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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刑事法律定位及死亡认定释解

赵学军

【摘要】 因“失踪”不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危害结果,实践中对致人失踪案件形成了不同的刑事处理方式,原因是对“失踪”的刑事法律定位和死亡认定方法存在误解。实际上,“失踪”仅仅是事实的“待查明”状态,并非案件事实。除了失踪人死亡得到确认的“失踪”具有刑事法律意义以外,“失踪”本身及其引起的经济损失和搜救费用不能引起刑事法律后果。死亡认定也无需“死要见尸”,应当通过刑事推论的方法,在法律思维方式下按照证据规则和逻辑法则推论死亡事实是否成立。
【关键词】失踪;刑事法律定位;死亡认定;刑事推论
  
  在生产作业、交通运输过程中,经常发生致人失踪的责任事故案件。[1]而在我国刑法中,因安全责任事故引发的刑事犯罪一般属于过失犯,均要求具有一定的危害后果发生。如《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作为入罪条件,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死亡、重伤的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等定罪量刑标准。除此以外的其他相关罪名,如交通肇事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也都将重大伤亡或财产损失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同时没有任何一个罪名把致人“失踪”作为法定后果来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致人失踪的后果予以刑事法律评价,并对案件做出符合刑事法治要求的裁判,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致人失踪案件的刑事司法现状
  为探明致人失踪案件的刑事司法现状,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查询到相关刑事判决书46份。经统计发现,在这些刑事判决书中对致人失踪情形没有作出任何评价的占30.4%;[2]通过民事死亡宣告方式认定为死亡的占4.3%;将失踪后果转化为经济损失的占10.9%;将“失踪”事实等同为死亡后果而直接处罚的占13.1%;仅将“失踪”作为从重处罚酌定情节的占21.7%;对失踪后果作出死亡后果认定的占19.6%。司法实践中对致人“失踪”情形的刑事处理方式形成了分散化的态势,没有出现明显的集中化特点,说明办案人员对此类案件的认识还存在重大分歧。为了直观展示不同刑事处理方式的比例构成情况,可用以下饼形图来体现:
  “失踪”后果的刑事处理方式分布图
   (图略)
  司法实践中对致人“失踪”案件的不同刑事处理方式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解决致人失踪案件提供了思路,但又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有必要分别予以分析。
  第一种方式是对致人失踪情形不作刑法评价,即不将“失踪”作为犯罪后果,因而“失踪”不是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这种方式以刑法没有具体规定为由,将致人失踪情形作无罪处理,也不作为加重量刑的依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实践中“海事案件大多定纷止争于民事和解或民事诉讼环节;相反,因人员失踪而移送案件至刑事司法机关的比较鲜见”。[3]
  【案例一】2010年8月20日6时20分左右,被告人李某驾驶“永平18号”从宜宾市翠屏区新村金沙江河段满载河沙驶往岷江准备停靠杨湾码头,因水流太急,被告人李某操作不当致船翻沉,船上7人全部落水,致使张某、周某、肖某某失踪,聂某某尸体在重庆被发现,经检验系溺死,其他人被渔船救起。法院以被告人李某在生产运输中临危处置不当,造成沉船事故致1人死亡为由,判决其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4]
  在本案中,由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导致3人失踪1人死亡的后果,但最终被处以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刑罚处罚,且被适用缓刑。显然,该量刑结果仅将1人死亡作为量刑依据,没有考虑3人失踪的情形,否则不可能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处罚。这种方式在客观上可能致使与致人死亡具有同等危害程度的责任人得不到刑事责任追究。因为很多情形下的“失踪”实际上即为死亡,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发现了尸体。另外,如果对致人失踪的责任人不予刑事追究,也不利于鼓励责任人员在事故发生后积极搜救失踪者。
  第二种方式是先对“失踪”情形进行民事死亡宣告,然后据此形成的死亡事实予以定罪量刑。如早在2002年,就有法院以被告人彭某在无证驾驶机帆船造成金某7岁的女人水后失踪一案的审理中,先经民事程序宣告被害人死亡,再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1年。[5]这种刑事处理方式的存在,主要基于我国法律除了自然死亡的认定方式以外就是宣告死亡,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类型。鉴于安全事故中无法找到失踪者的尸体,不能通过医学鉴定的方式认定自然死亡,也只能借助民法上的宣告死亡来认定,然后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近年来此种做法仍然出现在司法实践中。
