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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机制及启示

卢 莹

【摘要】 为避免和减少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进入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各国及地区普遍采取司法转处措施,在控前或审前将少年犯转出。香港承袭英国做法,在侦查阶段赋予警方一定的裁量权,对犯有轻微罪行的认罪少年施以警诫,以替代提出刑事指控。对这些控前转处的认罪少年,警方会结合个案少年需要将其转介至不同部门,并引入家庭、社会力量,合力协作防止少年再犯、帮助少年重返社会。在内地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考察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的有益经验,结合香港当地改革呼声,为内地处理认罪少年案件、完善少年司法审前转处机制提供可兹借鉴之处。
【关键词】认罪少年;警司警诫;控前转处;跨部门转介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在生理年龄、思想意识、心理发展等方面都有别于成年人,这些特殊性使各国通过独立或半独立的立法模式对少年司法予以规定,以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发展为目标制定刑事法律政策、设计有针对性的少年司法制度及程序。自20世纪80年代起,联合国在吸取各国少年司法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国际性文件,为少年司法设定了国际标准和规范,对联合国各成员国在少年司法方面的政策制订、规划执行和评估等事宜具有指引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单独的法律体系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儿童权利公约》的推动下,结合日益增长的未成年人犯罪率现实背景及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之有效的经验,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刑诉法采取半独立立法模式,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就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以及各个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了规定,此举填补了大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空白。本章特别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审前转处(Pre-Trail Diversion)的裁量权。相较之下,欧美国家在少年司法的侦查阶段就建立了转处机制,侦查机关有权将少年刑事案件转处到社区、学校等其他机构。香港承袭了英国做法,赋予警司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对符合条件的认罪少年作出警诫的裁量权,以代替提起刑事指控。这一举措可以使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早期阶段得到非刑事化处遇,避免正式的司法程序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一以贯之。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考察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Pre-Charge Diversion)机制,分析其实施目的、考量因素、辅助支援机制等,可以为内地处理认罪少年刑事案件、完善少年司法审前转处机制提供借鉴之处。

一、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措施概述

转处(diversion),是欧美国家对那些罪行比较轻微的行为人尤其是青少年犯广泛使用的处遇方法,目的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在刑事司法执行体系中的违法犯罪者正式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因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正式的刑事程序对这些轻微的犯罪人特别是少年犯造成伤害。[1]欧美国家少年司法中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设有转处机制,分别由侦查、检察与审判机关将少年刑事案件转处到学校、社区等其他机构。[2]在香港,如果警方发现一名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比较轻微,且该名未成年人承认所犯罪行,则警司级别以上的警务人员有权对其提出口头警诫,以代替对其提出正式的刑事指控。这一转处措施也被称为“警司警诫计划”(Police Superintendent’s Discretion Scheme,简称PSDS),香港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被捕少年接受警司警诫。

(一)警司警诫计划的确立

20世纪50年代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在全球传播,根据该理论,一旦行为人因违反社会规范被公开贴上越轨者的标签,周遭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该人作出种种反应,而该人也会受标签影响做出相应的行为,继而有可能会经常违反社会规范,走上不归路。[3]如果一名少年因违法行为被贴上“罪犯”标签,不仅令该名少年永久留下污点,对其身心发展、融入社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更会加剧其再犯甚至终身犯罪的风险。有学者指出负面标签是延续青少年“罪犯身份”的重要一步,会导致少年自尊受损,青少年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会向一些感同身受的朋友或同学找寻共鸣,与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进一步往来,久而久之会对社会认可的价值进一步远离。[4]在标签理论影响下,香港当局于1963年推出警司警诫计划,目的是以非刑事的方式来处理轻微的少年刑事案件,将未成年犯从刑事指控程序中分流出来,避免正式刑事程序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只有当警方经过调查后认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性质比较严重时,才会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对该未成年人提起刑事指控。

