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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滥收车资”构成犯罪的法律探讨

——参考葡萄牙里斯本中级法院两派不同的司法见解

黄俊澔

【摘要】 本文认为的士司机“滥收车资”构成犯罪,因为该行为完全符合第6/96/M号法律第23条第1款a项“不法价格罪”的构成要件。即便葡萄牙有着两派不同的见解,但是两派都认为该“滥收车资”行为是符合“投机罪”(especula??o)的构成要件,争议点只是该罪是否被“除罪化”。值得留意的是葡萄牙的后法是处于同一位阶的“法令”,而不是只有行政规章效力的“训令”。通过比较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最近数年的状况,可见在里斯本违法的士比例较之澳门低得很,也见到有关当局坚持以刑事介入该“滥收车资”的行为。为此,在澳门的情况下,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下应开立卷宗、进行侦查以及在识别行为人及存有充分迹象的情况下予以2018起诉。即使行为人不知道“滥收车资”构成犯罪,误以为仅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也不妨碍对其适用刑法,否则只有法学家驾驶的士时“滥收车资”才构成犯罪。由于须开展刑事诉讼程序,出于搜证需要应扣押用作犯罪工具之的士,但不应该对之予以充公;倘若涉案的士属于第三人,则在完成搜证后,应将之返还。
【关键词】不法价格;除罪化;法律位阶;扣押与充公;不法性的错误

  一、概述
  一直以来,针对的士司机“滥收车资”,行政当局的处理方案都是对相关行为人科以罚款。然而,于2018年7月28日,一名的士司机涉嫌禁锢乘客及滥收车资案,警方已将陈姓嫌犯移送检察院侦办,及后检察院不仅以“胁迫罪”以及“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的传统方式处理,更首次适用“不法价格罪”以对该嫌犯作进一步侦查行动[1]。
  在充分尊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本文无意讨论或者促使他人讨论任何具体个案,本文谨从法律角度,疏理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法律问题,以分析该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为主要命题,透过两派相冲突的里斯本中级法院判决抽取出对澳门相关法律制度有用的法律观点。
  于2018年4月27日,澳门葡文报章Hoje Macau刊登了一篇André Vong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主张第6/96/M号法律第23条第1款a项规定的“不法价格”适用于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情况,并且与现时仍生效的第366/99/M号训令《的士客运规章》第12条第3款a项结合第14条第1款g项针对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行政罚款之间存在着实质竞合的关系,因为两者保护的法益不尽相同,换言之,在科处行政处罚的同时也开展刑事诉讼程序以追究其不法价格罪。即使不认同,文章也指出不妨碍适用“不法价格”于滥收车资的情况,因为第52/99/M号法令第8条规定:“如一事实同时构成犯罪或轻微违反及行政上之违法行为,则仅以犯罪或轻微违反处罚违法者,但不影响科处对行政上之违法行为所规定之附加处罚。”[2]
  上述文章以两个里斯本中级法院的判决为依据以支持该观点,包括于2004年7月6日宣示的第2380/2004-5号裁判以及1999年6月23日宣示的第0018463号裁判。
  然而,同一法院于2000年3月9日宣示的第5443/99号裁判却带出了截然不同的法律观点[3]。该裁判主张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规定的“投机罪”(especula??o)适用于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情况,但是,其后公布的第263/98[4]号法令规定仅科处罚款(coima)的情况与上述情况完全一样,故后者属于特别法(lex specialis),因此,两个机制之间只是存在着表面竞合(concurso aparente)的关系,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从而理解为立法者有者将滥收车资的行为“除罪化”(descriminaliza??o)。
  因此,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葡萄牙法律规定的“投机罪”(相当于澳门的不法格价罪)是否已被“的士规章”废止,继而察看同样的理由能否适用澳门法律体制当中,以尝试解决有关法律问题。
  二、葡萄牙里斯本中级法院的两派见解
  葡萄牙里斯本中级法院对该法律问题出现两派不同的理解,一派认为针对滥收车资的行为,可以追究涉事的士司机刑事犯罪-“投机罪”同时也构成“违反秩序”(contra- ordena??o),而应科处罚款(coima);另一派认为该行为仅表面上符合“投机罪”以及“违反秩序”(contra-ordena??o)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规范“违反秩序”的第263/98号法令已经将滥收车资构成“投机罪”的情节“除罪化”,因此主张滥收车资不构成犯罪。
  尽管如此,但是上述两派见解有着一样的共同点,就是滥收车资的行为可涵摄(subsumir)于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规定的“投机罪”(especula??o),而具争议的是后来的法令是否将上述行为“除罪化”。
  让我们来看该“投机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十五条(投机)
  一、可被科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一百日罚金:
  a)以高于须遵从之法定制度所容许之价格,出售财货或提供服务;”
  至于澳门第6/96/M号法律第23条规定的“不法价格”
  “第二十三条(不法价格)
  一、对下列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一百二十日罚金:
  a)以高于须遵从之法定制度所容许之价格,出售财货或提供服务;或”
  上指条文与澳门第6/96/M号法律第23条规定的“不法价格”非常相似,正如上文提及载于Hoje Macau的评论文章指出:“除了条文的标题以及最低罚金限度不同,两条文的其余的内容都是一样。”[5]
  从字面而言,的士司机须遵从法律规定的收费价格[6];而的士司机的工作范围是向乘客提供服务,而该“不法价格”所身处的法律制度正是保障消费者。
  正如上述文章所指:“明显地,不论是旅客,还是居民,每当乘坐的士时,都是一个消费者。因此,这个法律同样地保障身为消费者的乘客。”[7]。
  虽然从字面上看,葡萄牙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规定的投机罪(即是澳门第6/96/M号法律第23条规定的“不法价格”)的适用对象包括滥收车资的行为,然而,从该法律制度的意见书以及会议纪录,都找不到在立法会上曾经讨论过将与的士行业相关的现象[8],那么,该法律仍可以适用于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情况吗?
