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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赌场中的三合会犯罪:法外治理与企业经营

卢铁荣(著) 郭绮雯(著) 钱麒屹(译)

 【摘要】华人三合会正沿着两种路径发展:结构化的地域性三合会和企业家创建的三合会犯罪集团。本文基于三合会对澳门赌场贵宾厅的掌控情况,探究这两种路径自1999年中国恢复行使澳门主权后的交融发展。研究表明,目前赌场中介业务的运营状况取决于中国内地的外部商业环境,但赌场贵宾厅的经济仍为三合会所垄断。新型赌博和犯罪形式的出现满足了高端赌客的需要,同时也促使了“三合会治理—企业”混合模式的形成。该模式包括以地域性和暴力名声为特征的法外治理和灵活的小企业经营。

【关键词】三合会;有组织犯罪;博彩业;法外治理;企业;澳门

 

  一、文献综述

  有组织犯罪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科层式、庇护式和企业式。[1]科层式有组织犯罪规定了犯罪组织的内部分工、价值观、身份、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化以及组织目标。[2]庇护式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一种基于松散庇护关系而形成的系统,其中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对未来的预期和可得利益系基于协议或义务,其规模和功能基本上由其所组织的活动决定。[3]另有学者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一种企业,[4]认为其基于非法市场的供求原则,在非法业务经营中采用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5]

  甘贝塔(Gambetta[6]和瓦雷泽(Varese[7]认为,涉黑犯罪组织在地盘控制上具有垄断倾向,主要实行私人保护和法外治理。他们在特定的领域(通常是该组织的起源地)使用战略暴力和牢固的社区网络,管理市场交易、提供法外保护并禁止一切竞争。[8]保护服务的范围包括执行垄断协议,[9]以及“防止敲诈勒索,防止盗窃和警察骚扰,保护财产权,保护非正式信贷的获取和取回,保护盗贼以及解决各种纠纷”。[10]

  上述讨论涉及有组织犯罪的两个方面,即犯罪集团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犯罪集团从事的活动。弗兰凯蒂(Finckenauer)试图根据案件性质和犯罪同伙的参与度,从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中区分个人有组织犯罪和犯罪网络有组织犯罪。[11] “犯罪组织”和“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区别在于,犯罪组织的持久稳定及其对名望的利用能够使其在不同类型的犯罪中游刃有余。弗兰凯蒂(Finckenauer)进一步表示,根据三合会和科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的团体特征,其可以被归类为完全边缘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12]类似地,哈根(Hagan)将“有组织犯罪”定义为“犯罪组织”或“有组织犯罪集团”,并认为“有组织犯罪”是“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组织的犯罪活动”。[13]

  文献表明,华人三合会被定义为“有组织犯罪”或“集团犯罪”。从层级角度看,华人三合会通常被视为高度结构化的犯罪组织,其受到传统江湖规矩的严格约束。[14]卢铁荣教授发现,三合会采用蛛网式组织结构吸收成员进入组织,并用三合会群体规则和各种控制手段约束成员以牢固“大佬-小弟”关系。[15]威廉姆斯(Williams)和戈德森(Godson)基于传统三合会所具有的兄弟情谊、仪式、誓言、秘密和忠诚,将三合会置于文化视角之下。[16]他们认为,虽然三合会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但三合会成员之间的互惠义务仍然存在,这为中国有组织犯罪的跨国化提供了基础。三合会成员必须遵守三合会的亚文化规范和强制性规则,他们的任一行为都受到严格控制。他们恪守严格的犯罪行为准则并服从命令,由此形成集团凝聚力。[17]三合会的领地划分在有组织犯罪中尤为重要,因为经济垄断只存在于各自的地盘以避免敌对帮派间发生冲突。三合会成员通常实施的罪行包括敲诈、勒索、价格垄断和金融犯罪。[18]

  一些文献表明,三合会不是集中组织,但也并非极度无序,其成员受到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的驱动。麦肯纳(McKenna)认为,总部对三合会活动的控制力不强,因为三合会大多数的有组织犯罪都由其分支机构在地区头目的指挥下实施。[19]朱耀光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三合会类似于一个松散的“集团”,其并非单一的结构实体,而是由许多拥有类似组织结构和活动规范的小“三合会”组成。[20]这种卡特尔结构类似于甘贝塔(Gambetta[21]、瓦雷泽(Varese[22]、希尔(Hill[23]分别在研究西西里、俄罗斯和日本的三合会组织时发现的结构。朱耀光还发现,地区头目控制其下的分支机构并与其保持联系,这些分支机构都具有相同的三合会附属关系。他们为处于其地盘之上的娱乐场所提供私力保护,如妓院、卡拉OK酒吧和夜总会。因此,三合会总部的头目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人物,而无法掌控整个组织的犯罪活动。[24]由于三合会组织结构的分散性特征,其实施有组织犯罪主要基于由众多分支机构编织而成的三合会网络。

  夏明认为,中国内地有组织犯罪更多地依赖于非法市场中的社会网络,而非层次结构。[25]这种非法经营结构是横向而非纵向的,更具有弹性,更能适应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外部环境。张晓东和陈国霖提出了“结构缺陷视角”,认为三合会的等级结构阻碍了其跨国走私活动。[26]他们发现,犯罪者是具有不同背景的个人,不一定是三合会成员,他们有着共同的赚钱目标,并且通过特殊的、灵活的、横向的社交网络协同工作,以适应多变的走私环境。这些人具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和有限的等级组织结构。因此,他们在特定的领地通过企业模式而非法外治理模式进行走私。

  综上所述,上述理论阐述了犯罪组织的结构及其实施的有组织犯罪的类型。对于后者,史密斯(Smith[27]认为三合会生产商品和服务,如赌博、卖淫和毒品;而甘贝塔(Gambetta[28]和瓦雷泽(Varese[29]则主张三合会主要生产、推销和出售私人保护。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三合会正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发展:结构化的地域性三合会以及由企业家创建的三合会犯罪集团。第一种路径指具有等级结构、共同亚文化和特定领地的本地三合会;第二种是基于个人、社会、家庭和祖先网络联系起来的企业家创建的三合会犯罪集团。本研究以澳门赌场为研究平台,调查以上两条路径的交融发展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三合会如何基于其地缘控制促进法外治理和企业经营。