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授权警司及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可以向14岁以下的少年犯作出警诫(口头警告),代替提起正式的刑事指控。该名接受警诫的少年须接受警方监管控制,为期两年或直至其年满18岁为止(两者中以时间较短的期限为准),期间须定期报告其所居住的地点及活动情况等。该项计划曾在1966年、1987年和1995年分别将符合接受警诫的少年年龄上限提高至16、17和18岁以下的罪犯,使该计划能适用于更多未成年人。随着《少年犯(修订)条例》(2003年第6号条例)的通过,香港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从原来的7岁提高至10岁,现时接受警诫的少年犯年龄界限为年满10岁但不满18岁。

(二)警司警诫的考量因素

当一名未成年人因实施刑事罪行被警方拘捕后,警方会在其父母或监护人的陪同下讯问该名未成年人。如果警方认为警司警诫是一个可行的处理方式,警方便会运用警方保释来释放该名未成年人。[5]为避免警方在处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出现歧视或滥权等不当行为,律政司司长会对“警司警诫计划”的适用予以指引,现时警方作出警诫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有:首先,少年在接受警诫时必须未满18岁。因此如果一名少年在犯案时未满18岁,但在警司欲作出警诫前已经年满18岁,警方就不可适用警司警诫计划。此时,在征询律政司司长的意见后,警方可对该名少年提起刑事指控将其送至成人法庭,或将其无条件释放;其次,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足以对该名少年提起正式的刑事指控。即如果警方不作出警诫,提起刑事指控将是对该名少年犯的唯一且不可避免的处理方式;再次,少年自愿而明确地承认控罪;最后,少年及其家长或监护人同意接受警诫。

除上述先决条件外,警方在决定是否行使裁量权时还会考虑与个案有关的情况,包括:首先,罪行的性质、严重性和猖獗程度。只有当少年实施的罪行性质较轻微时,警方才能行使裁量权向有关未成年人作出警诫;其次,受害人在身体或其他方面受到伤害的程度、被盗财物的价值或财物的受损程度、少年作出犯罪行为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预谋;再次,未成年人的刑事纪录。通常情况下,警方一般不会考虑对曾经被定罪的少年犯罪嫌疑人作出警诫;[6]复次,投诉人或受害人的态度;最后,该名未成年犯的父母或监护人有积极态度、表示支持。

1997年警方将警诫计划适用范围扩展至轻微鸦片类药物罪行,并拟定额外的酌情考虑因素,包括:首先,该名未成年人系第一次犯罪;其次,少年积极配合警方作调查;再次,药物的使用情况或数量尚不构成贩毒行为;最后,该名少年对鸦片类药物并未上瘾,且愿意接受康复治疗。2007年10月起,警方对因涉嫌毒品犯罪而被拘捕的未成年人作出警司警诫前,须在少年家长同意下对其进行尿液测试,以确定少年是否有吸毒习惯。

此外,案件主管会在调查中填写“少年犯背景报告”,记录该名少年的个人、教育、工作、家庭、社交生活等资料,供警司考虑应否以警诫代替刑事指控。

(三)警司警诫的作出

警司在考虑上述因素后,应向该名少年表示是否愿意作出警诫。如果决定进行警诫,警司须指定一个少年有空的时间作面对面警诫。在警诫当日,警司应重新考虑是否作出警诫的决定。为体现警诫的庄严性,警司须身着制服,在面见少年犯时警司应以成熟、有建设性和顾及少年犯利益的态度去警诫及劝告该名少年犯,尽力协助少年了解自身的错处,但警司不应使少年对权力产生反感。[7]警司应明确告知该少年,如果再犯将会面临严厉的惩处措施。警诫通常会在少年被拘捕后一个月内作出,警诫过程中须由至少一位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少年,且该人须是少年的最主要管教者。

香港《警队条例》(《香港法例》第232章)第59条规定,当一名18岁以下的少年犯不被检控,而改为按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警诫,警方可保留该名少年犯的鉴别资料(identifying particulars),[8]至其接受警诫满两年(自警诫作出当日起计算)或年满18岁为止(两者中以时间较长者为准)。保留期内该少年犯不再犯罪的,则届满后其接受警诫的纪录及鉴别资料会被销毁或寄回给该少年。若在保留期内少年因犯罪再次被捕的,警方可依先前纪录对少年背景作更准确的评估。