  【案例二】被告人苏某某驾车行经已被洪水淹没的漫水桥时,未察明水情而冒险驾驶,致使车辆和车上人员翻掉人水中,造成乘车人员6人失踪。2013年12月,根据其中5名失踪人员的利害关系人宣告相关人员死亡的申请,法院对5人判决宣告死亡,并以致5人死亡且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判决被告人苏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6]
  在本案中,被告人苏某某的冒险驾驶行为导致了6人失踪的后果,法院最终以5人被宣告死亡的事实给予了刑事处罚。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以下明显缺陷:首先,死亡宣告是民事法律中规定的死亡认定方式,也是按照民事诉讼法进行的诉讼活动,以民事诉讼结果作为刑事案件的定罪处罚依据,实际上是用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来代替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利于刑事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其次,民事死亡宣告的时间周期较长,因其冗长的审理周期而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及时处理;最后,死亡宣告由失踪者的利害关系人提出,如其放弃申请则导致公诉机关无法对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如在本案中本来有6人失踪,因只有5人被申请死亡宣告,所以法院只能以5人死亡的事实进行处罚,从而导致刑事处罚事实不完整。
  第三种方式是将致人失踪的经济赔偿结果作为定罪量刑依据,即认为致人失踪既不符合死亡的事实,也不宜认定为重伤后果,但如果有关单位对失踪人员的家属进行经济赔偿,则可以看作是致人失踪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后果,并根据具体赔偿数额对责任人定罪处罚。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下称《规定》)中关于“直接经济损失”的说明,《规定》将事故造成的建筑、设备、产品等的毁坏损失(即全部或部分丧失价值或使用价值)以及因人员伤亡而支付的医药、丧葬、抚恤等费用均作为“直接经济损失”,即在不能确定失踪人是死亡还是重伤的情况下,转而将因此造成的抚恤等费用作为经济损失后果进行处罚。
  【案例三】被告人李某某在负责平硐+54水平的水害治理工作中,违反煤矿防治水规定,使用电煤钻代替专业探水钻探放水,导致协作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冯某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65万元(绝大部分用于赔偿失踪人冯某家属)。法院以该损失数额为依据,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7]
  在本案中,由于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引起1人失踪,法院即以赔偿失踪人家属而形成的经济损失数额对责任人进行了刑事处罚。这种刑事处理方式是在法律同时规定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均为处罚依据的情形下,将与人员伤亡具有相同性质的人员失踪产生的赔偿数额再次作为经济损失后果,存在重复评价的嫌疑;而且由于赔偿数额的差异可能导致“同命不同后果”的不合理现象。另外,该做法依据的《规定》已经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5年发布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仅将“直接经济损失”的范围限定为“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导致该种方式的依据性不足。
  第四种方式不将“失踪”转换为“死亡”或经济损失,而是直接将“失踪”状态作为定罪处罚依据。其以《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遇害者下落不明的水上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的电话答复》(下称《电话答复》)为依据,即“刑事判决认定死亡只能是实际发生的死亡结果,对水上交通肇事案件的遇害者下落不明的,不能推定其已经死亡,只能根据被告人的行为造成受害人下落不明的这一事实,以交通肇事定罪处罚”。以此进行刑事处罚的判例有:
  【案例四】2009年8月16 H,在长江瑞昌水域发生了一起水上交通肇事案,当事船舶武穴采砂船和鄂浠水货船相撞,致使鄂浠水货船沉没,船上7人以及装载的1100吨煤炭全部落水。落水的7人除两人自救生还外,其余姚某等5人下落不明。2010年5月21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首次以长江水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下落不明的危害结果对该案被告人程某某、宋某某以犯交通肇事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8]