  二、澳门三合会及有组织犯罪

  2000年以前,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oes de Macau,以下简称STDM)垄断了澳门所有形式的赌权和赌场。为了消除控制澳门船票销售的三合会背景的“黄牛”,STDM公司允许他们向客户销售“死码”或“泥码”(即不能以现金赎回且通常用于借贷给客户的筹码)并收取0.7%的码佣。[30]换言之,死码中介人(赌场行话称之为“叠码仔”)用9930美元从赌场购买面值10000美元的筹码,随后在赌场中寻找赌客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以换取顾客向他购买死码而非在赌场中购买普通筹码。死码和普通筹码的面值相同,顾客于何处购买并无不同,但只要顾客赢了,赌场必须用现金筹码支付。因此,经过几轮赌局之后,顾客一定赢了一些现金筹码,输了一些死码。当赌客想用赢得的现金筹码参赌时,叠码仔会用他们之间的“交情”阻止他们,并提出以死码交换现金码。叠码仔正是通过这样的“筹码转换”来赚钱。[31]

  当叠码仔发现这项业务盈利颇丰后,他们开始寻找香港等其他城市的潜在客户,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交通和住宿以吸引赌客前往澳门。20世纪80年代,STDM公司为了规范不断扩张的市场,决定只在贵宾厅中保留“泥码转换”,而这种模式一直留存至今。在这种模式下,贵宾厅承包商以最低的泥码交易额作为租金从赌场承包贵宾厅,并可以在满足条件时自由地将房间转包给其他承包商而不必通知赌场。[32]承包商招募叠码仔作为死码中介人以招揽赌客;而叠码仔则属于个体经营,通过收取码佣(现增加至1.2%)和泥码转换获利。贵宾厅中通常不使用和交易现金,因此贵宾厅的顾客必须向叠码仔进行死码借贷以获取参赌资金。[33]

  调查发现,贵宾厅承包商或叠码仔并非都是三合会成员,但其中的三合会成员确实不在少数。除了“泥码转换”,他们还从事放高利贷、卖淫和毒品犯罪。[34]20世纪90年代,三合会有效地经营和管理这项业务,他们决定了该业务及相关服务运营的卡特尔协议,并对违反协议的行为进行惩罚。[35]在这种自我管理下,各方在20年中保持着共生关系并创造了稳定的商业环境。

  贵宾厅业务的高额利润引发了三合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在1999年中国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两年,澳门三合会间的火拼被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被媒体称为“澳门三合会之王”的“14K”领袖“崩牙驹”(尹国驹)[36],公然使用暴力与其对手“水房”争夺地盘。为了保持名声,“崩牙驹”投资拍摄个人传记电影,在被政府拒绝在澳氹大桥上拍摄后,其命团伙封锁了大桥两侧的交通以进行两个小时的拍摄,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37]

  “14K—水房”之间的帮派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爆炸、过失杀人、纵火和枪击事件。据称,当地许多执法人员罔顾受到威胁或伤害的人,而与这两个三合会组织沆瀣一气。当三合会火拼对澳门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时,政府为了制止暴力从葡萄牙调来法官和执法人员,但却无济于事。最终,“崩牙驹”在刺杀一名葡萄牙高级警官失败后,于1999年被逮捕并被判入狱15年。[38]

  在此期间,三合会在赌场中以严格的等级结构运作,老大实行独裁领导并对小弟发布类军事化的命令。[39]贵宾厅的业务归三合会头目(如“崩牙驹”)所有,其利用三合会的名声和暴力威慑对手。在上述冲突中,不论是加入“14K”还是加入“水房”,三合会成员的身份都会因此确定。三合会之间的合作受到制约,因其核心本质是对经济领域(即贵宾厅业务)进行排他性和垄断性的控制,通过管理合法业务(赌博)和非法业务(放高利贷)以获得最大利益[40]。为了实现对贵宾厅业务的控制、垄断,达到对博彩业的独占保护,使用暴力成了一种三合会统治方式。[41]三合会不仅提供非法服务,同时也通过暴力威胁以控制其地盘并实行法外治理。

  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暴力是澳门三合会非常重要的统治手段,不仅是为了击退潜在对手、实现市场垄断,也是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保护者的可靠性和可信度。[42]当三合会企图接管或争夺有争议的地盘时,会发生冲突从而引起火拼,由此可以发现那些位高权重的组织,包括政府、赌场或是三合会组织都无法平衡不同三合会组织间的利益。最终,这场冲突使整个澳门博彩业运营体系瘫痪,并引发了中国在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后对该行业的重组。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殖民政府的逐渐撤离导致政府管理薄弱、警察腐败猖獗,这为三合会实行以垄断和暴力为特征的法外治理提供了契机。[43]在澳门从殖民地转变为中国特别行政区期间,政府无法保障民众安全、解决商业纠纷,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不断降低。[44]由此,三合会成为了管理和保护的唯一非法提供者。

  中国在1999年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后,引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管理模式,对澳门博彩业进行了改革。相较拉斯维加斯,澳门开设有更多、更大的赌场,这意味着澳门存有更多的商业机会。2011年,澳门博彩业的收入达到了拉斯维加斯的五倍[45],而在2007年至2012年间,赌场贵宾厅创造的收入占了澳门博彩业总收入的67%73%[46]尽管赌场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但三合会对贵宾厅的控制并未消失。如今,叠码仔摇身一变成为了赌场中介人(即贵宾厅客户代表),他们前往中国大陆结识高端赌客,而不再从赌场中招揽顾客。[47]目前学界的研究普遍旨在调查1999年后澳门三合会有组织犯罪的实施情况并对其进行理论影响评估,与评估相关的理论包括法外治理的概念[48]、企业或企业家模式[49]以及结构视角[50]。不同的是,我们将在本研究中对法外治理与企业模式如何共存进行探究,以进一步解释澳门赌场中的三合会有组织犯罪。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经过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于2012年至2015年进行,历时30个月。实地调查包括深度访谈和个人观察。通过非随机抽样,我们对包括三合会成员、贵宾厅承包商、警务人员、负责澳门事务的中国官员及相关人员在内的17名调查对象进行了访谈(见表1)。受访者同意接受访问且无任何经济报酬。2565岁的受访者对澳门的博彩业非常熟悉,其中包括十名与“14K”“和胜和”“新义安”“水房”有关的三合会成员,同时有三人也是贵宾厅的承包商。访谈由两位研究人员在香港、澳门和深圳进行,采用半结构化的方法,每次持续1.52小时。访谈的问题诸如“三合会在过去和现在的澳门赌场中分别起什么作用?”,“他们开展了哪些类型的商业活动?”,“最近几年的活动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当下三合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为什么?”,“你对在赌场中洗钱、诈骗的新闻报道有什么看法?”。

