项——犯罪和刑罚是不能溯及既往的。[8]从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理出发,为实现法的安定性和可信赖性,法律只能对其生效后的主体事实状态有效和适用。但对于引渡条约而言,犯罪仅为其对象而非客体,[9]因此是可以有溯及既往的例外的。而引渡请求正是引渡条约的核心事项,即引渡条约的直接客体,因此,引渡条约只能适用于之后的引渡请求,而不是之前的。当然,对于在条约生效时尚未裁决的引渡请求,自然地延伸到条约生效之后,受到新条约的约束。这类似于合同法领域对于合同履行跨度超过了新合同法生效时间时,对合同履行的纠纷例外适用新合同法。[10]

 

()与将来条约关系条款

 

该条款具体为欧美引渡条约第18条,具体内容为:“本协议的生效,并不妨碍欧盟成员国与美国根据本协定缔结双边协定。”[11]该条是指欧美引渡新条约生效后,并不排除欧盟成员国单方面与美国再缔结新的引渡条约。条件是与欧美引渡条约相符,即符合前述11项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的内容;在符合11项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的基础上,根据两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缔结其他方面的条款。

 

以美国与塞尔维亚2016年签订的引渡条约为例。塞尔维亚目前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该国于2009年已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迫切希望成为欧盟成员国。[12]因此它的引渡政策也要向欧盟靠拢。其与美国近期签订的引渡条约体现了欧美引渡条约的基本特征。以下是两条约的对照表(2)

 

2

 

┌──────┬──┬───┬───┬──┬──┬──┬───┬──┬──┬──┬──┬───┐

│欧美引渡条约│4  5(1) │5(2)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

│塞-美新条约 2  8(1) │9   11 │无 │13 │13(4) 14 │17 │18 │7  8(7) │

└──────┴──┴───┴───┴──┴──┴──┴───┴──┴──┴──┴──┴───┘

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条约中实体性规定第414条的规定基本都在塞-美新条约中得到了体现。

 

()争端解决方式

 

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15条的规定,缔约方应视情况,确保最有效地使用协商的方式,解决与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包括有利于解决有关欧美引渡条约的解释或运用方面的任何争端。排除了仲裁和诉讼的方式。以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与美国2010年生效的新引渡条约的规定为例,该条约第20条“协商”规定,“美国司法部与塞浦路斯司法和公共秩序部可以在处理个别案件方面,或进一步保持和改进条约执行程序方面直接相互协商或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商”。该条主要指条约执行或适用争端,没有涉及解释问题。

 

欧美引渡条约第17条第2款也提到“协商”问题。该款规定:假如被请求国的宪法原则或具有拘束力的最终司法裁决允许被请求国不履行引渡义务,且该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在该协议或可适用的双边条约中得到规定,则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应当采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该条涉及引渡义务与国内法的冲突而引起的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争端问题,如果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解决方法,则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

 

()其他条款

 

1.要求缔约方部署修改的条款

 

此即欧美引渡条约第3条第2款。该款(a)项要求欧盟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的规定确保其成员国与美国通过签订书面文件(即补充协议),以欧美引渡条约所设定的方式对原来的旧条约承认适用(acknowledge application)。该款(b)项要求欧盟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的规定,确保该条约生效后加入欧盟的且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新成员,采取如同(a)项一样的办法,即签订补充协议以确认对旧条约的修改。该款(c)项要求缔约方在欧盟新成员加入以前或尽速在加入后努力完成补充协议的程序,并要求欧盟有义务通知美国关于新成员加入欧盟的日期。

 

2.指定和通知

 

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19条,在欧盟成员国就同一人分别收到来自美国的引渡请求和欧洲逮捕令的移交请求,且执行机构问题未在双边条约中得到规定时,应指定某一有权机关负责此事。另外,欧盟应向美国通告在该条约生效后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的信息,以便美国能与该新成员国达成新的引渡条约。

 

3.条约适用的领土

 

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20条,欧美引渡条约应适用于美国全境;通过欧盟适用于其成员国全境;假如缔约方之间通过交换外交照会同意,且由相关的欧盟成员国证实,那么,也可适用于成员国对其外部关系有责任的领土,或者成员国在外部关系方面对其有其他义务的非成员国。前述第三种情形的适用也可以随时终止,如若缔约方提前60日向对方提出书面通知且由欧盟相关成员国和美国确认。

 

4.条约的审查

 

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21条,如有需要,缔约方同意实行对欧美引渡条约的共同审查,时间不迟于该条约生效后五年。该审查应特别针对欧美引渡条约的实际执行情况,也可包括欧盟与欧美引渡条约(包括第10)事项有关的进一步发展的后果问题。但欧美引渡条约没有就具体的条约审查机构的组建或运作情况进行规定。

 

5.条约的生效和终止

 

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22条第1款,欧美引渡条约应在缔约方表明为生效的目的已经完成内部程序而交换文件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生效。同时指出,这些交换文件应指明欧美引渡条约第3(2)条规定的步骤已经完成。欧美引渡条约第3(2)条要求欧盟确保其成员国通过与美国书面文件、以新条约设定的方式承认适用新条约。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22条第2款,任一缔约方都可以随时书面通知终止该协议,且这样的终止在通知之后的第六个月生效。

 

三、实体条款评注

 

()替换型条款

 

1.4条的规定。该条标题为“可引渡的犯罪”。条文如下:

 

1.可引渡犯罪是指根据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法律可处一年以上监禁或更重刑罚的犯罪。试图、共谋或参与可引渡的犯罪也应在可引渡犯罪之列。如果引渡请求涉及被课刑之人的刑罚的执行,则尚未执行的刑期至少为四个月。[13]

 