  在本案中,法院仅凭受害人下落不明的失踪状态作为刑事处罚依据,这种处理方式在克服前述方式缺陷的同时,却同样存在着处罚依据不足的难题,因为《电话答复》并非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而且我国刑法中没有任何一个罪名将“失踪”作为处罚的法定后果。另外,下落不明状态在逻辑结果上并非必然死亡,客观上存在着冤及无辜的可能。
  第五种方式考虑到失踪毕竟是犯罪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在刑法没有将其作为法定后果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从重处罚的酌定情节。该种处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也时有发生。
  【案例五】2015年5月24日3时许,被告人郭某酒后驾驶小型面包车,搭载被害人范某,途径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北向村道时,车辆失控冲人河中,致使被害人范某失踪。经检测,被告人郭某案发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58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法院最终以被告人郭某危险驾驶导致一人失踪的严重后果为由,判决被告人郭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6个月。[9]
  在本案中,法院对造成1人失踪的责任人郭某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6个月,明显是没有将失踪情形作为死亡后果来对待,否则即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而6个月的拘役刑期又显然是把失踪情形作为了从重处罚的依据。这种刑事处理方式注意到致人失踪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并在量刑中予以体现。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笼统从重处罚的方法,既不能合理说明从重部分的责任依据,因为刑法没有将致人失踪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类型,也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如在仅导致一人失踪并缺乏其他定罪事实的情形下,因无法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更不可能给予从重处罚,从而形成明显的处罚不公。
  第六种方式是根据致人失踪的具体情形,将“失踪”认定为死亡。该方式考虑到失踪的危害后果在实质上等同于死亡,既然刑法没有将失踪作为危害后果进行规定,于是就将失踪情形确定为死亡。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的事例较多。
  【案例六】2012年4月2日约15时,“浙普渔75185”船在舟山东福山两兄弟屿偏南海域与从上海洋山开往宁波的新加坡籍集装箱船“KOTA NEBULA”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浙普渔75185”船沉没、7人死亡失踪。2013年5月7日,这起国内首例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在浙江舟山宣判,涉案船舶的二副THEIN NAING 00、船长HTAY WIN触犯刑法,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10]
  在本案中,事故造成了7人失踪的后果,法院直接将该情形认定为死亡并予以刑事处罚。这种刑事处理方式在适应了刑事处罚必要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死亡事实认定方式的错误适用问题。因为将“失踪”认定为死亡,存在着刑事推定和刑事推论两种认定方式。如果采用刑事推定的方式认定死亡事实,由于“推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达到最大的盖然性,推定事实存在可反驳的空间”,[11]那么由这种方式认定的死亡事实便会存在不确定性,隐藏着一概地将失踪推定为死亡从而会导致刑及无辜的风险。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对致人失踪案件的刑事处理非常混乱,对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的刑法机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也不利于刑事法治的统一。其一,违背了刑法适用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在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况下,对有的人定罪处罚而对有的人却不做刑事评价,显然与“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要求相悖;而且对受害者来说,不同的刑事处遇模式造成了差别化的刑法保护,不利于实现“平等保护”的刑法要求。其二,不同的死亡认定方式破坏了刑事认定标准的统一。统一的司法程序是实现一致性正义目标的保障。实践中存在多种死亡认定方式,如民事死亡宣告、刑事推定、直接认定、视同死亡等等,由于各自认定标准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实体后果。如民事死亡宣告是以法定时间内失踪人没有出现作为死亡事实认定依据的,其与失踪人不可能生还的事实明显不同。因而不同的死亡认定程序很容易形成差别化的事实认定标准,从而对一致性的正义目标产生损害。为此,有必要揭开致人失踪案件的神秘面纱予以准确定位,并统一处理标准实现公正处罚。