  三、刑法上的法律解释
  (一)法律解释的一般理论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而言,不仅限于文字的表述(客观主义),而且须寻求立法者的意思(主观主义),而法律解释的制度规定于澳门《民法典》第8条,适用于所有法律部门,因为任何法律在适用之前都需要经过解释[[9]],刑法也不例外。
  正如刑法学者Teresa Pizarro Beleza指出:“原则上,拟作出的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载于民法典第9条(即是澳门民法典第8条)——被理解为法律的一般规定,但是,除了一般规定外,刑法典以及宪法本身对解释活动施加了限制”[10]。
  依法律解释的角度而言,可以区分为客观主义以及主观主义。在客观主义当中,还可以区分为客观历史主义以及客观现代主义,前者关注于制定法律时的字面含义;后者探求解释法律时的字面含义;同样地,主观主义也可分为主观历史主义以及主观现代主义,前者寻求制定法律时立法者的意思;而后者研究立法者置身于解释法律时所具有的意思。[11]到底现行的解释制度,奉行的是主观历史主义、主观现代主义,还是客观历史主义或者客观现代主义呢?
  依据《民法典》第8条第1款以及第2款的规定:“一、法律解释不应仅限于法律之字面含义,尚应尤其考虑有关法制之整体性、制定法律时之情况及适用法律时之特定状况,从有关文本得出立法思想。二、然而,解释者仅得将在法律字面上有最起码文字对应之含义,视为立法思想,即使该等文字表达不尽完善亦然。”
  由此可见,立法者的取态是采取混合主义[12],这样既保障客观主义带来的稳定性;也确保立法者真正的意思适用至具体个案当中。
  (二)在“不法价格”上体现法律解释理论
  纵使从历史解释未必见到立法者有意透过澳门第6/96/M号法律第23条规定的“不法价格”规范的士司机活动,但是并不妨碍从现代主观主义的角度解释该条文,经目的解释的方法适用于该“滥收车资”的活动当中。
  正如澳门刑法典的起草人Jorge de Figueiredo Dias指出:“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解释者可(亦应该)考虑到新状况、新发现、新工具甚至是新概念,而该等新事物没有可能出现于历史上的立法者的表述当中,只要不导致超出规范所使用的的文字内容,也不超出其一般理解的适当意思,解释者便可把该等新事物列入考虑之列。”[13]
  上述学者的见解,可以说体现到立法的特性,皆因立法者不可能也无须列举所有符合构成罪状的情节,适用法律者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得知该法律的含义,从而适用到具体的个案当中。
  为了打击对危害经济活动的犯罪,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避免影响到居民对生活的预期、冲击消费的意欲,甚至有损旅游城市的形象,因而从现代主观主义角度而言,立法者置身于现时的状况,应该会将该滥收车资的行为涵摄至“不法价格罪”之中,以实现该法律之目的。
  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可以得出文存解释(Interpreta??o declarativa)的结果,即是立法精神与文字上的表述是一致的,在这情况下,没有扩张或者限缩文字表述的空间,因为立法精神与文字相吻合。[14]故此,没有抵触到在刑法上禁止扩张解释的原则,尽管是否禁止刑法规范采扩张解释不无争议[15]。
  基于此,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行为可以亦应该涵摄至澳门第6/96/M号法律第23条规定的“不法价格罪”。这一点也是上文所指的里斯本中级法院的两派理解之间的“共通点”。
  四、支持“除罪化”的裁判——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此外,上述两派不同见解的争议点在于葡萄牙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规定的“投机罪”(especula??o )所包含的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现象,是否被葡萄牙第263/98号法令第11条第1款A项“除罪化”?