2.对被请求引渡人因项可引渡犯罪予以引渡时,如果引渡请求还涉及其它犯罪,即使该罪只能处以一年或更低的刑期,只要其符合其它所有的引渡请求条件,也可因这些犯罪引渡该人。[14]

 

3.为了本款目的,可引渡罪行可以是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的犯罪:(a)不管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法律是否把该罪行放在相同类型的犯罪中或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罪行;[15](b)不管这种罪行是否美国联邦法律要求表明诸如州际交通,或影响州际或对外贸易的邮件或其他设施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仅是美国联邦法院用于建立管辖权的目的。[16](c)在有关税收、关税、货币控制和商品进出口的刑事案件中,不管请求国或被请求国的法律是否规定了相同类型的的问题。[17]

 

4.假如犯罪发生在请求国领域外,且被请求国法律规定在相似情形下的领域外犯罪可以处罚,在符合其他可适用的引渡请求的情况下,应当同意引渡。假如被请求国法律对相似情形下的领域外犯罪并不给予处罚,则可自行裁定同意引渡,只要所有其他可适用的引渡请求得以满足。

 

该条是改进型或替换型条款。所谓改进条款是指针对原来条约有规定但不全面,或者表述不太准确、设计不够科学的条款所进行改良的条款。首先,该类“可引渡犯罪”的规定,摆脱了以往条约对可引渡犯罪列举式、清单式的设计模式,[18]采以概括性又不乏操作性的条款范式,具有现代色彩。其次,比较全面地预设该类规范所应有的“事实”。与原来条约的有关条款相比,如下内容须改进:(1)可引渡犯罪的未执行期四个月的最低标准的规定;(2)可引渡犯罪低于一年时的引渡要求;(3)财税犯罪应予以引渡的规定;(4)美国州际犯罪问题等。再次,表达更准确。如本条第4款第一句“被请求国的法律对相似情形下的领域外犯罪可以处罚”,关于“可以处罚”,有的条约表述的是“有管辖权”。[19]即“处罚”和“管辖权”的表述是否有区别或哪个更准确。“处罚”是从刑罚的角度表明犯罪有一定的严重性,而“管辖”则不一定,如果犯罪轻微,则可能并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因为双重犯罪原则一般须满足一年以上刑期)。因此,“可以处罚”的表述更为准确。

 

2.5条的规定。标题为“文件的转交和确认”。条文如下:

 

1.引渡请求和支持性文件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转交,包括第7条规定的转交方式。[20]

 

2.附有请求国司法部或负责外交事务部门的证书或签章的文件,应当可由被请求国在其引渡程序中接受,不用进一步确认、认证或其他法律行动。

 

该条为改进型条款,系对原来条约相关条款作改进和完善。引渡条约关于文件外交递交规定的方式一般是向外交部门递交,而没有由大使馆接收并转交的方式。该规定弥补了不足。关于文件的认定、确认或接受,欧盟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条约中有“文件认证”的概念,但是没有认证的具体机关;之后的条约[21]则有具体的认证机关,即外交部门或司法部门,但是没有“不用进一步确认、认证或其他法律行动”的表述。“不用进一步确认、认证或其他法律行动”的表述可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司法部门的文件还须外交部认证,大使馆认证的文件还须外交部确认,外交部的认证还须外交部长或行政首脑的确认等。该表述是对“文件的递交和确认”的比较完整的表达,可以替换相关条款。

 

()添加型条款

 

7条的规定。标题为“临时逮捕后文件的转交”。条文如下:

 

1.假如被请求引渡人是由被请求国根据临时逮捕所控制,请求国可以根据第5条第1款将引渡请求和支持性文件提交到被请求国在请求国的大使馆,履行其通过外交渠道转交引渡请求和支持性文件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收到该请求的日期应视为被请求国为适用根据引渡条约确保该人继续羁押的时间限制的目的所符合的日期。[22]

 

2.假如该条约签署之日一成员国因为它的国内法律体制的固有做法不能适用该条第1款的办法,则该条不应适用。只有该成员国与美国通过交换外交照会另外达成协议才可适用。

 

关于临时逮捕后文件的递交方式,除了前述五国的条约外,在欧美引渡条约之前的条约中,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立陶宛、希腊与美国的条约规定了专门机关的接受方式,即大使馆的接受方式。现代大量的条约中反而没有这样的规定。在现代条约中添加这样的条款很有必要,因为大使馆送达方式是请求国送达文件最便捷且能产生法律效果的措施和手段;且这种方式对请求国来说无疑可以尽快满足被请求国所设置的临时逮捕的时间限制的要求,确保被请求引渡人在该国继续羁押,以待引渡审查。

 

()填补型条款

 

1.6条的规定。标题为“临时逮捕请求的转交”。条文如下:

 

临时逮捕的请求可以直接由请求国的司法部长向被请求国的司法部长提出,以此作为外交渠道的替代办法。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23]也可以转交这样的请求。

 

该款主要涉及临时逮捕请求的传递主体。在欧美引渡条约签订以前,在成员国与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中,完全符合该条规定的条约为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法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立陶宛和波兰与美国的条约。[24]通过外交或司法部门而不是由国际刑警组织转交请求的有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和英国与美国的条约。[25]只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的有芬兰和瑞典与美国的条约。[26]如果说前述条约与现代条约大体接近,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前签订的条约的表述风格则完全不同。比如1925年捷克斯洛伐克与美国的条约,其对于“临时逮捕”的规定是:“在紧急情况下,逮捕和羁押的请求可以直接向符合国内法律规定的地方有权机关提出。”[27]由地方官员来接收对外文件似乎不符合外交礼仪。再比如,20世纪初葡萄牙、南斯拉夫与美国签订的条约,[28]尽管规定了外交大使和高级领事官员可以接受临时逮捕申请,但是其主体内容是关于法官和地方官员签发逮捕令并加以审讯的规定。其实该类条款的后部分规定实属多余,因为一国外交部门接受临时逮捕请求后会交代有关地方机关去办理相关事务。综上所述,尽管该条被欧美引渡条约列为填补型条款,但是会受到该条改造的条约还是不多。