  二、“失踪”的刑事法律定位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由于当前刑事立法没有将“失踪”作为危害结果,以致实践中对致人失踪案件做出了不同方式的处理。为此有学者建议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失踪”作为独立的危害后果予以规定,认为人员失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低于死亡而高于重伤,可以将人员失踪的定罪量刑标准设定于死亡与重伤之间。如交通肇事罪在死亡1人、重伤3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规定失踪2人作为入罪标准;死亡2人、重伤5人为情节特别恶劣情形的,规定失踪4人为该情形。[12]对于上述主张能否成立,应当在弄清“失踪”本质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继而对其实现准确的刑事法律定位。
  (一)“失踪”的刑事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不管是直接修改刑法还是制定司法解释,将“失踪”作为刑法危害结果的主张看似解决司法难题,但却与刑事法律存在难以克服的不兼容性。
  首先,“失踪”不符合刑法危害结果的属性。由于危害结果是行为危害性的重要体现,所以刑法理论认为危害结果具有客观现实性的本质属性,也即危害结果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尚未发生或可能存在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所言:“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可能损害认为是危害结果,势必得出结论:危害结果不是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13]因为不是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无法反映行为的危害性,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危害结果的现实意义。
  在法律术语中,“失踪”一般是作为民事法律用语出现的。在民事立法中,《德国失踪法》对失踪的界定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住址不明,而且不能证实他在这段时间究竟是死是活,且情况表明,其活着的可能性不大”。我国《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将失踪定义为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或居所,没有任何消息,处于生死不明的状态。[14]国外学者也对其给予了大致相同的解释,如失踪就是“自然人的命运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其下落不明、全部的生存迹象消失,以至于产生了该自然人是否继续生存的重大怀疑,但是其死亡也不能得到确定的状态”。[15]这些情况表明,作为法律术语的“失踪”是指生死不明的状态,即失踪人可能已经死亡,也可能还活着,两种可能性均有。这从危害结果的角度看,其实就是一种可能的危害结果。尽管已经死亡的事实或许已经现实发生,但由于不能确证地表现出来,因而丧失了客观现实性。
  此外,危害结果还具有危害性大小的程度属性,从而与其它危害结果相比较形成位阶关系,如死亡的危害结果大于重伤的危害结果。而实际上,在失踪人确已死亡的情况下,其危害程度等同于自然死亡,因为两者都以失踪人生命的消失为客观结果,尽管前文有学者主张“失踪”的危害程度介于死亡和重伤之间,但这种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且不符合现实情况。既然“失踪”在某些情况下(失踪人确实已经死亡)与死亡在危害性上不具有明显的程度差别,就没有将其作为独立危害后果的必要。
  其次,“失踪”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法第53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在客观上要发现“客观真实”,在主观上应“排除合理怀疑”。由于“失踪”是一种生死不明的状态,即“生不明确、死也不明确”,因而要将其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就要确信失踪人肯定不是生还和肯定不是死亡两种情形同时存在。而肯定不是生还的结果必然是死亡,肯定不是死亡的结果必然是生还,一个人只能是要么生还、要么死亡,不可能同时既是生还又是死亡,如果要求两者同时存在,这是自相矛盾和违背现实的。另外,如果证明已经达到了肯定不是生还的程度,直接认定被害人已经死亡即可,没有必要再去证明失踪人是否还活着;相反,如果证明已经达到肯定不是死亡的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去证明失踪人是否死亡,而要求对两者同时进行证明,确也没有必要。因此,“失踪”事实的存在必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产生尖锐冲突。
  所以,“失踪”并不适合作为危害结果出现在刑事法律中,将司法乱象归因于“失踪”在刑事法律中的“疏漏”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误解。