通常情况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只能获得一次警司警诫,只有在特别情有可原的情况下,才会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二次警诫的机会,此时警方须考虑的因素包括:该名少年曾经所犯罪行的性质、是次犯罪与上一次犯罪相隔的时间、是次罪行与过往罪行的严重性、上一次所作警诫对该少年的影响、少年对警方、教育局、社会福利署或其他机构所提供的支援及协助的态度,以及少年及父母对再次警诫的态度。若警方认为不予二次警诫,则这些曾接受过警诫的少年必须被带至法庭前并被提起刑事指控,少年曾接受警诫的纪录也会被呈交法庭。

二、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后的监管制度

认罪少年接受警司的当面警诫并不意味着转处的结束,相反警诫只是第一步。香港警方对接受警诫的少年采取统一的监管制度,协同教育局、社会福利署以及非政府机构共同为转处少年拟定了一系列的纠正督导计划,帮助这些犯实施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积极改过自新、返回正途。

(一)警方探访

自2008年11月1日起,警方在取得接受警诫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后,会将所有接受警司警诫的少年转介至警方青少年保护组,[9]以便定期进行督导探访,确保接受警诫的少年不再违法、不再与不法分子为伍。

现时香港每个警察总区都设有一个青少年保护组,由一名总督察级别的总区防止罪案主任主管。根据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警诫的少年,会被转介至其居住地所属警区的青少年保护组,该组主管将安排便装警务人员根据作出警诫的警司的指示,对少年定期进行探访。警方探访前须取得少年家长或监护人同意,若少年为女性,则只可由女性警务人员进行探访和监督。探访过程中,警方会关注少年的学业或工作进展、家庭关系等。探访期自警诫作出之日起计算,最长可持续两年,或直至该少年年满18岁为止,两者中以时间较短者为准。至于探访的次数,由青少年保护组主管拟定后向总区防止罪案主任提出建议,最终由总区主管刑事的警司批核。

(二)跨部门转介

作出警诫的警司若认为认罪少年除接受警方探访外,有必要接受其他辅助服务的,则会在取得少年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后,将少年转介至一个或多个部门,如教育局、社会福利署、负责社区支援计划的非政府机构。转介后,青少年保护组主管将负责与这些部门的联络工作,警方也会考虑与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联合跟进、探访受警诫少年,在帮助少年改过自新方面形成合力。

1.转介至教育局。如果接受警司警诫的少年不满15岁且已辍学或有学业问题,警方会将其转介至教育局,由教育局协助该少年犯尽快重新就学、适应学校生活。此项转介机制使用率相对较低,从2014年至2017年政府提供的资料看,[10]已连续4年未有转介少年至教育局的记录。

2.转介至社会福利署。如果接受警司警诫的少年有家庭或行为问题、没有家长或监护人照顾其利益或少年家庭有经济困难的,警方会将其转介至社会福利署,由社会工作者提供协助。社会福利署将会结合每一名接受警诫少年及其家人的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支援辅助服务,包括危机介入、辅导、临床心理服务、房屋及经济援助等。

自2003年10月1日起,若作出警诫的警司认为少年必须由三个或以上的部门、机构介入或该名少年已经根据“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过两次或以上警诫的,在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下,警方会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以考虑举行“家庭会议”(Family Conferencing)。会议旨在聚集接受警诫的少年及其家人、学校社工、老师和警务人员等专业人士,共同评估该名少年的需要并拟定一套合适、全面的跟进计划,家庭会议亦会委派一名专责社会工作人员跟进计划的实施情况。为加强多部门协作以及提供更合适的少年支援服务,警方与社会福利署及其他政府部门就“家庭会议”的运行作全面检讨,并于2009年8月推出新的“家庭会议”指引,[11]就家庭会议流程、参与会议人员及责任等事宜作规定。