  表1访谈对象背景(N=17

┌────┬─────────────┬──────────────────┐│识别码 │采访日期         │访谈对象              │├────┼─────────────┼──────────────────┤│V1   │20121027日      │前贵宾厅承包商-不明三合会      │├────┼─────────────┼──────────────────┤│V2   │2012113日、7日    │贵宾厅承包商-“和胜和”高级成员   │├────┼─────────────┼──────────────────┤│V3   │201534日       │贵宾厅承包商-14K”高级成员    │├────┼─────────────┼──────────────────┤│WSW1  │2015114日       │“和胜和”高级成员         │├────┼─────────────┼──────────────────┤│WSW2  │2015228日       │“和胜和”高级成员         │├────┼─────────────┼──────────────────┤│K1   │2014120日       │“14K”高级成员           │├────┼─────────────┼──────────────────┤│K2   │2015423日       │“14K”成员             │├────┼─────────────┼──────────────────┤│K3   │2013830日       │“14K”成员             │├────┼─────────────┼──────────────────┤│SYO1  │2015731日       │“新义安”高级成员         │├────┼─────────────┼──────────────────┤│SF1   2013118日       │“水房”成员            │├────┼─────────────┼──────────────────┤│CE1   2014529日       │前赌场员工             │├────┼─────────────┼──────────────────┤│PG1   2014516日       │职业赌徒              │├────┼─────────────┼──────────────────┤│CO1   2015211日       │中国官员              │├────┼─────────────┼──────────────────┤│CO2   2015211日       │中国官员              │├────┼─────────────┼──────────────────┤│CO3   20151217日      │中国官员              │├────┼─────────────┼──────────────────┤│PO1   2015414日       │高级警官              │├────┼─────────────┼──────────────────┤│PO2   2015421日       │高级警官              │└────┴─────────────┴──────────────────┘

 

  采访只做了现场记录而没有录音,确保采访者无法被辨别。每次访谈之后,两位研究人员核对访谈问题和受访者的回答,并在翻译之前反复确认两者的一致性。确认后的资料由本文第二作者转译成中文,转译结果由第一作者校对。两位作者分别对转译资料进行编码,并将其分为特定的本主题和子主题(见表2)。两位作者独立进行阅读并确定主题,以提高评估者之间的可信度。Cohens Kappa系数为0.90,表明两作者得到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本文仅使用与赌场相关的主题,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在不改变内容的情况下进行轻微语法校正。此外,因第二作者有一个经营贵宾厅的三合会朋友,故其先后两次到访贵宾厅以熟悉当地环境,并根据个人观察收集轶事证据。其所观察到的信息为访谈资料提供了补充。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涵盖四大相关主题,我们就此对过去十年澳门博彩业中三合会法外治理模式与企业运营模式的共存进行了实证研究(见表2)。下面将分别介绍四个主题及其子主题,并附有访谈记录。

  表2本研究的主题和子主题

┌─────────┬──────────────┬────────────┐│主题       │子主题1           │子主题2         │├─────────┼──────────────┼────────────┤│三合会的持续统治 │贵宾厅—三合会的经济领地  │名声、权利和非暴力   │├─────────┼──────────────┼────────────┤│银行型企业    │招揽投资者和高端赌客    │法律的半监管和贸易组织诈││         │              │骗           │├─────────┼──────────────┼────────────┤│有组织职务犯罪  │赌场诈骗          │            │├─────────┼──────────────┼────────────┤│洗钱       │“赌台底”游戏和三合会间的合│            ││         │作             │            │├─────────┼──────────────┼────────────┤│赌博信贷和债务催收│“骑龙”          │外包收债给内地三合会  │└─────────┴──────────────┴────────────┘

 

  (一)三合会对澳门博彩业的持续统治

  在澳门,经营赌场贵宾厅是合法业务,承包商也并非都是三合会成员,但可能是与三合会有联系的商人。选择哪个三合会来经营贵宾厅的主要标准是其资金量和与赌场及利益相关者的关系。[51]尽管三合会成员的身份并非获得该业务的必备条件,但受访者表示,三合会的名声和权力是赢得赌场管理层信任的关键因素。一位被调查者说:“上周我在澳门花了一整个星期帮助三合会兄弟解决中介人之间的纠纷。他们会在遇到麻烦时找我,因为我有很多小弟(WSW2)。”另一位受访者称:“我不会做有损声名的事。我花了很多年才赢得地位,不想在这里丢脸。我要保全我的名声(K1)。”其他受访者也表明,名声、人力和财力是运营贵宾厅最重要的因素。

  出于我姐夫在三合会中的地位,我们才有机会经营一个贵宾厅。在确定经营贵宾厅的合适人选时,赌场管理层是极具选择性的。只有非常可靠并在三合会中有权威和权力的人才可能获得经营机会。贵宾厅是我们公司的地盘,没有人敢在这里制造麻烦,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冲突,双方将进行“停战谈判”。类似争夺客源这样的小冲突经常发生。总之,这一切都离不开权力。权力意味着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意味着残忍和侵略。所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一旦你缺少了一个,你就丧失了权力。(V1

  贵宾厅是赌场的一部分,所有的金钱交易和活动都是合法的。并非所有贵宾厅的承包商都是三合会成员,其中也有普通的商人,但他们必然和三合会有所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三合会或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商人,否则他们无法在日常运营中掌控一切。赌场管理层会根据一系列因素来选择最强大的三合会,包括金钱、三合会名声、以及人力调配的能力。(K3

  在贵宾厅的日常运作中,三合会的存在促进了业务发展,维护了赌场的秩序。然而,三合会业务和三合会成员的个人业务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你必须区分三合会经营的业务和个别三合会成员经营的业务。对于贵宾厅来说,大多数是三合会成员的个人业务,而不是三合会团伙业务。但是,在赌场里放高利贷,如“骑龙”(见下文),通常是一种团伙业务。因为这类生意需要借助三合会的名号和人力来执行“规则”,威胁债务人,并在地盘争夺中保护其成员。(SYO1

  本文第二作者和她的朋友曾两次到访贵宾厅。她的朋友现居香港,是一个贵宾厅承包商(V2),同时也是“和胜和”的一名高级成员。在访问期间,他乘坐头等舱渡船前往澳门,并随身带有两名保镖(即三合会追随者或门徒)。抵达码头后,一辆七座面包车接他们直接去了他的贵宾厅。他在那里对贵宾厅业务进行了必要的例行检查。有一次,第二作者看到他输了60万港元(约合77000美元),于是问他是否因为这一损失而心烦。他却表示这没什么。当第二作者离开贵宾厅去购物时,他派了两个“小弟”保护她。第二作者观察到并随后得到他的证实,在离开贵宾厅后,他不会在赌场或附近逗留,而是每次都直接去同一家餐厅,和一群看起来既像三合会高级成员又像商业伙伴的人在贵宾厅共进晚餐,他们试图使自己的活动脱离屋外普通顾客的视线。一位受访者解释了这种情况:

  承包商通常会待在自己的地盘内(即赌场或饭店的贵宾厅),且避免与非相关方接触。他会避免在赌场的公共区域闲逛,因为如果他遇到向他借钱赌博的三合会兄弟,通常他不得不答应以维持面子和兄弟情谊。但由于澳门有太多的三合会成员,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赌徒,这极可能会花费他很多钱。事实上,作为贵宾厅的运营商,我们也想要隐私,想要处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之下。(V1

  如今,三合会在博彩业中仍然非常常见,尽管他们已经改变了运作方式以适应中国大陆的市场。例如,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他们避免帮派斗争,以免吓跑顾客。本着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澳门的赌场管理者和三合会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的娱乐环境:

  大型赌场由于拥有大量的贵宾厅,因此往往由多个三合会经营。为了防止纠纷和冲突,赌场管理层将贵宾厅划分给不同的三合会。三合会只能运营其分配到的贵宾厅,并有义务服从安排。他们不想制造麻烦,因为暴力的代价很高。一旦他们陷入麻烦,就不得不支付小弟的保镖费并承担法律责任。赌场管理部门还将判断涉案三合会是否可以维持赌场的秩序,并确保没有人会为赌场制造麻烦,因此赌场永远不会选择有不良记录的三合会来经营贵宾厅。(K3

  那些投资贵宾厅的三合会人物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争抢地盘,因为贵宾厅业务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大量涌入的内地赌徒。因此,中介人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即使顾客赔钱,我们也希望他们输的开心。(CE1

  为了维护一个和平的商业环境,中介人并不经常真正使用暴力来争夺地盘和收取债务,因为其三合会背景给人带来的暴力威慑感实际减少了在企业环境下进行法外治理的暴力使用。[52]

  (二)银行型企业

  死码中介商从“叠码仔”到“中介人(贵宾厅代表)”的称谓转变,反映了其职责范围的扩大。如今,贵宾厅的运作模式已不同于以往的三合会暴力和敲诈勒索,而是在法外治理下以企业模式运营。

  中介人必须以服务为导向,为顾客安排酒店、交通、贷款和性服务。赌博往往离不开酒精和女人。中介人有时也要为顾客的妻子或女朋友服务,比如陪同吃饭、购买奢侈品等。(V1

  中介人的作用类似但不限于死码中介人。虽然中介人的职责是招揽赌客,但实际上有些人会去寻找潜在的投资者,用各种方法来吸引资金。承包商雇用经理来经营贵宾厅,而经理们通过中介人筹集资金。一旦贵宾厅有足够的资本成长,它们就发展成正式的企业。(CE1

  为了扩大业务,一些三合会和商人创立自己的中介公司来经营贵宾厅。类似于银行,公司从接受固定月息的投资者那里招揽存款,随后用以给赌客提供信贷。有了充足的金融资本,中介公司即可以作为庄家与高端赌客进行赌博(见图1)。受到可观利润的吸引,一些中介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收购小型上市公司以增加其运营收入,[53]三大中介公司之一的海王集团(代码0070)正是如此。

  过去,大多数贵宾厅客户是香港人。随着内地“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从赌博人数和投注量来看,内地人已经成为贵宾厅最重要的客户来源,而一个客户每次在贵宾厅的最低消费为500,000港元(62,500美元)。[54]可以说,澳门博彩业的维持越来越依赖于内地赌客以及由内地赌客转型而成的内地中介人。

  有一次,一个内地人带来了一百万美元,票面价值1000美元。我们两人数了两个小时。另一次,一个顾客带来了一千万美元。由于数额太大,我们只好在会计室清点,但在我们数完之前顾客已经输光了他所有的钱。我们必须判断是否值得给他提供即时信贷。现在,有些过去输了很多的赌客自己成了赌场中介,运用他们在内地各城市的渠道和权力邀请内地赌徒来到澳门,由此成了澳门三合会在中国内地的“代言人”。

  (图略)

  图1澳门博彩中介公司运营体系

  个人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吸引顾客的基本要素。事实上,贵宾厅承包商、经理和中介人必须具备不同的能力和资源。除了权利和财力,他们需要广泛的客户网络和良好的商业策略。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方言,由此具有不同的社会网络。如今,三合会的背景不再是步入该行业的先决条件:

  迄今为止,我们从不在乎中介人的三合会背景。只要他有客源,无论他是内地人还是三合会成员,我们都欢迎他成为我们的中介人。我们只关心生意。(WSW1

  据说如今中国北方的人都非常富有。中介人有这方面的人际网络吗?如果他们没有,那么是否有办法渗透到这条网络上,从而发掘新的潜在客户进入贵宾厅?贵宾厅的客户来自中国内地各个不同省市。如果一个中介人和客户说一样的方言,这些赌客会很容易成为他的顾客,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省,可以分享同样的想法和情感。其他中介人即使想招揽此类顾客也无从入手。(CE1

  贵宾厅已经逐渐向企业转型,其运作方式相比过去更加文明,无须再借助三合会的身份进行管理。过去,人们谈及赌场时,往往认为和三合会有很大关系,而现在的赌场只关乎商业。新旧模式交融,由此形成了一种包括法外治理和企业经营的混合模式。吸引资金、建立大陆客户网是如今三合会的业务重点。一位受访者通过比较贵宾厅运营的新旧模式来总结这些变化。

  过去,赌场主要以香港工人阶级为目标:三合会树立一个凶猛而可怕的形象,让债务人害怕他们,以此获得权力和尊重。与之相反,如今的澳门向中国内地呈现了一种娱乐胜地的形象。贵宾厅的运作也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许多三合会成员以赌场中介为工作,但三合会成员的身份并不是这项工作的先决条件。相反,我们希望拥有丰富资源和广泛社会资本的人成为中介。我们对中介人有以下要求:首先,必须在服装规范上着装整齐,在沟通语气上礼貌谦恭;其次,必须要具备杰出的公关技巧,绝不能发生攻击他人或打架斗殴事件;最后,必须具有外交能力,能够与各行各业的人礼貌交流。如今,运营一个贵宾厅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软技能。这不是简单的战斗。我们需要从中国内地找到赌徒,给予他们信贷,同时也要担心可能无法收回债务。(V1