  既然“失踪”不是刑事法律中的危害结果,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现象?笔者认为,“失踪”并不见得都是生死不明,对于某些情形下的人员失踪是能够根据一定证据做出确定性结论的。假如从火灾事故中逃生出来的数人,都亲眼所见失踪人被大火烧焦,或者这一幕恰好被附近的摄像头记录下来,后因种种原因无法找到该人尸体,这种情况下的死亡事实应当是明确的。再如,飞机在高空爆炸的情形下,即使找不到失踪人员的尸体,其已经死亡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致人失踪的事故中尽管存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现象,但特定情况下某些失踪人的生死状况是明确的,未必全部都是生死不明。也正因为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在制定的《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的规定》中,要求特定情形下的失踪人员按死亡人员统计。[16]这其实就是对某些情形下的“失踪”达到死亡标准的认可。由此一来,对于这种能够确认死亡事实的“失踪”就应当按照刑法对责任人予以刑事处罚,而不能不做任何刑事评价。当然,利用一定证据能够对“失踪”情形做出死亡事实认定,并不意味着在所有致人“失踪”的案件中都能实现。由于案件情形千差万别,即便有的案件中的失踪人确已死亡,但因不能满足死亡事实的认定规则仍然不能做出死亡事实的确认。
  可见,“失踪”在刑事法律中仅仅是事实的“待查明”状态,或者说是前事实、模糊事实,并不是真正的案件事实。为此,应当对能够确认人员死亡的“失踪”做出死亡认定,形成真正的事实结论;而对不能确认失踪人死亡的,[17]从人权保障的需要出发,将其作为事实不清来处理,以避免刑及无辜。
  (二)“失踪”的刑事法律意义
  既然“失踪”不是危害结果,不能成为刑事处罚的依据,但其也并非毫无刑事法律意义,因为随着“待查明”状态不断得到确定,那么由此形成的具体结果存在着刑事法律评价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因“失踪”引起的具体结果的不同,在刑事法律意义上会有不同体现。
  1.确认失踪人死亡的“失踪”具有刑事法律意义。作为生死不明状态的“失踪”暗含着失踪人死亡或者生还的两种可能性。如果失踪人死亡的结果得到法律认定,那么它就是有关犯罪的法定危害结果,因而具有刑事法律意义;同样,如果失踪人生还的结果得到最终确认,由于不符合有关犯罪的处罚要求,因而不具有刑事法律意义。当然,也仍然存在着失踪人生死难以查明的情形,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形成最终的事实结论,因而其“失踪”状态仍不具有刑事法律意义。
  2.“失踪”引起的经济损失不具有刑事法律意义。在致人失踪的情况下,实践中通常会对失踪人亲属给予抚恤费等经济赔偿。尽管前述第三种刑事处理方式肯定了经济赔偿的刑事法律意义,但鉴于相关司法解释[18]都将作为刑事法律后果的经济损失限定为“直接经济损失”,且将其与“伤亡事故”相并列,因而这里的经济损失应解释为直接毁损财物而造成的损失,而不应当是对人员伤亡后果的经济赔偿,否则就形成对同一事实出现重复评价的问题;而且由于赔偿数额的差异可能导致“同命不同后果”的处罚不均衡现象,所以在笔者看来,这种经济赔偿仅是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体现,如基于雇佣(运输)合同或民事侵权等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具有刑事法律意义。
  3.“失踪”引起的搜救费用不具有刑事法律意义。致人失踪案件发生后,政府及有关单位通常会组织搜救活动,因而必然产生大量搜救费用。一般来说,当公民生命安全面临危险时,政府和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有义务实施救援,由此产生的搜救费用自然也由义务主体来承担。这是当前各国通常的做法。[19]然而,搜救费用毕竟是由致人失踪行为引起的,能否将搜救费用作为追究责任者刑事责任的依据,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因为首先,搜救费用是救援行动产生的,而不是致人失踪行为造成的。两者尽管存在因果关系,但毕竟不是致人失踪行为的直接结果,不符合“直接经济损失”的法定要求。其次,搜救费用的承担属于施救者与责任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可通过民事法律手段向责任者追偿,[20]但不能以刑事处罚方式施加于责任者。
  三、“失踪”死亡认定释解
  根据前文分析,特定情形下的“失踪”是能够根据一定证据确认死亡结果的。然而受到“死要见尸”的传统死亡认定方式影响,还需要在澄清死亡认定认识误区的基础上有效解决“死不见尸”情形下的死亡认定方式问题。
  (一)现有死亡认定方法的局限
  如果“失踪”不是刑法中的危害结果,那么在失踪人不可能生还的情况下,其在本质上就属于死亡,所以有必要将特定情形下的“失踪”认定为死亡。但现有死亡认定方式对“失踪”情形下的死亡认定具有很大局限性。