  让我们来检视支持“除罪化”一派的理据。
  正如前面所述,里斯本中级法院宣示的第5443/99号裁判认为“投机罪”(especula??o)适用于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情况经已被后来生效的第263/98号法令“除罪化”,即该行为不视为犯罪,转为构成“违反秩序”而仅可科处罚款(coima)。
  上述的理解不无道理。
  从葡萄牙第263/98号法令(以下简称:“的士司机入职及营运法”)的序言中可见,该法令的立法依据来源于葡萄牙宪法第198条第1款B项以及第112条第5款的规定,该等规定容许政府在议会授权下制定法令以规范相对保留给议会的事宜,具体而言,经由议会制定的第18/97号法律中的第1条第2款的规定授权政府就的士事宜制定该“的士入职及营运法”。
  不论是葡萄牙宪法第165条第1款C项,还是澳门第13/2009号法律《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第六条第五项(简称:立法法),都规定定罪量刑是属于议会的权限,由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行使该权限,而前者容许经议会授权给予政府就该等事宜制定法令的权限。
  否则,倘若未经议会授权,政府制定“的士入职及营运法”将不能介入定罪量刑的领域,也谈不上具有“除罪化”的可能性。基于将某行为不再视为犯罪是重新界定某部分的公共利益,尽管对行为人有利,但可对整个社会带来影响,故也应由代表人民意志的议会作“除罪化”。
  尽管上述条文在字面上没有包含“除罪化”的含义,但是葡萄牙宪法法院一直认为规范“定罪”(criminaliza??o)以及“除罪”(descriminaliza??o)的权限都属于保留议会的事宜,尤其包括从刑事犯罪转为违反秩序法。[16]
  故此,政府获议会授权而制定的法令与议会制定的法律处于同等的法律位阶[17](不妨碍第263/98号法令从属于其相应的授权性法律-即第18/97号法律,故前者不能抵触后者[18]),当处同一位阶之间的法律出现冲突时,则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以及“新法优于旧法”。
  正如Baptista Machado所言:“依据第7条(即澳门民法典第6条)的规定,在同一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以最新的优先(lex posterior derogat legi priori),但是不影响特别法优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即使一般法为新法亦然,除非立法者另有明确意图。”[19]
  既然葡萄牙第263/98号法令第11条第1款a项与葡萄牙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都是规范着同一事宜,在两者处于同一法律位阶的情况下,面对该等规范之间的冲突,应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即是以第263/98号法令为先;其次,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指引下,第263/98号法令是专门规范的士司机的入职及营运活动,因此第263/98号法令是一项特别法,同样优于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
  即使认为里斯本中级法院第5443/99号裁判宣示的立场有理,即是葡萄牙第263/98号法令第11条第1款A项已经将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行为“除罪化”,从第28/84号法令第35条第1款A项规定的“投机罪”(especula??o)中予以剔除,不再视之为犯罪,而仅构成“违反秩序”。
  但是澳门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吗?
  五、训令的性质
  现在让我们看看不法价格罪与的士规章之间的关系。
  澳门第6/96/M号法律《妨害公共卫生及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制度》第23条第1款a项适用于的士司机滥收车资(如前所述),相关的制裁为最高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一百二十日罚金;另一方面,澳门第366/99/M号训令核准的《的士客运规章》第12条第3款a项结合第14条第1款g项规定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制裁是罚款澳门币1千元。
  上述规范的立法依据分别是第13/90号法律修改的《澳门组织章程》第31条第1款c项与第23-A/96号法律修改的《澳门组织章程》第16条第1款c项,引述如下:
  “第三十一条
  一、立法会有权限对下列事项立法:……c)罪行、刑罚、保安处分及其必要条件,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等之订定;”
  “第十六条
  一、根据宪法规定及本章程的规定,非保留予共和国主权机关而属于总督的执行职能之权限主要为:……
  c)为实施在当地生效但欠缺规章的法律及其他法规而制订规章;”
  由此可见,第6/96/M号法律《妨害公共卫生及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制度》是澳门立法会行使其立法权的产物。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回归前的总督也享有立法权,那么第366/99/M号训令核准的《的士客运规章》是总督行使立法权还是行政权的产物呢?