 

2.9条的规定。标题为“暂时移交”。

 

1.假如引渡请求涉及在被请求国正在受到追诉或服刑的人员,则被请求国可以暂时移交该人给请求国以便起诉。

 

2.该临时被引渡之人应被羁押在请求国,并在诉讼终结后根据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互相设定的条件返还给被请求国。诉讼未决期间在请求国领土内羁押的时间可以从其在被请求国未服完的刑期中扣除。

 

在欧美引渡条约之前的条约中,欧盟国家中只有奥地利、匈牙利、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英国与美国的条约有临时(暂时)移交的规定,其余都没有这样的规定。[29]而这方面的规定在现代引渡条约中已经比较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双边引渡条约中都有“暂时移交”条款。我国双边引渡条约中也基本都有该类条款,而我国引渡条约多为20世纪90年代后签订。[30]引渡国内法中有临时移交(临时引渡)条款的国家有德国[31]、希腊[32]、意大利[33]、葡萄牙[34]、中国[35]等。这些国内法大多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制定,因此现代性明显。另外,该条款详尽地预设“临时引渡”的所有事实情况,甚至提及“刑期抵扣”的问题。因此该类条款可以取代较旧的条款。

 

3.11条的规定。标题为“简易引渡程序”。

假如被请求引渡人同意引渡给请求国,则被请求国可以根据其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尽快地移交该人,而无须其他后续程序。此时被请求引渡人的同意可包括同意放弃特定性原则的保护。

 

简易引渡也称为“引渡的放弃”,是引渡便利化措施之一,条件是尊重被引渡人意愿和被请求国法律允许。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70年代)的欧盟国家与美国引渡条约中都没有规定简易引渡,简易引渡程序在21世纪签订或生效的条约中都有这样的规定。[36]美国其他引渡条约也基本遵循这一规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条约无一例外地规定了“简易引渡”的条款。[37]2010年《欧洲引渡公约》第三议定书第4条也规定了简易引渡程序。[38]因此,简易引渡问题具有相当强的现代性和欧美特征。欧美引渡条约顺应了这样的变化,将“简易引渡”设定未规定该项内容的旧条约中的填补条款。同时,该条增加了“放弃特定性原则”的表述,对于“简易引渡”的规定是最为完整的表述,理应为新条约所采用。如果没有“放弃特定性原则”的表述,则有关缔约方只能猜测、推想或解释成被引渡人有放弃特定性原则的意思。

 

4.12条的规定。标题为“过境”。

 

1.欧盟成员国可以允许被引渡人由第三国通过其领土到美国,或由美国通过其领土到第三国。美国可以允许被引渡人由第三国通过其领土到欧盟成员国,或由欧盟成员国通过其领土到第三国。

 

2.过境的请求应当通过外交渠道或直接在美国司法部和所涉欧盟成员国司法部之间提出。国际刑警组织也可以转交这样的请求。该请求应当包括被引渡人的特征描述和该案事实的简单陈述。被引渡人在过境期间应予以羁押。

 

3.如果使用航空运输且未计划在过境国领土内降落,则无须获得过境许可。如果计划外的降落确实发生,该降落地国可以根据第2款的规定要求提交过境的请求并应采取所有禁止该人逃匿的办法直至过境完成,只要过境引渡请求是在未计划降落的96小时以内收到。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签订的条约中没有过境条款,20世纪90年代以后签订的条约中,除与牙买加条约外,都有过境条款。我国双边引渡条约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签订,大多有过境条款。比较早的《欧洲引渡公约》第21条为过境条款。[39]因此,总体而言,过境条款是比简易引渡条款确立更早的现代型引渡条约条款。欧盟国家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签订的条约中基本没有该类条款,因此该类条款作为填补型条款就不足为奇了。

 

5.14条的规定。标题为“请求中的敏感信息”。

 

如果请求国考虑提供特别敏感的信息以支持引渡,则它可以与被请求国商议确定该信息由被请求国保护的程度。假如被请求国不能以请求国寻求的方式对该信息加以保护,则请求国应确定是否无论如何都要提供该信息。

 

“敏感信息或秘密情报”条款是引渡条约的新情况。所谓敏感信息是指不当使用或未经授权被人接触或修改会不利于国家利益或政府计划的实行,或不利于个人依法享有的隐私权的所有信息。国家敏感信息即国家秘密,比如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外交或外交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等。[40]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种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基因、指纹等。[41]引渡请求中也可能涉及这样的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因此须与被请求国商量找到保护该类信息的方式;如果请求国不能提供合理的保护,则请求国可以权衡信息保护与打击犯罪的轻重缓急,决定是否提供该信息。该条可以完善旧版引渡条约的不足。

 

()替换和填补兼具的条款

 

1.8条的规定。标题为“补充信息”。

 

1.假如被请求国认为支持引渡请求的信息不能满足引渡条约的要求,那么可以要求请求国在合理的时间限度内提供额外的信息。

 

2.这样的补充信息可以在所涉国家的司法部之间直接请求和提供。

 