  1.传统死亡认定方式不符合法律思维。刑事证明的过程就是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案件事实,转化的方法就是运用规则进行事实建构,这也是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在事实认定方式上的重要区别。法律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合法性判断,亦或合规则性判断,其对事实的判断强调借助并且不能避开形式合理性来追求实质合理性,因为依据一定规则而体现出来的形式合理性能够保证建构结论的可预见性,从而使认定的事实具有相对确定性。所以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对法律事实的判断标准也应该由真实性的判断标准转为合理性、合法性的判断标准”,[21]这是法律思维所强调的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判断标准的基本体现。因此,在人员失踪的情况下,如果根据证据和规则能够得出失踪人已经死亡的结论,就可以将其作为案件事实来处理。而日常思维强调实质合理性优于形式合理性,即便事实认定符合形式上的判断规则,但如果没有形成眼见为实的确信也不予认定。显然,“死要见尸”的死亡认定观念属于典型的实质合理性优于形式合理性的日常思维,在没有见到尸体情况下的死亡认定即便符合法律规则也难以被接受。因而传统死亡认定方式并不符合法律思维,也不能将其适用于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中。
  2.宣告死亡方式不符合刑事证明要求。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我国民法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以此来解决利害关系人的民事权益问题。然而,宣告死亡的本意是因公民生死不明而推定其死亡的制度,死亡的时间为判决宣告之日,因而这种死亡是一种拟制死亡,并非事实的死亡,目的是为了宣告结束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22]由于宣告死亡的要求较低,客观上存在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的可能性。而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证明目的是为了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果犯罪事实成立,就会涉及到对他人重大人身权益的限制或者剥夺。所以一旦事实认定错误,就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发生。这就要求对失踪人已经死亡的事实认定必须是确定无疑的,不能是一种可能性。显然,宣告死亡制度难以符合刑事证明要求,其固然是认定死亡的一种法定方式,但“宣告公民死亡的法律意义只能锁定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领域,而不能逾越这一界限援用到其他法律领域中”。[23]
  3.刑事推定方式不适用于死亡事实认定。受传统死亡认定观念对“死要见尸”的过度依赖,实践中往往会将致人“失踪”案件视为证明困难案件,并以此来借助刑事推定方式解决死亡事实的认定问题。刑事推定是一种通过基础事实来确定推定事实的事实认定方法,即只要基础事实成立便可得出推定事实也成立的结论。但事实上,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并不具有必然性的因果联系,仅仅根据基础事实是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推定事实成立的。[24]如在致人失踪的情形下,从作为基础事实的“生死不明”状态并不能必然得出失踪人已经死亡的结论,因为两者之间不具有必然性的逻辑联系。所以刑事推定不能适用于死亡认定。
  (二)“失踪”的死亡认定方法
  由此可见,现有死亡认定方法并不适用于“失踪”情形下的死亡认定,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寻找与之对应的死亡认定方法。实际上,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无法找到尸体,在对失踪人已经死亡但又不能得出“眼见为实”的直观结论情况下,刑事诉讼活动中只能借助间接证据进行证明。而在刑事诉讼证明中,案件中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国外司法实践中常采用刑事推定或者刑事推论两种方式认定事实。而正如前文所言,刑事推定所认定的事实并不是基础事实的必然结果,而且推定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律规则或规范性的法理,[25]在相关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生死不明状态下的死亡认定做出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将刑事推定适用于失踪情形下的死亡认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只能通过刑事推论的方法进行死亡认定。
  刑事推论是“通过众多间接证据进行逻辑推理而获得事实结论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26]其功能在于只有间接证据的情况下“使事实的确定成为可能”。[27]在致人失踪的案件中,由于没有发现尸体使得死亡事实认定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因而通过刑事推论认定失踪人是否死亡便成为刑事证明的必要途径。使用刑事推论认定案件事实与刑事推定所面临的情形较为一致,即均是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存在一个基础事实或状态和一个待证事实。刑事推定通过证明基础事实成立,便可确定待证事实也成立,在基础事实和待证事实之间无需建立逻辑联系。