  倘若总督行使的是立法权,则依据《澳门组织章程》第13条第1款规定:“总督之立法权限以法令行使,其立法范围包括所有未保留予共和国主权机关或立法会的事宜,但不得违反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底线为笔者所加上),则透过法令的形式作出,而不是以训令的方式核准该《的士客运规章》。
  正如黄显辉议员所指:“按照澳门组织章程之规定,澳门总督不但有权限行使立法职能(Fun??o Legislativa),还有权限行使执行职能(Fun??o Executiva),即行政职能(Fun??o Administrativa)”;该议员在脚注中指出与行政职能有关的条文包括:“澳门组织章程第6条、第16条第1款c项及第16条第2款”[20](底线为笔者加上)。
  学者António Katchi也指出:“为了履行(行政上的)职责,总督以及政务司具有制规权(poder regulamentar)”;“而总督以训令或者批示的方式作出制规行为(澳门组织章程第16条第2款)”[21]。
  既然第366/99/M号训令核准的《的士客运规章》的立法依据是《澳门组织章程》第16条第1款c项,故该《的士客运规章》是总督行使行政制规权的产物。
  相反,假如总督有意规范一些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事宜(如前所述,包括“定罪”与“除罪”),则其可以依据《澳门组织章程》第31条第3款的规定以法令的方式介入该等事宜。正如学者António Katchi精辟地指出:“当(总督)不能在若干事宜上发出训令或者作出批示时,其可以透过通过一项法令的方式以解决该问题。”[22]
  六、训令与法律的冲突——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倘若出现冲突的法律所处的位阶不同,则仅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lex superior derogat legi inferior)。[23]因此,即使是上位法制定在先,下位法在后,也不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简言之,下位法是不能抵触上位法的;同样地,也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否则就会使到法律阶梯[24]的秩序变得荡然无存。
  其次,澳门终审法院于2007年7月18日宣示的第28/2006号裁判书中指出规章性规范与法律的位阶状况:“同样没有争议的是存在法律优越原则:法律高于和优越于行政法规,规章性规范抵触法律即无效。这来自于葡萄牙宪法第266条第2款,其中规定行政当局直接服从法律,但同时也是基于法律的统一性和确保法律内在一致性的需要。尽管对某一情况有矛盾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作为统一法律体的一部分就能保证对该情况而言,只有一项规定的结果是正确和适当的(法律秩序不相矛盾的原则)”。
  由此可见,总督以训令的方式制定的核准的《的士客运规章》不可能把第6/96/M号法律《妨害公共卫生及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制度》第23条第1款a项适用至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情况视为不构成犯罪,换言之,训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将一个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除罪化”。
  七、对不法性的错误
  于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针对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行为适用第6/96/M号法律《妨害公共卫生及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制度》第23条规定的不法价格罪,故违法收取车资的司机不知道其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士司机不知道其行为构成犯罪,是否就没有罪过,从而不能施以刑事制裁呢?
  表面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刑法典》第16条第1款规定:“行为时并未意识到事实之不法性,而就该错误系不可谴责行为人者,其行为无罪过。”
  然而,由于的士司机必须经考核才取得专业工作证,继而持证执业。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所有的士司机都清楚知道必须按计程表收费,不得“滥收车资”,否则构成违法。
  很明显,如果连“滥收车资”属违法行为也不了解,是不可能考获专业工作证。
  此外,行为人只须认识到该行为属于违法,并不要求行为人对“滥收车资”的法律定性及相应制裁了然于心;倘若要求行为人清楚了解该行为到底属于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则只有法律人在驾驶的士时“滥收车资”才构成犯罪。
  正如Teresa Beleza所指:“因此,行为人无须知悉所违反的规范,其有着实质违法性的意识便足已,一般而言推定有该违法性意识。”[25]
  打个比方,如果某甲误以为故意剪断猫尾巴只是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其不知道该行为构成犯罪。因为根据第4/2016号法律《动物保护法》第3条结合第29条第1款(一)项规定使用残忍、暴力或折磨的手段对待动物,使其承受痛苦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可科处二万至十万元罚款。然而,由于猫尾巴应是猫的重要器官,尤其用于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衡,因此,应构成同一法律第25条规定的残酷对待动物罪[26],最高可处一年徒刑或科一百二十日罚金。
  很明显,尽管某甲误以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仅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但是不妨碍对甲适用刑法,因为该错误是没有任何重要性的,重要的是甲清楚知道其作出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同样地,即使的士司机不知道“滥收车资”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只要其意识到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就不可能符合《刑法典》第16条第1款规定“无过错下,不知法律不罪”的情况。
  八、对的士进行扣押、充公
  由于须开展刑事诉讼程序,可以针对“滥收车资”的必要工具进行扣押及充公吗?