  新的企业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三合会以内地人为中介从全国各地招揽投资者,但其似乎已逐渐失去了对这些人的控制,诈骗事件开始频繁发生,比如20144月金麟集团(一家赌场中介公司)中介黄山携100亿港元(约合13亿美元)潜逃。[55]受访者如此描述经营贵宾厅的财务风险:

  现在发生了许多诈骗案件,黄山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一些中介人向投资者声称他们代表中介公司接受资金并向他们提供高于标准利率的股息,在取得资金后随即携款潜逃。(PO2

  当前模式的问题是,高端赌客通常存在2年的赌博周期。两年后,中介人将因这群赌客的资金枯竭而失去资源丰富的顾客。除非这些中介人能找到新的客户并带来新的资源,否则公司将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PO1

  为了规范中介人的活动,“澳门博彩业中介人协会”就此成立以进行内部自我约束。2002年通过的第6/2002号行政法规对中介人和中介公司发放执照以甄别黑帮。[56]然而,有人声称,一些无执照的中介人仍然活跃在这一行业。[57]这一观点得到了受访者的认同。一位受访者透露:“通常有两种形式的中介执照——公司和个人,但许多在该行业工作的三合会成员并没有执照(CE1)。”另一位受访者说:“‘断牙’出狱后在其亲兄弟经营的贵宾厅工作,他已然失去了权力(CO1)。”

  三合会有时候躲在幕后操纵一切。一桩雇凶杀人案显示,上述海王集团的实际所有者系前“和合桃”头领张治太(绰号“挣爆”),其成立了持有海王集团8%股权的离岸公司金利丰证券(Jumbo Boom Holdings),且拥有在金沙赌场Chengdu大厅经营20张贵宾桌的澳门中介公司。[58]多层空壳公司和实体公司被用来隐藏三合会头目对中介业务的所有权及所其获的个人收益。

  (三)有组织职务犯罪

  1.诈骗与洗钱

  我们的数据和相关文献证实了赌场中有组织职务犯罪的存在,如赌场诈骗和洗钱。[59]在上述雇凶杀人案中,张治太被指控下令谋杀金沙集团的一名中介人。据称,这名中介人成功帮助他人从张治太经营的贵宾厅骗取数百万美元。[60]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贵宾厅中的诈骗并不少见:

  正如最近报纸报道的那样,澳门的骗子通常只在小型赌场诈骗,而很少在拉斯维加斯那样的大型赌场实施骗术。(V3

  贵宾厅承包商将房间转租给赌场诈骗集团,即与承包商有联系的三合会。该集团以小团队的形式实行犯罪:每个成员假装互不认识,在这场骗局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当中介人把目标顾客带到贵宾厅时,成员们在赌局中相互配合,先让顾客赢一些以减轻其戒备,然后再进一步实施诈骗。事成之后,每个成员可以从集团得到20000港元。(PO1

  由于腐败现象的猖獗,洗钱成了贵宾厅中除诈骗以外的另一种犯罪。根据上述同一谋杀案显示,张治太的妻子在香港被控洗钱,法院命令冻结了她约两亿港元的资产。据说,该指控与一项帮助20名罪犯洗钱的中介交易的调查有关。[61]受访者就洗钱犯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的顾客主要来自中国香港,那时的洗钱活动比较少。现在,赌场的顾客大多来自中国内地且往往涉及大量的贪污款,他们需要一个像贵宾厅这样的地方来洗钱。(V3

  洗钱总是发生在贵宾厅。一般来说,洗钱者更喜欢百家乐而不是轮盘赌、二十一点或者比大小,因为如果他们选择在轮盘赌中押黑色或红色,或者比大小中押大或者押小,他们都可能会输掉所有的钱,而无佣金的百家乐则使得这种风险大大降低。犯罪集团以小分队的形式协同完成洗钱。在同一赌局中,第一队在庄家赌注上押100万美元,而第二队在玩家身上押100万美元。如果玩家获胜,第二队将赢得100万,而第一队将输掉100万。于犯罪集团而言这并无盈亏,洗钱也就此成功。(PO2

  上述资料的结论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洗钱与赌场内的活动有关。[62]尽管没有发现三合会直接参与犯罪活动,但洗钱具有高度组织性且发生在三合会所控制的贵宾厅里。

  2.“赌台底”游戏

  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反腐力度。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国家资本的不断外流,决定加强货币管制、限制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境外旅行。[63]这一政策得到了两位中国官员的确认:

  中国政府通过将澳门所有的银行账户与公安系统连接起来,加强了对货币的管制。官员对澳门的访问不仅将受到严格审查,其一年内的访问次数和停留天数也因此遭到削减和限制。(CO2

  我们一年仅限两次官方境外访问。如果我们访问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停留时间是5天,两个国家或地区则最多停留8天。(CO3

  由于旅游限制,中国内地赌客无法自由地前往澳门,新的博彩形式应运而生。如澳门的百家乐针对无法前往澳门旅游的人开放视频直播投注,赌局进程由网络摄像机以视频的形式实时转播。此外,一种针对高端赌客的新型投注开始出现,即“赌台底”:

  虽然赌客不在澳门,但他们仍然可以赌博,就像他们在赌场一样。在获得一个登录ID后,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家里赌博,二是在家乡的地下赌场赌博从而获得更真实的体验。(PG1

  所谓“赌台底”,是指除了台面上一赔一的赌局,双方在台底约定高于赌场赔率的赌局。当顾客在赌桌上下注[10]万港元时,台底赌注可能是100万港元乃至更多。台面赌局是可见的,人们可以看到交易数量;台底赌局则不同,它对其他人是不可见的,只是一场庄家和赌客之间的秘密交易。(CE1

  由于赌台底所涉及的赌注往往是巨大的,有时贵宾厅承包商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承担赌注,与其他贵宾厅承包商、三合会和商人的临时结盟变得司空见惯。如今,三合会关注的不仅仅是地盘问题,还有金融资本的问题:

  一群愿意和高端赌客游戏的庄家或承包商是必不可少的。某个贵宾厅的庄家是否来自同一贵宾厅取决于承包商的财力。如果他们够有实力,则可以自己做庄进行“赌台底”游戏;但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则可以找其他三合会和投资者提供资本,或者直接由其他承包商承担赌注。过去,不同三合会之间的合作并不常见,但现在他们更需要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相互合作。(CE1