而刑事推论与之不同,其认定事实的重点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建立逻辑联系,以此来保证待证事实结论的客观性、必然性。如在致人失踪的情况下,只要生死不明的失踪状态得到确认,刑事推定即可得出失踪人死亡的认定;而刑事推论则要在失踪和死亡之间进行逻辑论证,只有失踪能够合乎逻辑地得出死亡结论才能进行事实认定,否则仍属死亡事实待查明状态。具体来说,司法实践中可用于进行逻辑推理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规则、生活经验和科学法则等。生活经验又称经验法则,是人们通过生活中长期、反复的实践所取得的事实之间的有根据的、合逻辑的常态联系和因果关系。[28]例如在一起矿难事故案件中,要证明矿井中没有获救的矿工是否已经死亡,在无法找到尸体的情况下需要按照生活经验收集能够证明矿工生死状态的各种证据,然后利用逻辑规则对证据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根据科学法则判断矿工在当时的特定状态下能否存活,最后再通过演绎推理(生命极限作为大前提,特定事故状态作为小前提)得出矿工是否已经死亡的事实结论。“演绎推理就是前提与结论之间有必然性联系的推理”,[29]因而通过刑事推论方法得出的死亡事实认定具有具有无可争辩的必然性特征,即尽管没有发现尸体,但失踪人已经死亡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从而不会带来“亡者归来”的担忧。
  由此不难发现,由于刑事推论对逻辑推理的高度依赖,不见得所有“失踪”情形都会被认定为死亡,尽管有的失踪人事实上已经死亡,但因为“事实认定的本质是借助‘证据之境’对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重构过程”,[30]一旦某一间接证据缺失就会导致逻辑链条不完整,失踪者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会被认定。例如同样在一起矿难案件中,在没有明确遇难矿工可能从其他逃生通道逃生的情况下,即便其事实上已经死亡也因不能满足逻辑推理条件而予以死亡确认。也即,刑事推论实际上只能对实践中确已死亡的部分失踪人认定为死亡,从而与自然死亡的客观实际情形存在不一致。但正是因为如此,刑事推论的死亡认定方法才真正契合了刑事诉讼中对事实建构的法律思维要求。因为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是通过规则构建起来的,它不是全部客观事实的反映,以此来保证所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从而避免刑及无辜的侵犯人权现象发生。总之,以刑事推论方法认定“失踪”状态下的死亡事实,能够保证事实结论的可靠性,避免了原有死亡认定方式上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生死不明状态下的“悬案”处理明确了方向。
  结语
  在致人失踪的案件中,通过刑事推论的方法从间接证据中确定失踪人是否已经死亡,为实践中时有发生的致人失踪案件的刑事处理指明了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顺应了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刑事法治要求。在实体上,对于致人失踪的行为如果达到与致人死亡同等危害程度,就应当与致人死亡的行为受到一致的刑法评价,这是罪刑均衡与罪刑平等原则对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不能以无法找到失踪人尸体为由放纵犯罪;同时在程序上,应当按照证据规则和逻辑推论进行事实建构,不能以传统死亡认定方式代替法律思维或者任意做出盖然性推定,否则就会要么放纵犯罪,要么冤枉无辜。另一方面,它解决了因认识误区导致处理方式不统一的难题。只有在对“失踪”的刑事法律地位予以澄清的基础上,并在摆脱传统死亡认定观念的束缚下,才能为致人失踪案件刑事处理形成统一标准,从而避免了司法混乱。
  在具体操作中,对于发生的致人失踪案件可采取以下步骤进行处理:首先以刑事推论方法对失踪人是否死亡做出认定。只要根据证据规则和逻辑法则能够得出该情形下失踪人不能生还的结论,即可做出死亡事实认定,然后根据刑法规定予以定罪处罚;其次,在不能得出死亡事实认定的情形下,既不能将“失踪”直接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也不能将其视作死亡,或者以民事死亡宣告的结果、失踪引起的经济赔偿作为作为刑事处罚事实。最后,在对导致失踪的责任人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下,如果符合其他法律的追责条件,则不影响对其追究其他法律责任。
  
【注释】
  [1]如2013年10月12日,重庆丰都长江二桥在建项目施工工地4号桥墩发生事故,造成11人失踪。参见吴振鹏:“重庆丰都在建长江二桥垮塌”,载《新京报》2013年10月13日。2013年3月29日和4月1日,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通化矿业(集团)公司八宝煤矿接连发生两起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35名矿工遇难,另有11人失踪。参见李彦国、崔颜锋:“吉林致35死矿难遇难及失踪者名单公布,7责任人被处理”,载《中国新闻网》2013年4月2日报道。
  [2]仅指同时发现尸体和人员“失踪”并存的情形,判决书仅评价了发现尸体的死亡事实而对人员“失踪”未作评价。此种刑事处理方式下存在仅有人员“失踪”情形的刑事判决书。
  [3]赵微、王慧:“水上交通事故‘人员失踪’的刑法定性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详见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3)翠屏刑初字第418号刑事判决书。