  (一)扣押
  就该问题,可以参考助理检察长郭婉雯的一篇名为《有关犯罪工具、犯罪所得及洗黑钱》的文章[27],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探讨扣押及充公车辆的法律问题,当中引述到澳门及葡萄牙的判决,其指出:
  “…扣押车辆除了将来可能被充公、没收之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对车辆进行检验,以便能够获得调查的线索及证据,一旦发现无需继续扣押,不论案件处于任何诉讼阶段,司法当局应立即将之归还予所有人。”──其在脚注中引用《刑事诉讼法典》第171条。
  Manuel Leal-Henriques及Manuel Simas-Santos也认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扣押仅在诉讼调查需要或者为保证在具体个案中属可行的“充公”而作出的扣押才是正当的,值得一提的是例外地依据第212条规定可出现一种财产担保,以预防性假扣押之名义继续维持扣押。”[28]
  因此,倘若涉案的士不属于“滥收车资”的行为人,譬如其只是承租该部的士,则原则上不会“充公”该部车辆(刑法典)第102条第1款。至于在获得调查的线索及证据方面,由于现时的士车厢内没有录音或者录像设备,故只能在车厢里能够找到的线索或者证据是非常有限,充其量找到其犯罪所得的现金,可见在搜索后没有必要继续扣押该车辆。
  相反,如果该部涉案的士属于“滥收车资”的行为人,则考虑到《刑事诉讼法典》第171条第3款的规定:“如扣押之对象属嫌犯或应负民事责任之人所有,则不适用以上两款之规定,而应以第二百一十二条所规定之预防性假扣押之名义继续该扣押。”
  (二)物件之丧失
  至于该辆的士应否予以“充公”,郭助理检察长的文章中所指中级法院第60/2002号裁判书引述Leal Henriques与Simas Santos的见解,认为没收不法对象必须符合以下要件[29]:
  “第一,必须有犯罪的事实存在,未遂犯罪已足够;
  第二,这些对象必须是犯罪行为的产物(produta sceleris)或曾被用于或作为犯罪的工具(instrumenta sceleris);
  第三,这些对象依其本身性质或依具体的情况而具有被再用以犯罪的危险或将危害社会。”
  由于《刑法典》第101条规定的“物件之丧失”(充公)属于类同于保安处分的惩罚性措施[30],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适用于保安处分的前提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刑法典》第1条第2款),因此,犯罪的事实存在是适用保安处分的必要前提。
  在的士司机“滥收车资”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很明显构成第一项要件。
  其次,被“充公”之物必须是与犯罪有关也是可以理解的,倘若被“充公”之物根本与犯罪无关,则既没有必要,也有不合理地侵犯宪制性的私有财产权之嫌,而且倘若全部财产“充公”,则也违背平等原则(不同个案,对法益造成危险的程度不同,应当区别对待)。
  毫无疑问,的士司机透过提供运载乘客的服务以进行“滥收车资”的不法行为,该辆的士属于重要工具。即使按郭助理检察长的文章中所指葡萄牙最高法院的见解(尽管作者认为该标准过于严格):“扣押车辆若不是“不可少的犯罪工具”或“主要用以实施犯罪工具”,就不应予以充公”[31],也应得出涉案的士被用作“滥收车资”乃不可或缺的结论。
  最后,被扣押的士本身不是用作犯罪,而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以提供载客运输服务,也不会对人身安全、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构成危险;而且按照具体的情况,应该不存在该的士会被用作再次犯罪的重大危险[32],因法院可针对裁定有罪的行为人施加《刑法典》第92条规定的“业务之禁止”,原则上最长禁止执业期为五年;退一步而言,即使法庭没有判处上述的保安处分,依据第366/99/M号训令第16条第2款规定,在驾驶期间故意犯罪会被取消其专业工作证[33],而且至少在两年内不符合重新申请专业工作证的资格,从而排除驾驶的士再次犯罪的危险。
  即使不如此认为,值得信赖的刑法学者J. Figueiredo Dias指出另一个要件:“命令(对象之)丧失在任何情况下只应在该措施显示出与被违犯的不法罪状的严重性以及与对象的危险性之间成比例才可行。”[34]由于“充公”性质上类似于保安处分,故同样适用于对保安处分的前提要求——比例原则。[35]故此,一般而言,不论是“滥收车资”遭成的损害、还是所具有的危险性都与“滥收车资”的行为人被“充公”之物——的士不成比例。
  因此,针对的士司机“滥收车资”时所使用的犯罪工具——的士一般而言不应予以“充公”。
  九、葡萄牙与澳门在刑事执行力上的情况
  从实践上而言,葡萄牙里斯本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有部份的士司机收取多于法律规定的车资,尤其发生以里斯本机场为出发点或者目的地的乘客身上。为此,里斯本警方进行打击,(部分)以现行犯方式拘留涉嫌“滥收车资”司机并以“投机罪”(especula??o)移送至法院以简易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除了对嫌犯进行拘留外,警方还会扣押被用于作案犯罪之的士,即使该部的士不属于嫌犯亦然,但有法官认为该部的士与“滥收车资”没有关系[36],则不作扣押。
  笔者从葡萄牙传媒(包括:tvi24、DN及aeiou)的报导中整理出下列图表,当中的数字反映最近五年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被警方以“投机罪”(especula??o)逮捕的士司机的个案数量。
┌─────────────────┬──────────────────┐
│年份               │个案数量              │
├─────────────────┼──────────────────┤
│2014[37]             │55                 │
├─────────────────┼──────────────────┤
│2015[38]             │54                 │
├─────────────────┼──────────────────┤
│2016[39]             │25                 │
├─────────────────┼──────────────────┤
│2017[40]             │40                 │
├─────────────────┼──────────────────┤
│2018(截至六月)[41]        │30                 │
├─────────────────┴──────────────────┤
│总数204                                 │