  这种非法赌博形式的衍生系出于各种个人、社会和经济原因,当然中国的旅游限制措施亦为其创造了市场。无论如何,这种赌博模式是一种新的尝试,以适应当今赌博趋势,满足高端赌徒以及贵宾厅承包商的需要:

  一些高端赌客不希望暴露他们的身份和金钱,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赌博。他们通过电话远程赌博,也就没有必要再通过赌桌进行金钱交易。此外,“赌台底”赔率更高,如果赌客赢了,他们可以拿到全部的钱,而无须像台面赌局那样向中介人支付部分佣金。(CE1

  “赌台底”出现的原因之一是逃避政府对赌场收入40%的征税,但这种违法行为至今仍无人监管。(PO1

  因此,在中国政府严打贪腐并限制官员出国旅行的情况下,“赌台底”是另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地市场和贵宾厅客户需求的新型商业模式。[64]

  (四)赌博信贷和债务催收

  赌博信贷是贵宾厅死码转换体系的支柱。贵宾厅承包商与赌场之间相互依存,承包商给赌客提供死码信用贷款以保证其参赌资金,而赌客参赌时间越长,则赌场获利越高。因此,三合会参与博彩业对各方都是有益的:

  三合会现在是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但他们要依靠中介来发放死码信贷。当顾客得到更多的贷款,他们留在贵宾厅赌博的时间就越久,而三合会及赌场将因此赚到更多的钱。(K3

  过去,由于赌客大部分是香港人,赌博信贷往往涉及高利贷,而收债则离不开三合会的恐吓。一名三合会收债人形容这种做法为三合会行话中的“骑龙”:

  如果债务人是香港人,相关的澳门三合会将把债务人卖给我们(香港三合会)以多赚取10%的债务。例如,我们会用22万港元的价格购买20万港元的债务。澳门三合会会保留债务人的身份证和电话,要求他签署一张借据,并陪同他到香港。到达香港码头时,债务人被作为人质交给我们。这就是所谓的“骑龙”。债务人除了归还原债务,还被迫归还原债务一倍以上(即40万港元)或至少70%80%的钱。他会立即被带到一家私人金融公司(通常与三合会有联系),向该公司借20万美元的贷款来偿还债务,然后被扣为人质,直到他的家人在暴力威胁下支付了其余的钱(另外20万港元)。当我们最终获得40万港元时,将向澳门三合会支付22万港元,向三合会总部上交7万港元。骑龙者将赚得剩下11万港元中的10%,剩下的钱交给“大佬”(提供保护者)作为利润。(SF1

  上述放高利贷活动在澳门和香港都是非法的。如今,客户来源已经从香港人转变为内地人,内地政府的货币管制导致流动资金阻滞,信贷制度由此受到了内地客户的欢迎。中介人使用无息死码贷款来鼓励客户前往澳门,但这并非放高利贷。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必须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事实上,赌客是不具有选择性和理性的;只要我们在他们的热情降温之前提供信贷,他们就会来到澳门(V1)。”

  在这种信贷制度下,贵宾厅客户输钱后并不是向赌场负债,而是向承包商或中介人负债。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脸面对中国人所具有的社会约束力保证了贵宾厅顾客在返回内地时还清债务,顾客不希望因赌博而在其交往圈中失去名誉。因此,一旦顾客拖欠债务,中介人会即刻以将欠款情况告知其身边人相威胁。[65]一位受访者对此表示赞同:“这些内地人都有一定的地位,他们不想在别人面前丢面子。他们更在乎脸面而非金钱,因为赚钱容易,建立好的名声却很难(K2)。”

  过去,贵宾厅的赌博信贷不受任何法律控制,2004年出台的澳门第5/2004号法律《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确认了此类贷款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收回。[66]但由于赌债并不为中国政府所合法承认,[67]中介人在内地收债将面临被逮捕的风险,因此他们在内地城市使用其他的收债方式:

  有一次,一个中介人向一名内地官员收债但却被公安机关逮捕了,因为该官员挪用公款进行赌博。无法收回债务以及可能被逮捕使得在内地收债的风险极高而无法由普通人完成。(V1

  中国内地城市众多,三合会的力量还不足以在内地收取债务。大多数情况下,中介人会根据债务人的来源城市,将收债工作外包给该城市中“有权势”的人,所收款项由双方分摊。三合会只在乎能否收回债务,而根本不关心那些“有权势”的人所用的收债手段。

  贵宾厅的信贷体制不像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场那样需要纸质文件来记录贷款,而是“基于信任(非正式的不成文协议)而保密,就像无纸化贷款的发放一样”。[68]在中国政府禁止赌博、收紧汇款管制和限制官员旅行的背景下,秘密的“赌台底”模式和死码贷款迎合了客户的特殊需要。收债最初是基于关系和信任,但当这层关系被打破时,当地黑帮就会介入。澳门三合会与这些黑帮合作,在内地收取债务。[69]因此,企业模式与法外治理模式并存。

  五、讨论和结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澳门的博彩业受到了越来越多政府干预的影响,如引进包括史蒂芬·温(Steve Wynn)和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在内的拉斯维加斯赌场运营商,削弱三合会统治,引入西方博彩和娱乐管理模式,实施法律以监管博彩业和发放中介人执照,成立用于自我规范的中介人协会。不同于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撤离,中国——一个强大的国家,主导了澳门政治与经济的转型。一个可靠的国家、高效的政府和有效的执法体制的出现破坏了三合会对澳门博彩业的垄断。如今,国家监管机构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供充分的指导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这些监管措施,迄今为止,贵宾厅业务仍由三合会主导,但他们已经转变了传统的干预角色并重新制定了和谐的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现实。三合会头目凭借其在三合会中的名声获取赌场信任,从而建立他们的中介公司。甘贝塔(Gambetta)认为,同合法业务一样,犯罪组织的名声对于其经营的非法业务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区别不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并为买家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提供导向。[70]贵宾厅业务的稳定性是由武力和权力保证的,这是赌场管理层重视承包商名声的一大原因。但同时,非暴力声誉,或维持和平而不诉诸非理性暴力,亦是取得贵宾厅经营权的关键。对无纪律性暴力的零容忍是犯罪亚文化的特征之一。[71]因此,非暴力的声誉对于建立贵宾厅管理服务的买家(赌场)和卖家(三合会)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显然,三合会仍然对赌场实行着法外治理。

  另一方面,经营贵宾厅所需要的资金量之大使得三合会普遍都不具备独自运作的财力,由此产生了大量三合会间的合作机会,减少了双方冲突。三合会的实力并不一定由他们在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和暴力的名声决定,而是更多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随着贵宾厅业务的企业化,三合会开始追求大量的客户资源,其首要目标转变为利用中介人吸引投资者和高端赌客进而赚钱,而不再是为了掌控地盘在当地进行恐吓。以往类军事化的等级模式已经转变为一种以和谐为导向的企业模式。