补充信息可以弥补条约中约定文件类别不足,为被请求方作出合理判断打下基础;司法部之间传递信息也去掉了外交渠道的中国环节,提高了引渡审查的效率。《欧洲引渡公约》第13条为“补充资料”条款。[42]在欧美引渡条约签订以前,美国与22个国家的引渡条约中有补充信息条款,其始于20世纪60年代。[43]因此,虽然该类条款不是如同“过境”“简易引渡”等那么普遍,但是也有一定数量的条约作出规定,且具有现代特征。在22个国家中,欧盟国家占一半数量,大概12个,表明目前为止还有一定数量的欧盟国家条约中没有相关规定。因此,填补该类条款是有必要的。同时在简易引渡的条款规定中,很多条约并没有对“司法部门之间的传递”作出规定,因此进行改进和补充也是有必要的。

 

2.10条的规定。标题为“多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1.假如被请求国从请求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或多个国家收到对同一个人的引渡请求,无论是因同一个罪行还是不同罪行以及其他情况,被请求国当局应决定将该人引渡给哪个国家。

 

2.假如被请求的欧盟成员国就同一个人收到来自美国的引渡请求以及根据欧洲逮捕令[44]的请求,不管是因同一个罪行还是不同的罪行或是其他情况,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应确定将该人引渡给哪个国家。为此目的,假如根据美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引渡条约,竞争性请求决定是由有权机关作出的话,该有权机关应当是被请求国的执行部门;假如在双边引渡条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应当根据第19条所涉的国家来指定有权机关。

 

3.在根据第12款作出决定时,被请求国应当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可适用的引渡条约所设定的因素。假如没有这样的规定,下列因素可作参考:(a)请求是否根据条约作出;(b)每一项犯罪的地点;(c)请求国的各自利益;(d)犯罪的严重性;(e)受害人的国籍;(f)请求国之间随后引渡的任何可能性;(g)请求国引渡请求的时间顺序。

 

该条既是填补型也是替换型条款。从替换的角度来看,该条的规定与原有规定相比有如下新特点:第一,不再简单地规定在多个提出引渡申请的国家中最先提出引渡的国家有优先引渡的权利;第二,增加了“欧洲逮捕令”的新元素;第三,增加了执行部门的指定的规定;第四,根据第19条的规定,可由缔约国的司法部来作出决定。因此,整体来看,该规定既考虑了欧盟国家的特点,也具有全面性的特点。从填补的角度来看,欧盟个别国家与美国缔结的条约没有竞争性请求权的规定。[45]因此该类填补是有意义的。

 

3.13条的规定。标题为“死刑”。

 

假如被请求引渡之罪根据请求国法律可被判处死刑而根据被请求国法律不能判处死刑,则被请求国予以引渡的条件是不应对被请求引渡人课以死刑;或者假如因程序方面的原因这样的条件不能由请求国满足的话,则给予引渡的条件是即使被课以死刑也不能执行。假如请求国根据该款设定的条件接受引渡,就应遵守该条件。假如请求国不能接受该条件,则引渡可以被拒绝。

 

“二战”后有许多国家立法规定刑事案件不判处死刑,且在个别引渡案例中作出了拒绝引渡可能面临死刑的逃犯的决定。因此这类国家在所有的引渡条约中都设置有如上的死刑犯不引渡条款。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在现代引渡条约中已经比较普遍,[46]在欧美引渡条约之前的引渡条约中,除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签订的条约没有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外,之后的条约都有死刑犯不引渡原则。[47]该类条款在立法模式上走过了由绝对拒绝型向相对拒绝型转变的过程。前一种呆板有余而灵活不足;后一种则灵活得多,不是一味地拒绝引渡,而是只要请求引渡国向被请求引渡国提出引渡请求时,承诺不对被引渡人判处死刑或判处死刑也不执行,被请求国就可以准许引渡。[48]该第13条就采用了灵活的方式。因此总体来看,该条款既是替换型也是填补型条款。

 

四、欧美引渡条约的直接适用

 

欧美引渡条约直接适用的提法首先出现在美国与西班牙于2004年为执行该条约而签订的补充性条约中。该补充性条约第2条规定:为了执行欧美引渡条约,本协议(指补充性条约,笔者注)的附件(整合后的新条约,笔者注)是对()双边引渡条约与欧美引渡条约的整合,应当在该协议生效后适用,但无损于欧美引渡条约条款的直接适用。[49]这意味着欧美引渡条约尽管有更为详细的新条约附随,但是无损于该条约的独立适用,且即使欧美引渡条约中的规定没有在新条约中得到体现,也可以在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适用。即欧美引渡条约至少在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可以直接适用,因为有该“直接适用”的条款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直接适用”条款是否也可以作“直接适用”的解释呢?

 

()对美国而言

 

美国素有自执行条约与非自执行条约的区分。所谓“自执行条约”是指无须国家立法机关转化立法而由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条约。[50]因此自执行条约也称为“直接适用条约”。[51]判断自执行条约的方法或标准的学说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四原则说”,即合宪性原则、可司法性原则、私人诉权原则和意图原则。[52]

 

合宪性原则。该原则是指如果一项条约所规定的事项属于美国宪法授予国会的专属立法范围内的事项测该条约是非自动执行的。[53]该原则是指,国会参与制定的条约,一般是比较重要的条约,常常是由国家或其政治代表来加以执行,无须法院来执行,因此是非自执行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条约已经越来越多地调整传统上由国家保留的事项,而美国国会又具有广泛的立法权,从而使得大多数条约“先天地”失去自动执行的效力。[54]因此该原则在判断条约()自执行特征方面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尽然。

 