└────────────────────────────────────┘

  为了比较两地的“滥收车资”的个案数量,笔者整理出下列图表,以反映最近五年在澳门的士司机被举报出现“滥收车资”的情况。
┌──────────────────┬─────────────────┐
│年份                │个案数量             │
├──────────────────┼─────────────────┤
│2014[42]              │733                │
├──────────────────┼─────────────────┤
│2015[43]              │1233               │
├──────────────────┼─────────────────┤
│2016[44]              │1713               │
├──────────────────┼─────────────────┤
│2017[45]              │3180               │
├──────────────────┼─────────────────┤
│2018(截至六月)[46]         │2165               │
├──────────────────┴─────────────────┤
│总数9024                                │
└────────────────────────────────────┘

  直至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未能找到2018年的数据),葡萄牙里斯本的士数量为3497部[47];而直至2018年第二季普通的士(未计特别的士)澳门的士数量为1497部。尽管葡萄牙里斯本的士数量大幅地多过澳门的士的数量,但“滥收车资”的情况明显是比澳门少得多(至少是被检举违法行为的数字),澳门单是2018年6月被控“滥收车资”的人数──237宗[48]已超过葡萄牙里斯本4年半以来的士因滥收车资而被控的人数,可见里斯本的士滥收车资的比例较澳门是低得多。
  在同样出现的士滥收车资问题;但是比例远低于澳门的葡萄牙里斯本,在相类似的法律机制下,里斯本警方通过适用刑法,雷厉风行、积极地打击“滥收车资”的现象,以保障乘客(包括市民与旅客)的权益以及重建人们对法律秩序(尤指的士秩序)的信心。
  十、澳门的前景
  反观澳门的情况,警方采用较为温和的做法,警方认为的士司机“滥收车资”仅构成行政违法行为[49],从而对该等司机科处罚款。然而,正如上文所指,该类行为应构成澳门第6/96/M号法律第23条第1款a项规定的“不法价格”罪,当然可以探讨该罪状与澳门第366/99/M号训令《的士客运规章》第12条第3款a项结合第14条第1款g项规定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竞合问题。可是,不论是两者保护法益不同还是相同,任一种理解都不妨碍针对“滥收车资”的行为适用“不法价格罪”。
  根据澳门第52/99/M号法令第8条规定:「如一事实同时构成犯罪或轻微违反及行政上之违法行为,则仅以犯罪或轻微违反处罚违法者,但不影响科处对行政上之违法行为所规定之附加处罚。」即使两者保护的法益相同,则不应对违法者科以罚款(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但须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
  正如廉政公署曾在报告中指出犯罪与行政违法之间的竞合问题:“此规定所言的竞合,系指同一事实既构成犯罪(或轻微违反),又构成行政违例(異质想象竞合)。然而,若要对行为人施予刑事或轻微违反方面的制裁而不施予行政违例的制裁,必须符合以下要件:藉制裁所保护的法益必须相同,且以刑事或轻微违反定性的违法行为吸收以行政违例定性者,又或处于表面竞合的狀况,否则,就不属上述想象竞合的情况,而可能构成违法行为的实质竞合;对此等实质竞合的违法行为应予独立审理,且根据违法者所实施的符合各种定性的违法行为对其施罚。”[50]
  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224条、第245条第2款规定,检察院在接获犯罪消息后——不论是自行获悉的消息、还是透过刑事警察机关或者经检举取得的消息,都必须展开侦查。[51]
  这是合法性原则的体现,正如Manuel Leal-Henriques所指:“依合法性原则是指具权限的公权力机关——检察院有义务针对实施符合构成罪犯的实质要件及程序要件的行为人展开刑事程序。换言之,当符合相关的法定要件时,检察院无权选择展开或不展开刑事程序。”[52]
  第6/96/M号法律第23条第1款a项规定的“不法价格”不属于准公罪或者私罪,而属于公罪,因此,检察院在接收到犯罪消息后,必须展开侦查。正如中级法院在2009年4月30日宣示的第241/2009号裁判所指:“…在抽象层面来说,非属明显不能符合任何已在成文法有所规定的刑事罪名的情况,而是涉及公罪的指控,检察院在接获检举信时,应当依照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245条第2款的强制性规定,立即决定对有关犯罪消息展开刑事侦查。”
  另一方面,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246条以及第45条,侦查是在检察院侦导下进行,而且刑事警察机关在职务上从属检察院,在诉讼程序中进行活动时,刑事警察机关须遵照司法当局的指引。
  然而,倘若检察院与警方对同该法律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这里看不到警方有任何自由裁量的空间,纵使警方有着自身的技术自主(autonomia técnica)——Manuel Leal-Henriques指出:“技术自主性被理解为有权确定作出诉讼程序的不同措施的方式、时间及办法,不取决于特定上级的命令或指示。”[53]但是在法律定性方面,应属于司法当局的管领范围。
  正如Manuel Leal-Henriques所指:“就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当局有领导、确定、跟进、控制及监督诉讼程序,以违至实现诉讼程序目标及目的;在本身的程序进行过程中,由于调查的控制及指引专属于司法当局,余下的则仅归刑事警察机关。这职责并非没有那么庄重,而是由于刑事警察机关在诉讼程序的技术上具有自主性。”[54]
  由此可见,检察院可以(亦应该)向刑事警察机关作出指引,要求就的士司机“滥收车资”的消息转达予检察院,以符合《刑事诉讼法典》第231条第1款规定。另一方面,警方在工作中获悉的所有犯罪——包括的士司机“滥收车资”负有检举义务(《刑事诉讼法典》第225条第1款a项),而亲身在场目睹的警员更应制作实况笔录并在最短时间内送交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典》第226条第1及3款)。