3.转介至社区支援服务计划队。如果接受警司警诫的少年已辍学、已完成中三学业,但警诫时正失业或其没有参与过任何青少年活动、考虑到该少年的家庭背景和性格,让其参与社区活动可能会有益处,警方会将其转介至设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区支援服务计划队。社区支援服务计划(Community Services Support Scheme)最初于1994年9月推出,为接受警诫的少年提供辅导和援助,以帮助他们改善人际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重新融入社会,减少再次犯罪的机会。自2001年9月起该项计划推广至香港各区,现时共有5家非政府机构在社会福利署的资助下负责计划的具体运营(详见表1)。

表1 现时香港社区支援服务计划名称及覆盖区域

┌──────────────────┬──────────────────┐
│计划名称              │覆盖的区域             │
├──────────────────┼──────────────────┤
│循道卫理中心— 火凤凰社区支援服务计 │港岛总区各警区和水警总区各警区   │
│划                 │                  │
├──────────────────┼──────────────────┤
│香港小童群益会青锋网        │西九龙总区各警区          │
├──────────────────┼──────────────────┤
│香港游乐场协会“新境界”社区支援服务│东九龙总区各警区          │
│计划                │                  │
├──────────────────┼──────────────────┤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支援服务计划    │荃湾、葵青、屯门和大屿山警区    │
├──────────────────┼──────────────────┤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青少年自强计划   │元朗、大埔、边界和沙田警区     │
└──────────────────┴──────────────────┘

社区支援服务计划提供的服务是以社会工作为本的密集式个案或小组活动,具体包括:(1)进行个人或小组辅导,协助接受警诫的少年解决个人和社会上的困难,特别是违法行为的问题;(2)提供教育或职业辅导,帮助他们重新投入学校或工作行列;(3)通过团体和活动,协助他们改善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追求更高理想,并改变不良的态度和行为;(4)进行义务和社会服务,让他们养成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德心,并有机会获得社会的认同;(5)与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朋辈等合作,加强少年的情感支援系统。

若施行警诫的警司并未作出上述跨部门转介,但青少年保护组在督导探访后认为有必要将接受警诫的少年转介至某个机构,则该组主管在征得总区主管刑事的警司批准后,可根据个案情况将少年转介至一个或多个部门。当然此项转介,也须事先征得接受警诫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

三、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机制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开始探索多元化的转处机制以避免犯有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应在适当和必要时,寻求对被指称、指控或确认触犯刑法的儿童采取不诉诸司法程序的措施。警司警诫计划是现时香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检控外的唯一转处措施,该计划赋予警方一定的裁量权,以一种非正式方法处理未成年人轻微犯罪案件,在无须提起刑事指控的情况下,令违法少年知悉其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而不致在其年幼时经历被检控及被定罪的惨痛经验,更不会因留下犯罪纪录而导致一生背负污点。此举不但契合少年司法国际准则,体现香港保护未成年人的司法理念,也在半个多世纪的运行中得到香港各界普遍认同。

(一)尽可能减少司法干预

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条规定,各会员国采取的社会政策应致力于促进少年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犯法律的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遇。这一宗旨贯穿于少年司法的各阶段,规则建议各会员国在侦查阶段赋予警察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采取审判外措施处置少年犯,避免定罪判刑为少年带来的烙印。在随后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等有关少年司法的国际法律文件中,此一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都有所体现。

尽可能减少司法干预不仅是世界各国少年司法成功经验的总结,亦是香港长期以来处置少年犯时秉持的优先理念。侦查机关是最早接触违法少年的部门,在面对触犯轻微罪行而有悔意的未成年犯时,警方会优先考虑该名少年是否符合接受警诫的条件,在法律允许和合适的情况下将被捕少年自刑事司法程序中转出,减少正式程序对少年犯的伤害。警司警诫计划的重点是通过纠正督导而非法律制裁,让那些触犯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警司级或以上的警务人员根据律政司司长的指引,酌情考虑对少年犯施以训诫,就有关罪行及日后作出类似行为的后果提出严重警告,代替提起刑事指控。警诫后,青少年保护组的警务人员会定期探访受警诫少年,在警方与少年的不断接触、沟通中进一步加强警诫的效力。2013年至2017年,随着被捕少年人数下降,接受警诫的未成年人数量也有所降低,但每年依然有近三分之一的被捕未成年人以接受警司警诫的方式在起诉前就得到转处(详见表2),其中尤以13-15岁的少年居多(详见图1)。