意图原则。即根据缔约方单方面的意图来判断条约的自执行特征。这种意图常常通过缔约时国家在批准书上作出的声明来表示。例如,美国在批准相关人权公约时往往附加声明,宣称相关人权公约的实质性条款是非自动执行的。但这样的声明受到了美国著名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附加于人权条约的非自执行声明,是对美国宪法上的条约地位的颠覆,背离美国宪法的精神因而是不合宪的。[55]另一方面,这样的声明其实是对条约的解释。既然是条约的解释,就应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加以适用。依照该规定,解释正确,则声明就具有合理性;否则,就不具有合理性。而有许多学者恰恰就将人权条约解释为可自动执行的。[56]因此,意图原则在考察条约自执行时因其主观性、片面性较强而受质疑。

 

而由于自执行条约关涉国内法院对条约的直接适用问题,因此,“可司法性原则”是自执行条约的考察重点。同时,个人如果能够在国内法院援引条约,就像援引国内法一样进行诉讼活动,也可证明条约在国内法院的自动适用。因此,“可司法性原则”和“个人诉权原则”是考察自执行条约的根本标准。

 

至于考察的方法,对条约文本的解读是根本。[57]同时可佐之以实践的视角。

 

引渡条约中经常出现的“被请求国本国法律”及其相关法律术语(包括犯罪、起诉、刑罚、时效、管辖权、逮捕、对方法院判决书等)的查明和确认,非国内司法机关(法院)莫属。因此实际上条约以一种暗含的方式赋予了国内司法机关(主要是被请求国法院)司法审查权。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内法院审查引渡案件比较常见。我国法院在21世纪初审理了四起引渡案件,在其判决书中适用了双边引渡条约作为判案的依据(在有引渡条约的前提下)[58]

 

引渡条约也涉及被引渡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59]即涉及“私权”。这种“私权”包括被请求引渡人的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公平和公正审判权、财产权等。这就意味着个人是可以在法院直接援引条约为自己辩护的,即“创设私人诉权”。在司法实践中,被引渡人诉权的实现表现为:自我辩护、聘请或指定律师辩护、申诉权或上诉权、人身保护令的实施[60],等等。在我国审理的上述四起案件中,都有指定律师辩护。

 

综上所述,引渡条约,包括欧美引渡条约对美国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对欧盟成员国而言

 

相对于美国,欧盟是一个国际组织,那么该条约可否跨过欧盟直接对其成员国有效或直接适用呢?[61]欧盟法中有关于欧盟国际协定的直接效力的讨论。[62]所谓欧盟国际协定,是指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签订的条约或协定。本文之欧盟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即该类型的条约。欧洲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受理过两起针对同一国际协定——欧共体与葡萄牙自由贸易协定的直接效力的案子。第一起案件,法院裁决欧共体与葡萄牙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该协定第14条第2)不具有直接效力。但是在第二起案件中却裁决该协定(主要是该协定第21)具有直接效力。该第21条具有直接效力的原因,依照法院的裁定,是该协定第21条的义务是无条件的(unconditional)和精确的(precise)[63]因此,条款的清晰和精确从此成为判断欧盟国际协定直接效力的标准。到本文之欧美引渡条约。恰恰该条约的诸多规定,不管是实体性规定还是程序性规定都是清晰、精确,甚至是细致入微的。因此,它们被成员国法院和当事人直接适用或援引都不成问题,即是具有直接效力的。

 

那么该国际协定是怎样通过欧盟这个中间环节对其成员国生效?其实这里面还是欧盟法与其成员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在欧盟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原则,即欧盟法优先原则。这个原则得到案例法和条约的支持。[64]根据该原则,欧盟作为国际组织所获得的权利和义务即可直接转化为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为成员国所直接实施。

 

因此,总体而言,欧美引渡条约对欧盟成员国也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五、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引渡条约须革新的地方

 

受到欧美引渡条约的启示,在技术层面上,我国现存双边引渡条约还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65]

 

关于大使馆转交或接收引渡文件的方式。在我国所签双边引渡条约中,尚没有一项条约规定大使馆转交或接收引渡文件的方式。这项措施其实可以大大促进引渡的便利化,提高引渡的效率,所以建议我国增加这样的条款。

 

关于临时逮捕请求的提出或转交。我国双边引渡条约大多规定向外交部门提出或由国际刑警组织转交,只有六项条约明确规定可直接向司法部门提出[66]。我国引渡条约可以规定临时逮捕请求在总检察长或司法部长之间提出,以此提高临时逮捕的效率。

 

关于暂时移交条款。我国双边引渡条约与欧美引渡条约相比,除了一般性规定相同外,我国条约大多没有规定“诉讼未决期间在请求国领土内羁押的时间可以从其在被请求国未服完的刑期中扣除”。这一规定有利于维护被请求引渡人的正当权利,所以在我国的条约中应补充类似规定。

 

关于竞争性请求条款。我国一般性地规定由被请求国来确定最后的请求国要求,列出参考因素的条约只有六项,[67]而其中列出“受害人国籍”因素的只有与埃塞俄比亚的条约。因此未来条约对受害人国籍国的请求须引起重视。

 

关于过境条款。我国引渡条约与欧美引渡条约一般规定相同,但是欧美引渡条约还规定了“计划外的降落”情形,这是我国条约所没有的。鉴于因恶劣天气、危急情况等导致飞机航行的计划外降落的可能存在,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甚至误伤,在我国引渡条约中规定这一情形也有必要。

 

关于溯及力条款。我国引渡条约中无一项规定该类总体程序问题。这涉及引渡条约适用的时间范围。正如前述,欧美引渡条约对条约生效以前的犯罪是可以溯及既往的,对于“引渡请求”是不允许溯及既往的。鉴于引渡条约在生效以前就有外国犯罪分子藏匿在我国的情况,将引渡条约溯及既往,以避免犯罪分子逃脱法律追究。

 