  从上述机制可见,警方在该法律问题上,尤其指“滥收车资”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既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空间,也没有适用酌情机会原则[55]而不交予检察院的空间。
  十一、结语
  最后,在充分尊重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以“刑法最后介入原则”(O princípio da interven??o mínima )作为不开展刑事诉讼程序的理由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刑法应该作为最后介入的手段,当其他法律或社会介入的措施都不足够、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时,刑法才予以介入。但是倘若具有“定罪”及“除罪”权限的立法者的意思是介入该“滥收车资”的行为,则执法者没有适用“刑法最后介入原则”从而排除适用刑法的可能——这是权力分立的体现。

【注释】
  [1]参见新闻局的网页: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128033&PageLang=C
  [2]参见Hoje Macau的网页:https://hojemacau.com.mo/2018/04/27/o-crime-esquecido-preco-ilicito- deve-ser-esquecido-no-caso-dos-taxistas/
  [3]参见PGDL网页:http://www.pgdlisboa.pt/jurel/jur_mostra_doc.php?nid=249&codarea=57
  [4]该判决指出363/98,这里应是笔误,正确的是263/98。
  [5]参见Hoje Macau的网页:https://hojemacau.com.mo/2018/04/27/o-crime-esquecido-preco-ilicito-deve-ser- esquecido-no-caso-dos-taxistas/
  [6]第214/98/M号训令在回归后已被修改数次,根据第79/2017号行政命令的规定,现时最新的价格为首1.6公里为澳门币19元,及后每跳240米收费澳门币2元。
  [7]参见Hoje Macau的网页:https://hojemacau.com.mo/2018/04/27/o-crime-esquecido-preco-ilicito-deve-ser-esquecido-no-caso-dos-taxistas/
  [8]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组织及出版的《单行刑事法律汇编-妨害公共卫生及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制度》,2002年8月。
  [9]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Parte Geral I Introdu??o e Teoria da Lei penal”, 1997, pág.248.
  [10] Teresa Pizarro Beleza, “Direito Penal”, 1o volume, 2a edi??o revista e actualizada, AAFDL, pág.410.
  [11] A. Santos Justo, “Introdu??o ao Estudo do Direito”, Coimbra Editora, 6a Edi??o, Julho de 2012, pp.329-332; Jo?o Baptista Machado, “Introdu??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 Almedina, 21a Reimpress?o, Outubro de 2013, pp.177-180.
  [12] A. Santos Justo, “Introdu??o ao Estudo do Direito”, pp.333-334.;“Jo?o Baptista Machado, Introdu??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 pp.188-191.
  [13]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arte Geral - Tomo I”, Coimbra Editora, 2a Edi??o(2.a Reimpress?o), Outubro de 2012, pág.190.
  [14] A. Santos Justo, “Introdu??o ao Estudo do Direito”, pp.340-341;Jo?o Baptista Machado, “Introdu??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 pág.185.
  [15] Teresa Pizarro Beleza, “Direito Penal”, 1o volume, 2a edi??o revista e actualizada, AAFDL, pp.411-416.
  [16]参见葡萄牙宪法法院第149/2017号裁判,引述原文的部份内容如下:“Tem entendido o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que est?o incluídas na reserva da Assembleia da República, tanto a c riminaliza??o como a descriminaliza??o (Acórd?o n.o 56/84; Taipa de Carvalho, Direito Penal. Parte Geral, Universidade Católica Editora Porto, 2016, pp.167-168), incluindo, nomeadamente, a passagem de infra??es do direito criminal para o direito contraordenacional (Acórd?os n.os 158/88 e 177/88).”
  [17]《葡萄牙宪法》第112条第1款。
  [18]《葡萄牙宪法》第112条第2款。
  [19] Jo?o Baptista Machado, “Introdu??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 pág.170.
  [20]黄显辉着《澳门政治体制与法渊源》,Publica??es-O Direito, 1992年4月,第83页及第91页。
  [21] António Katchi, “As Fontes do Direito em Macau”, FDUM, 2006, pág.124.