(二)转处前尊重少年意见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尊重儿童发表意见权确定为四项核心原则之一,这一做法不仅强调儿童

图1 2013—2017年接受警司警诫18岁以下未成年人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香港扑灭罪行委员会年报》(2013至2017年)

表2 2013-2017年未成年人被捕、被警诫人数一览[12]

┌─────────┬─────────┬─────────┬─────────┐
│年份       │被捕未成年人数  │接受警诫的未成年人│被捕未成年人接受警│
│         │         │数        │诫的百分率    │
├─────────┼─────────┼─────────┼─────────┤
│2013       │3413       │1059       │31%        │
├─────────┼─────────┼─────────┼─────────┤
│2014       │2534       │834        │32.9%       │
├─────────┼─────────┼─────────┼─────────┤
│2015       │2346       │757        │32.3%       │
├─────────┼─────────┼─────────┼─────────┤
│2016       │1883       │603        │32%        │
├─────────┼─────────┼─────────┼─────────┤
│2017       │1575       │579        │36.8%       │
└─────────┴─────────┴─────────┴─────────┘

数据来源:《香港扑灭罪行委员会年报》(2013-2017年)

表达意见是一项权利,而且在解释和行使所有其他权利时也必须加以考虑。公约规定儿童应有机会在影响到其个人的任何司法中,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间接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据此,儿童是权利的主体,不再是权利客体或被保护的对象,其意见和观点应获得尊重,尤其是在涉及自身事务时,必须听取儿童自己的看法、意见、需要、感受、情感等。

具体到司法转处中,未成年人在决定拟转处的适宜性和可取性时必须能够自由、自愿地表示同意,并且获得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咨询和援助。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机制亦贯彻了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少年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的意愿,赋予他们接受、停止转处的权利,警司警诫的作出、警方探访、跨部门转介都以取得少年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为先决条件。在警司施以警诫时,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亦须陪同。此外,根据《查问疑犯及录取口供的规则及指示》及《少年犯条例》相关规定,对于不满16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警方只有在其父母或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录取少年口供。未成年人在触犯法律后,普遍心理焦虑、不知所措,父母或监护人在场不仅会有一定的抚慰作用,还会有助于少年对所犯行为及可能后果的认识,使违法少年更能理解接受、拒绝警诫的选择权利。在获得法律咨询和援助方面,触法少年可自行聘请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或通过当值律师服务计划获派律师。这些规定及举措都有助于少年在司法转处中理解自身处境、选择权利、真实表达自己意见。

(三)多部门协作助力少年改过自新

未成年人的发展及社会化是各国及地区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为儿童的最大利益着想,各国及地区政府应确保儿童成长环境不存在可能加剧或严重滋生其参与犯罪活动的风险。对于已触犯刑事罪行的少年而言,如何预防其再次犯罪、令其重返社会是各国及地区构建少年司法体系的重点,在这一过程中应注重促进和支持未成年人、家长、社区的参与,各部门协力合作共同促进少年健康成长。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在取得少年、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后,侦查部门有权将少年犯转介至社区或其他部门。香港警司警诫计划遵循这一规定,在避免让少年犯进入正式刑事司法程序的同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将少年置于社区中成长发展,有效预防少年再次犯罪。实行警诫的警司对违法少年进行个案评估,在取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后,可将少年转介至一个或多个部门,或召开多方专业人士参与的“家庭会议”制定有益于少年的康复计划。近年来,警方多将接受警诫的少年转介至社区支援服务计划(警方转介的个案数字详见表3),将少年、家庭与社区服务连接在一起,避免少年与社会的脱节。在这些计划中会有专责社会工作人员协助违法少年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纠正其任性行为,加强少年家人、朋辈的支援,社工亦会为少年提供辅导和举办小组特别活动,以照顾他们个人的需要,协助他们改善人际关系,违法少年通过参与社区服务树立社会责任感。多年来,香港警方通过不断强化转介机制以增进警诫后的监管机制,如警方与社会福利署各地区福利办事处、教育局的缺课个案专责小组之间设立直接联络点,[13]便利警方对少年转介后的跟进。