总体而言,我国引渡条约与欧美引渡条约相比,在技术层面上还显得较为简单,须进一步填补漏洞和精细化。

 

()中欧、中美商签双边引渡条约的有关重大原则问题

 

中美目前尚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签订引渡条约也不多。目前中国与欧盟国家引渡条约中有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只有西班牙和法国与中国的引渡条约中有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按照欧美引渡条约的要求,该原则在欧美国家之间加以普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它们以后分别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一要求同样值得重视。

 

关于可引渡的犯罪条款。在36项生效的中国双边引渡条约中,只有三项规定“领域外犯罪”问题,[68]九项规定财税犯罪问题[69]。为了打击走私、破坏外汇管制措施、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我国有必要在引渡条约中将该类财税性质的犯罪排除在不可引渡的范围。我国引渡条约关于财税犯罪应该引渡的规定中有两个是与欧盟国家条约,以后与欧美国家这方面的谈判也可能成为重头戏。

 

关于简易引渡条款。我国只有两项条约规定简易引渡问题。[70]简易引渡程序强调尊重被请求人的自愿引渡请求,但是可能触碰“本国国民引渡”问题,[71]因此我国会谨慎对待这一问题。但是简易引渡条款的发展趋势要引起注意。

 

关于敏感信息条款。我国引渡条约中无一项规定该类问题。欧美引渡条约将提交敏感信息的最终权力交给了请求国。鉴于我国对危害国家秘密和侵害个人信息权问题的重视,将该类问题规定在未来引渡条约中也有必要。

 

()我国双边引渡条约修改程序的启动

 

欧美引渡条约本质上是对成员国旧条约进行修改的条约,包括修改方式和修改内容。这是国际组织代表国家与另一国家协商谈判对成员国旧条约的修改。我国双边引渡条约有的也到了须修改的地步,比如前述在“技术层面”须改进或填补的条款,再加上有些条款存在与另一条约相似条款的冲突或与国内法相关条款的冲突,[72]这些条款都有必要进行修改。当然,我国双边引渡条约,不可能通过国际组织的方式来修改,但是可以缔约方重新谈判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也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9条关于“条约修正”的规定。[73]

 

()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解决方式

 

根据欧美引渡条约第17条第2款,可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引渡条约与国内法(国内宪法和最高法院判决)的冲突。关于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解决原则性地规定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即“一国不得以国内法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但是该公约成员国有的对该条提出保留,如哥斯达黎加提出的保留是,“该公约第27条所提及的国内法仅指国家的次级立法,而不是宪法。”意思是一国可以宪法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因为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学术界关于条约与宪法冲突的解决方式也是莫衷一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对于条约与国内法特别是宪法冲突的解决问题,至今都没有找到一条很好的路径。但是欧美引渡条约提出的协商解决方式不失为目前最稳妥的方法和路径,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参考。

 

()引渡条约在我国的直接适用问题

 

有学者已经指出引渡条约在我国是可以直接适用的。[74]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论证。其实依然可以依据前述之可司法性原则和私人诉权原则来对我国的引渡条约加以分析。鉴于引渡条约条款根本特征的相似性,可以很自然地推出引渡条约在中国也是可以直接适用的。所谓“根本特征的相似性”,表现在:(1)所有的引渡条约条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准予引渡条款”,一块是“引渡程序条款”;(2)在体现的法律关系上,都体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公权力的关系,该层关系以两国之间的外交部门或代表国家的机关的活动来实现;也体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该层关系包括司法机关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鉴于此,得出引渡条约在我国直接适用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引渡条约时是很谨慎的。在我国近十年受理的引渡案例中,往往在高级人民法院都提及条约的适用,但是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无一例提及条约的作用,更不用说适用。[75]这与我国在条约法理论上的不成熟及司法机关对条约特征和性质的认识水平有关系。

 

六、结论

 

欧美引渡条约规定了三种对旧条约进行修改的方式,即替换、添加和填补,同时规定了11项须修改的条款类别,由此整合出具有现代气息的引渡条约范式,并加快了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双边引渡条约的统一和趋同。当然,在“不影响”条款作用下,欧盟成员国与美国旧条约的相关规定得以维持不变,从而依然保持各成员国在引渡制度方面的细微差异。

 

欧美引渡条约作为国际组织与国家所签订的条约,与同一类别的主体所签订的条约有一定的区别。区别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衍生了该类条约的直接适用性问题。之所以会有这种问题,其一因为该类条约涉及对国际组织成员国的适用问题;其二就是该类条约的过渡特征,如同欧美引渡条约一样有较多的指引修改条款。即后一类条约仅提供了条约修改的方法,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对旧条约的修改,造就出全新的条约。但是,根据自执行条约的判断标准以及欧盟法的特征来审视欧美引渡条约,该条约对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都有直接适用性。至于其他涉国际组织兼非引渡类条约是否具有这样的特征,还要做进一步的观察。

 

欧美引渡条约及其附随的成员国新条约实质上带来了引渡条约的革新条款和标准表述。同时它也是对双边条约启动修改的一种方式。我国双边引渡条约可以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和合理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同时,欧美双边引渡条约中的某些重要原则性规定也可能成为我国未来与发达国家商签双边引渡条约时的考量因素,值得关注。在引渡条约的适用方面,我国引渡条约也像欧盟引渡条约一样具有直接适用性,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大胆开拓,直接适用条约来判决引渡案件。

 

【注释】

[1]See Michael Abbell, Extradition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467-479(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2]Bassiouni M. Cherif, International Extradition: United States Law and Practice 1025-103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该修正协议的全名为“波兰与美国根据欧盟与美国于2003年在华沙签署的引渡条约第3条第2款的规定制定的关于两国于1996年签署的引渡条约的适用问题的协议”。

 

[4]该条款的英文原文为:“This Agreement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invocation by the requested States of grounds for refusal relating to a matter not governed by this Agreement that is available pursuant to a bilateral extradition treaty in force between a Member Stat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该条英文原文为:“l. This Agreement shall apply to offence committed before as well as after it enters into force.2. This Agreement shall apply to requests for extradition made after its entry into force. Nevertheless, Article 4 and Article 9 shall apply to requests pending in a requested State at the time this Agreement enters into force.