  [22]同上书第140页。
  [23] Jo?o Baptista Machado, “Introdu??o ao Direito e ao Discurso Legitimador”, p.170.
  [24] A. Santos Justo, “Introdu??o ao Estudo do Direito”, pág.194,注释[1],可中译为:“由凯尔森(KELSEN)建立该概念,一个金字塔式的法律秩序,由不同的等级阶梯建构而成,涉及到金字塔式的阶级系统,从较一般的规则(载有法律根本原则)到较具体的规则(对前者作具体说明以及为着执行作准备)”。
  [25]Teresa Beleza, “Problemática do erro sobre a ilicitude”, pág.71,该内容转引自葡萄牙波尔图中级法院于2016年4月27日宣示的第187/08.4FBAVR. P1号裁判。
  [26]该条规定:“意图令动物受痛苦,使用残忍、暴力或折磨的手段对待动物,造成其肢体严重残缺、失去重要器官或死亡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27]司法警察网页:http://www.pj.gov.mo/Web//u/cms/www/201608/02124743h5vy.pdf
  [28]Manuel Leal-Henrique, Manuel Simas-Santos,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1997, pág.402
  [29]中级法院第60/2002号裁判书中文版第10页,而葡文版则在第5页。
  [30]参见Manuel Leal-Henriques, Manuel Simas-Santos “CodigoPenal de Macau”, 1997, pág 234, último parágrafo,以及转引自葡萄牙波尔图中级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宣示的第193/15.2IDPRT. P1号裁判:“A natureza jurídica da perda de vantagens vem sendo configurada como “providência sancionatória de natureza análoga à da medida de seguran?a”(cfr.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005, pág.638; Prof. Paulo P. Albuquerque, Comentário do Código Penal, 2a edi??o, pág.360; M. S. Santos e M. L. Henriques, Código Penal Comentado, 4a edi??o 2015, pág.537; Victor Sá Pereira e Alexandre Lafayette, Código Penal Anotado e Comentado, págs.331)”。
  [31]郭婉雯着《有关犯罪工具、犯罪所得及洗黑钱》,第113页。
  [32]“重大危险”要求“强烈可能性”而非“简单可能性”─见中级法院第182/2002号案件及第119/2003号案件。
  [33]第366/99/M号训令第16条第2款规定:“驾驶员专业工作证之持有人因在驾驶过程中所实施之故意犯罪,或因实施故意侵犯生命罪、故意侵犯身体完整性罪、故意侵犯人身自由罪或故意侵犯性自决罪而被判刑时,取消其专业工作证。”
  [34] J. Figueiredo Dias?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 1993, AEQUITAS EDITORIAL NOTíCIAS, P.629
  [35]该法律见解也可见葡萄牙里斯本中级法院于2011年02月01日宣示的第1071/09.0JDLSB. L1-5号裁判葡萄牙波尔图中级法院于2011年3月2日宣示的第49/09.8PTVNG. P2裁判以及葡萄牙科英布拉中级法院于2014年10月22日宣示的第31/12.8GAACN. C1裁判。
  [36]数据源:https://www.dn.pt/sociedade/interior/falta-de-cadastro-na-profissao-deixa-taxistas-burloes-na- impunidade-8662871.html
  [37]数据源:http://www.tvi24.iol.pt/sociedade/detencoes/detido-55-taxistas-por-suspeita-de- especulacao
  [38]数据源:https://www.dn.pt/sociedade/interior/turistas-apresentam-quatro-queixas-por-mes-contra-taxistas-8714484.html
  [39]数据源:https://zap.aeiou.pt/trinta-taxistas-detidos-lisboa-205408
  [40]同上。
  [41]同上。
  [42]数据源: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85162&PageLang=C
  [43]数据源:http://www.macautimes.cc/news-cd.asp?id=11533
  [44]数据源: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20916
  [45]同上。
  [46]数据源:http://www.dsat.gov.mo/dsat/statistic.aspx
  [47]数据源:http://www.tvi24.iol.pt/economia/taxistas/sabe-quantos-taxis-existem-em-portugal-ha-mil-licencas-por- atribuir
  [48]数据源: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80706/bkn-20180706174147959-0706_00822_001.html
  [49]数据源: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8-08/02/content_1284918.htm
  [50]廉政公署的报告《有关行政违例的检控及执行处罚程序的若干问题》第19页。
  [51][葡]Manuel Leal-Henriques: 《澳门刑事诉讼法教程》,卢映霞、梁凤明翻译,上册,第二版,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第21页。
  [52]同上书,第22页。
  [53] Manuel Leal-Henriques: 《澳门刑事诉讼法教程(第二版)》,上册,卢映霞、梁凤明译,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2010年,第97页,注释[117]。
  [54]同上书,第97页。
  [55]参见同上书,第23及第24页。

【作者简介】黄俊澔,澳门实习律师。
【文章来源】《澳门法学》2019年第1期。

更新日期:201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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