  [5]黄基盛、刘元见:“民事上的宣告死亡可以作为刑事上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兼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详见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14)临刑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书。
  [7]详见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法院(2014)永刑初字第235号刑事判决书。
  [8]章晖:“‘8.16’一审作出有罪判决”,载《中国水运报》2010年6月18日第5版。
  [9]详见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5)佛三法刑初字第756号刑事判决书。
  [10]林谦科、马延辉:“国内首例涉外海上交通肇事案件成功移交解析”,载《中国海事》2013年第8期。
  [11]宋英辉、何挺:“我国刑事推定规则之构建”,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9期。
  [12]同前注[3],第91页。
  [13]喻伟主编:《中国刑法学新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14]江平、巫昌祯:《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
  [15]A. Heldrich, A. Steiner, W. Pintens, M. R. Will and W. Zeyringer, Person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ubingen an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p24.
  [16]根据该规定第3条,因事故造成的失踪人员,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后(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事故发生之日起7日后),按照死亡人员进行统计,并重新确定事故等级。
  [17]在不能确定失踪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还可能存在重伤的可能。鉴于失踪情形下的重伤认定难以排除合理怀疑,慎重起见不宜认定。
  [18] 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第6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3)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19]如在美国,如果意外发生在美国任何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救援行动则由政府买单(参见马涤明:“政府救援驴友是否应该收费”,载《北京晨报》2015年10月15日A05版)。
  [20]如在一起因非法采矿引起的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政府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矿难责任人员支付组织营救费用,最终追偿回营救费用近百万元。参见杨建兴、黄前良:“矿难搜救费用该谁‘埋单’?”,载《检察日报》2012年4月25日10版。
  [21]杨波:“法律事实辨析”,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6期。
  [22]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3]胡夏冰:“民法上的‘宣告死亡’是刑法上的‘致人死,亡吗”,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6月19日B04版。
  [24]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载《法学》2015年第5期。
  [25]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6]樊崇义、吴光升:“论犯罪目的之推定与推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7]〔英〕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8]王雄飞:“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29]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
  [30]张伟:“事实认定的模糊性——一种怀疑主义研究进路”,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赵学军,汕头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9年第12期。

更新日期:20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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