 

[6]See Michael Abbell, Extradition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83(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7]1843年英-美克林顿引渡案中,公诉人认为,引渡条约并不是制造事后法,因为引渡条约并没有创造新的罪行,没有安排新的刑罚,也没有改变所要求的证据的性质;又提到英国-阿根廷巴尔福案(Balfour),案中阿根廷法官认为,引渡条约并不是刑法,它不会创造不利于被告的犯罪,它仅仅调整引渡程序,以利于引渡的顺利进行,并使之更有效率。See Peter Elman, The Retroactivity of the U. S.- Israel Extradition Treaty, 1 Israel Law Review 359-360(1966).

 

[8]当然,刑法只在很特殊的情形下对主体事项具有溯及力,如我国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9]这里借用了刑法学上(犯罪的)“客体”和“对象”的说法。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若干解释》第2条。

 

[11]该条英文原文为:“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preclude the conclusion, after its entry into force,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a Member Stat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sistent with this Agreement.

 

[12]参见王慧娟:《塞尔维亚希望成为下一个欧盟成员国》, 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gd/10000166/20180201/32036550.html, 2019520日访问。

 

[13]该款被称为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该原则是指引渡的基本前提是与引渡请求有关的行为必须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都构成犯罪。其中在请求国构成的犯罪,在被请求国可以是一种类比的(analogous)犯罪;无须使用相同的犯罪名称,甚至无须相同的犯罪构成要件。See Artemio Rivera, 43 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Review 209(2018).——笔者注。以下脚注皆为笔者注。不再另行标明。

 

[14]这实际上涉及相关联的犯罪,其中只要一种罪列入可引渡范围,则另一种罪可以不受通常的一年以上刑期或四个月以上拘禁期条件的限制。

 

[15]该款是指双重犯罪原则不受两国犯罪类别和名称的影响,只要构成犯罪即可。

 

[16]相类似的翻译为:“即使在基于美国政府联邦管辖权的考虑而把州际运输、邮件或其他设备的使用也视为该特定犯罪的一个要件时,仍应准予引渡。”赵永琛译:《美国和日本引渡条约》,《环球法律评论》1992年第6期。美国学者对该类规定的解释是,“该类条款要求缔约方忽视在美国联邦法院受理的犯罪案件中仅仅因为授予联邦法院管辖权目的而设立的犯罪的因素。该类条款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其他国家仅仅因为它们的国内法中没有诸如被盗财产的州际运输或邮件欺诈或对外贸易等有关的犯罪,而拒绝引渡到美国;当然,这样的条款也要求美国的法院在适用与从美国引渡的请求有关的双重犯罪要求的时候忽视这样的联邦管辖的因素”。See Michael Abbell, Extradition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67(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17]即不因引渡事项涉及税收、关税、货币控制或商品进出口而不予引渡。一个国家的财税、金融涉及该国的重要经济命脉,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性。因此,财税犯罪常常被作为拒绝引渡的理由。如1959年《欧洲刑事司法协助公约》第2(a)项把财税犯罪同政治犯罪一起列为拒绝司法协助的理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同社会的福利愈加联系在一起,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一国经贸和金融的健康发展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对财税犯罪的打击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1978年签订的《〈欧洲引渡公约〉第二议定书》对原公约第5条进行了修改,规定:“在税收、关税及汇兑方面,缔约国之间应根据公约的规定对于符合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同一性质的犯罪提供引渡。”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6款规定:“缔约国不得仅以犯罪也被视为涉及财税事项为由而拒绝引渡。”参见杨宇冠、吴高庆主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8]如美国与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签订的引渡条约第2条。

 

[19]如美国与芬兰1976年签订的引渡条约第3条第3款。

 

[20]7条的规定,即大使馆接收的方式。大使馆一般是信息的中转站,所以大使馆接收文件和信息,也称为“大使馆转交信息或文件”。该款使用了“transmit(转交)而不是“submit(提交)。下同。

 

[21]除美国与奥地利2000年生效的双边引渡条约的规定外。该条约第10条第5款规定,“通过外交途径递交的文件在被请求国的引渡司法程序中可被接受,不用进一步确认、认证或其他的法律行动”。

 

[22]如引渡条约中可规定临时羁押或临时逮捕的期间为30日,如果超过30日未收到正式引渡请求,则解除临时羁押或逮捕。

 

[23]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全称是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总部在法国巴黎,目前成员194个,由各国最高警察部门构成。它主要的宗旨是在各国警察部门之间确保最大可能的合作,以制止普通犯罪行为。参见国际刑警组织官网:http://www.inter- pol.int/, 201956日访问。

 

[24]这些条约生效的时间分别为:2000199719991996199719841984200220031999年。这些条约都规定了三种临时逮捕请求的传递方式,即外交部、司法部和国际刑警组织。

 

[25]这些条约生效的时间分别为:19801970198319712004年。

 

[26]这两个条约的生效时间分别为19801963年。

 

[27]捷克斯洛伐克与美国引渡条约第11条第3段。

 

[28]这两个条约的生效时间分别为19081902年。

 

[29]如美国与葡萄牙1908年签订的引渡条约、与捷克斯洛伐克1927年签订的引渡条约等。

 