  现代三合会中介公司被认为类似于一种银行型企业,其利用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达到利润最大化。[72]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澳门三合会摆脱了其固有的地域基础,与内地官员、中介人、高端赌客、投资者和罪犯建立灵活的社交和企业网络。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犯罪组织被迫扩大市场,并在新的领地设立分支机构,以寻找新的劳动力、原材料和非法商业机会。[73]同样,三合会也需要通过与内地官员和内地黑帮的合作,增加市场份额,开拓新市场,建立新领地。他们可以通过享受规模经济,减少竞争数量以实现垄断,进而提高市场份额和竞争力。[74]将收债工作外包给内地犯罪分子有助于通过合作来降低风险并减少不可预测性,确保债务收回的成功率。[75]这是一种为追求利益互惠而基于“关系”发展而成的商业模式。[76]

  三合会通常具有地方性,与诸多非法企业一样,其扩张和流动能力十分有限。[77]因此,他们具有有限的垂直层次结构,不易控制通过个人关系网发展业务的内地中介人。三合会中介公司扮演着一个在所有参与人之间建立连续庇护关系的角色。内地中介人以经纪人的身份活跃于投资者、赌客和三合会的不同社交网络之间。他们将社会资本转化为一种“中介人—高端赌客、投资者”的庇护关系。这种关系和双方间的权力分配并非一成不变,赌客随时可能成为一名子中介人。社交网络中的客户数量没有限制,任何有相关资源和社会关系的人都可以随时加入该网络。因为这种业务关系是一种功利的社会交换关系,它可以是暂时的、一次性的、非连续的,[78]加入其中的目的即从事中介业务以获得经济利益。

  总之,尽管目前赌场中介业务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是由中国内地提供的外部商业环境和机会决定的,但三合会仍继续把贵宾厅作为其经济领地并进行法外治理。他们将贵宾厅视为自己的地盘以实行垄断,确保竞争对手不会偷走他们的赌客,有时亦使用暴力惩罚贵宾厅内出现的诈骗行为。在贵宾厅中,他们同时扮演着模范者、贱民和海盗的角色。[79]所谓“模范者”,是指其在私人房间内向赌客提供合法的博彩游戏;所谓“贱民”,指为满足高端赌客意欲隐瞒身份的需求而进行诸如“赌台底”的游戏;而“海盗”则指实施绝对违法的活动,如洗钱和赌场诈骗。这种“三合会治理—企业”模式在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中应运而生,融合了犯罪组织的地域性本质和小公司灵活的企业精神。该模式以权力为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非独立性的弱点。虽然三合会拥有进行法外治理的体系和能力,[80]但其结构性缺陷[81]严重限制了其扩张力和影响力,因此不得不在巨大的中国内地市场中依赖中介人的社会资本。

  大多数学者目前主要基于法外治理和企业视角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来研究三合会在澳门赌场的活动,[82]而我们认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三合会组织犯罪。本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在于,经济机会结构的变化和三合会运作模式的转变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我们并未证实三合会从事的其他非法或灰色活动的市场结构变化。鉴于中国发起的反腐运动,澳门赌场收入已然放缓,这可能会重塑三合会在博彩业运作的模式。因受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博彩中介公司对三合会的经济收益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故未来的研究应注意调查政策转变及博彩模式、赌场活动的变化是否在全局范围内抑或仅在部分三合会组织犯罪内反映了更广泛的结构变化。

 

【注释】

[1]Albanese, J.(1994),Models of Organized Crime, in R. J. Kelly, K. Chin and R. Schatzberg, eds, Handbook of Organized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77-90. Greenwood.

 

[2]Cressey, D.(1969), Theft of a Nation: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 in America. Harper and Row.

 

[3]Albini, J. L.(1971), The American Ma a: Genesis of a Legend.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4]Smith, D. C.(1980),Paragons, Pariahs, and Pirates: A Spectrum-Based Theory of Enterprise, Crime & Delinquency,26:358-86.

 

[5]Reuter, P.(1983), Disorganized Crime: The Economics of the Visible Hand. MIT PressSpapens, T.(2010),Macro Networks, Collectives, and Business Proces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rganized.

 

[6]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Varese, F.(ed.)(2010), Organized Crime: Critical Concepts in Criminology. Routledge.

 

[8]Varese, F.(2011), Ma a on the Move: How Organized Crime Conquers New Territo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Gambetta, D.and Reuter, P.(1995),Conspiracy among the Many: The Ma a in Legitimate Industries, in G. Fiorentini and S. Peltzman, eds,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ed Crime,116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Varese, F.(ed.)(2010), Organized Crime: Critical Concepts in Criminology. Routledge.

 

[11]Finckenauer, J. O.(2005),Problem of De nition: What is Organized Crime?, 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8:63-8.

 

[12]Finckenauer, J. O.(2005),Problem of De nition: What is Organized Crime?, 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8:63-8.

 

[13]Hagan, F.(2006),‘‘Organized Crime and Organized Crime: Indeterminate Problems of De nition, Trends in Organized Crime,9:127-37.

 

[14]Morgan, W. P.(1960), 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Chin, K. L.(1990), Chinese Subculture and Criminality: Non-Traditional Crime Group in America. Greenwood Press.

 

[15]Lo, T. W.(2012),Triadization of Youth Gangs in Hong Kong,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52:556-76.

 

[16]Williams, P.and Godson, R.(2002),Anticipating Organized and Transnational Crime,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37:31155.

 

[17]Lo, T. W.and Kwok, S. I.(2014),Chinese Triads and Tongs, in G. Bruinsma and D. Weisbur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533243. Springer.

 

[18]Lo, T. W.(2010),Beyond Social Capital: Triad Organized Crime in Hong Kong and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50:851-72.

 

[19]McKenna, J. J.(1996),Organized Crime in the Royal Colon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12:31628.

 

[20]Chu, Y. K.(2000), The Triads as Business. Routledge.

 

[21]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2]Varese, F.(2001), The Russian Ma 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Hill, P.(2003), The Japanese Ma a: Yakuza, Law and th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Chu, Y. K.(2000), The Triads as Business. Routledge.

 

[25]Xia, M.(2008),Organizational Form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ate, Markets, and Network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7:1-23.