[3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条约和打击三股势力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31]1982年制定的《联邦德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37条。参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法资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

 

[32]参见1950年《希腊刑事诉讼法典》第442条。参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法资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33]参见1988年《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第709条。参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法资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34]参见1991年《葡萄牙第43/91号法》第35条。参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法资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35]参见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第4243条。

 

[36]如美国与奥地利、卢森堡和英国的条约。

 

[37]如美国与以下这些国家签订的引渡条约:印度、格林纳达、多米尼克、玻利维亚、伯利兹、巴巴多斯、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津巴布韦、泰国、瑞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塞尔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等。

 

[38]参见欧洲理事会官网,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rms/090000168008482c, 201961日访问。

 

[39]参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法资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页。

 

[4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修订)9条。

 

[41]参见我国2013年颁布实施的《信息案情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3.7条。

 

[42]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法资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43]22个国家是奥地利、巴哈马、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爱尔兰、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南非、英国、乌拉圭。

 

[44]欧洲逮捕令是欧盟于2002年通过立法并逐步在成员国之间实施的一项代替引渡制度的机制。该项制度以刑事判决的相互承认为基础,通过在成员国司法机构间直接传递逮捕令,简化了移交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程序,为成员国间快速、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提供了制度保障。参见马贺:《欧洲统一逮捕令的产生及其对引渡制度的变革》, 《犯罪研究》2008年第1期,第68页。

 

[45]主要是南斯拉夫(1902)、西班牙(1971)、瑞典(1963)与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

 

[46]参见黄风:《引渡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

 

[47]欧盟国家在欧美引渡条约之前与美国签订的条约中没有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国家是前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涉及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1925年,涉及现在的斯洛文尼亚)、葡萄牙(1908)、希腊(1931)

 

[48]参见马德才:《国际法中的引渡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115页。

 

[49]该条款的英文表述为:“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U. S.-EU Extradition Agreement, the Annex reflects the integrated text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ateral extradition treaty and the U. S.-EU Extradition Agreement that apply upon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Instrumen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ose provisions of the U. S.-EU Extradition Agreement directly applicable.

 

[50]See Carlos Vazquez, The Four Doctrine of Self-Executing Treaties, 8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95-723(1995).

 

[51]左海聪:《直接适用条约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88页。

 

[52]See Carlos Vazquez, The Four Doctrine of Self-Executing Treaties, 8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95-723(1995).

 

[53]See Calos Vazquez, The Four Doctrine of Self-Executing Treaties, 8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18(1995).

 

[54]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55]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该页注{2}详细探讨了非自执行声明的违宪性问题。

 

[56]参见万鄂湘主编:《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7]See Michael D. Ramsey, A Textual Approach to Treaty Non-Sclf-Exccution, 6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1639-1672(2015).

 

[58]参见孙淑兰:《引渡司法审查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509页。

 

[59]See Charles D. Siegal, Individual Rights Under Self-Executing Extradition Treaties-Dr. Alvarez-Machains Case, 13 Loyola of Los Ang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765-798(1991).

 

[60]See Charles D. Siegal, Individual Rights Under Self-Executing Extradition Treaties-Dr. Alvarez-Machains Case, 13 Loyola of Los Ang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720(1991).

 

[61]在欧盟法中,“直接效力”和“直接适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直接效力是指某些欧共体基本条约的条文和欧共体的立法,就赋予个人以权利和在某些情况下给个人创设义务而言,可以在成员国产生直接的效力,即直接由当事国法院适用或可以由当事人在法院直接援用。”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以〈欧洲宪法条约〉为视角》,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62]参见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以〈欧洲宪法条约〉为视角》,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79页。

 

[63]See Charles. D. Siegal, Individual Rights Under Self-Executing Extradition Trea- ties-Dr. Alvarez-Machains Case, 13 Loyola of Los Ang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179(1991).

 

[64]See Charles D. Siegan, Individual Rights Under Self-Executing Extradition Trea- ties-Dr. Alvarez-Machains Case, 13 Loyola of Los Ang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180-186(1991).

 

[6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引渡条约和打击三股势力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截至20191月,我国已经与55个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其中39项已经生效,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default_l.shtml, 201956日访问。

 

[66]该六项条约分别为中国与菲律宾、韩国、巴西、立陶宛、安哥拉和意大利的条约。

 

[67]该六项条约分别为中国与墨西哥、韩国、阿富汗、波黑、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条约。

 

[68]该三项引渡条约分别为中国与南非、莱索托和埃塞俄比亚的引渡条约。

 

[69]该九项引渡条约分别为中国与罗马尼亚、韩国、突尼斯、莱索托、法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的条约。

 

[70]该两项条约分别为中国与秘鲁、墨西哥的条约。

 

[71]我国引渡条约大多把本国国民的引渡规定为“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

 

[72]关于引渡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比如,在本国国民的引渡问题上,我国国内《引渡法》第8条采取绝对拒绝模式,而我国与泰国、柬埔寨、韩国、菲律宾、南非、莱索托和纳米比亚签订的七个双边引渡条约采取了相对拒绝模式;又如,在已经终止刑事问题上,我国《引渡法》第8条规定了“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而中国与韩国、法国签订的引渡条约规定为“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参见薛淑兰:《引渡司法审查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

 

[7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9条规定:“条约得以当事国之协议修正之,除条约可能另有规定者外,此种协议适用第二编所订之规则。”

 

[74]参见高秀东:《论引渡条约在我国的优先及直接适用》,《法治研究》2003年第12期,第27-31页。

 

[75]参见薛淑兰:《引渡司法审查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509页。

 

【作者简介】胡城军,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5期。

更新日期:20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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