 

[26]Zhang, S.and Chin, K. L.(2003),The Declining Signi cance of Triad Societies in Transnational Illegal Activities: A Structural De ciency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43:469-88.

 

[27]Smith, D. C.(1980),Paragons, Pariahs, and Pirates: A Spectrum-Based Theory of Enterprise, Crime & Delinquency,26:358-86.

 

[28]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Varese, F.(2001), The Russian Ma 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Wang, W.and Zabielskis, P.(2010),Making Friends, Making Money: Macaus Traditional VIP Casino System, in S. F. Kingma, ed., Global Gambl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ambling Organizations,11343. Routledge.

 

[31]Leong, A. V. M.(2002),The Bate-Ficha Business and Triads in Macau Casinos, Law and Justice Journal,2:8397Wang, W.and Eadington, W. R.(2008),The VIP-room Contractual System and Macaos Traditional Casino Industr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6:23760Wang, W.and Zabielskis, P.(2010),Making Friends, Making Money: Macaus Traditional VIP Casino System, in S. F. Kingma, ed., Global Gambl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ambling Organizations,11343. Routledge.

 

[32]Leong, A. V. M.(2002),The Bate-Ficha Business and Triads in Macau Casinos, Law and Justice Journal,2:8397Wang, W.and Zabielskis, P.(2010),Making Friends, Making Money: Macaus Traditional VIP Casino System, in S. F. Kingma, ed., Global Gambl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ambling Organizations,11343. Routledge.

 

[33]Wang, W.and Zabielskis, P.(2010),Making Friends, Making Money: Macaus Traditional VIP Casino System, in S. F. Kingma, ed., Global Gambl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ambling Organizations,11343. Routledge.

 

[34]Leong, A. V. M.(2002),The Bate-Ficha Business and Triads in Macau Casinos, Law and Justice Journal,2:8397Lo, S. H.(2005),Casino Politics,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in Maca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4:207-24.

 

[35]Leong, A. V. M.(2002),The Bate-Ficha Business and Triads in Macau Casinos, Law and Justice Journal,2:83-97.

 

[36]Newsweek Magazine.(1999), His Biggest Gamble,24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1999/10/24/his-biggest-gamble.html.

 

[37]The Standard.(2012), Crime Lord Returns,28 September, http://www.thestandard.com.hk/news_detail.asp?art_id=126877&con_type=3(最后访问时间:2015811).

 

[38]Lo, S. H.(2005),Casino Politics,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in Maca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4:207-24.

 

[39]Cressey, D.(1969), Theft of a Nation: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 in America. Harper and Row.

 

[40]Schelling, T. C.(1967),Economics and Criminal Enterprise, The Public Interest,7:61-78.

 

[41]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Varese, F.(ed.)(2010), Organized Crime: Critical Concepts in Criminology. Routledge.

 

[42]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3]Varese, F.(ed.)(2010), Organized Crime: Critical Concepts in Criminology. Routledge.

 

[44]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5]Master, F.(2012),Under Chinas Watch, Macau Wont Return to Gangsters Paradise,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8/26/macau-risk-idU- SL4E8J72JY20120826(最后访问时间:2013114).

 

[46]Gaming Inspection and Coordination Bureau, Macao.(2013), Gaming Statistics, http://www.dicj.gov.mo/web/en/information/DadosEstat/2012/content.html - n3(最后访问时间:2013114).

 

[47]Wang, W.and Eadington, W. R.(2008),The VIP-room Contractual System and Macaos Traditional Casino Industr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6:237-60.

 

[48]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Varese, F.(2001), The Russian Ma 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Varese, F.(ed.)(2010), Organized Crime: Critical Concepts in Criminology. Routledge.

 

[49]Smith, D. C.(1980),Paragons, Pariahs, and Pirates: A Spectrum-Based Theory of Enterprise, Crime & Delinquency,26:358-86.

 

[50]Chu, Y. K.(2000), The Triads as Business. RoutledgeLo, T. W.(2012),Triadization of Youth Gangs in Hong Kong,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52:556-76.

 

[51]Leong, A. V. M.(2002),The Bate-Ficha Business and Triads in Macau Casinos, Law and Justice Journal,2:83-97 Wang, W.and Eadington, W. R.(2008),The VIP-room Contractual System and Macaos Traditional Casino Industr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6:237-60.

 

[52]Gambetta, D.(1993), The Sicilian Ma 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3]Gough, N.(2011),Chinas Deep Pockets Keep Macau on a Roll, for N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5 October 2011.

 

[54]Wang, W.and Zabielskis, P.(2010),Making Friends, Making Money: Macaus Traditional VIP Casino System, in S. F. Kingma, ed., Global Gambl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ambling Organizations,113-43. Routledge.

 

[55]OKeeffe, K.(2014),Junket Figures Disappearance Shakes Macaus Gambling Indust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sj.com/article_email/SB10001424052702303948104579535320074083480-lMyQ jAxMTA0MDMwMDEzNDAyWj(最后访问时间:2014614).

 

[56]Wang, C.(2014),Licensing VIP-Room Contractors or Gaming Promoters in Macao: the Status Quo and Improvement, UNLV Gaming Research & Review Journal,18:105-12.

 

[57]Wang, W.and Zabielskis, P.(2010),Making Friends, Making Money: Macaus Traditional VIP Casino System, in S. F. Kingma, ed., Global Gambl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ambling Organizations,113-43. Routledge.

 

[58]Isaacs, M.(2010),Special Report: High Rollers, Triads and a Las Vegas Giant, Reuters,29 March 20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3/29/us-casinos-macau-sands-idUSTRE62S34020100329(最后访问时间:2014830).

 

[59]Pontell, H. N., Fang, Q.and Geis, G.(2014),Economic Crime and Casinos: Chinas Wager on Macau,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9:113Huang Z.(2015),Is It Money Laundering: Case Study of China UnionPay Scand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on Anti-money Laundering,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18, http://dx.doi.org/10.1108/JMLC-06-2014-0016.

 

[60]Isaacs, M.(2010),Special Report: High Rollers, Triads and a Las Vegas Giant, Reuters,29 March 20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3/29/us-casinos-macau-sands-idUSTRE62S34020100329(最后访问时间:2014830).

 

[61]Isaacs, M.(2010),Special Report: High Rollers, Triads and a Las Vegas Giant, Reuters,29 March 20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3/29/us-casinos-macau-sands-idUSTRE62S34020100329(最后访问时间:201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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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铁荣(T. Wing Lo),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郭绮雯(Sharon Ingrid Kwok),香港城市大学三合会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助理;钱麒屹,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更新日期: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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