表3 2013-2017年经“警司警诫计划”转介的个案数字[14]

┌──────┬──────┬──────┬──────┬──────┬──────┐
│年份    │青少年保护组│教育局   │社会福利署 │社区支援服务│总计    │
│      │      │      │      │计划    │      │
├──────┼──────┼──────┼──────┼──────┼──────┤
│2013    │1059    │7      │27     │1189    │2282    │
├──────┼──────┼──────┼──────┼──────┼──────┤
│2014    │834     │0      │12     │965     │1811    │
├──────┼──────┼──────┼──────┼──────┼──────┤
│2015    │757     │0      │39     │840     │1636    │
├──────┼──────┼──────┼──────┼──────┼──────┤
│2016    │603     │0      │36     │665     │1304    │
├──────┼──────┼──────┼──────┼──────┼──────┤
│2017    │579     │0      │29     │716     │1324    │
└──────┴──────┴──────┴──────┴──────┴──────┘

注:1.接受警司警诫的未成年罪犯可被转介至一个或多个部门或计划。

2.转介个案数字是以该部门或计划接收个案的日期计算。

(四)认罪少年控前转处的成效

尽管各国及地区在评价转处绩效时采取不同方法,但再犯率成为常见的衡量指标。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实施持续性的、国家范围内的再犯数据统计已经受到政策制定者们的不断关注和持续。通过再犯数据统计,可以对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进行评估,令政府注重如何进一步减少再犯行为的发生。[15]基于不同的定义、统计方法、样本数量等,各地少年转处后再犯率亦会有所差别。香港警方在统计曾接受警司警诫少年的再犯率时,特指少年在接受警诫后两年内或在年满18岁前(两者以时间较短者为准),因犯罪而再次被捕的人数比率。2014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会议上,有议员就接受警司警诫少年的再次犯案提问,时任署理保安局局长表示,2002年至2011年一直维持在20%以下的低水平(按年份及罪行分类的再犯人数详见表4)。2011年至2015年,这一数据降至10%以内(详见图2),显示良好的再犯率控制,社会普遍认为警司警诫计划可以有效纠正曾经触法少年的偏差行为,帮助他们重回正轨。

表4 2002-2011年接受警司警诫后再犯的未成年人数及相关罪行[16]

┌───┬───┬───┬───┬───┬───┬───┬───┬───┬───┬───┐
│罪行#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
├───┼───┼───┼───┼───┼───┼───┼───┼───┼───┼───┤
│店铺盗│   │   │   │   │112  │113  │118  │122  │109  │71  │
│窃  │   │   │   │   │   │   │   │   │   │   │
├───┼───┼───┼───┼───┼───┼───┼───┼───┼───┼───┤
│杂项盗│   │   │   │   │127  │148  │108  │111  │93  │64  │
│窃  │   │   │   │   │   │   │   │   │   │   │
├───┼───┼───┼───┼───┼───┼───┼───┼───┼───┼───┤
│伤人/ │   │   │   │   │60  │55  │59  │59  │53  │34  │
│严重殴│   │   │   │   │   │   │   │   │   │   │
│打  │   │   │   │   │   │   │   │   │   │   │
├───┼───┼───┼───┼───┼───┼───┼───┼───┼───┼───┤
│其他^ │   │   │   │   │140  │146  │112  │113  │97  │82  │
├───┼───┼───┼───┼───┼───┼───┼───┼───┼───┼───┤
│总数 │592  │589  │437  │569  │449  │462  │397  │405  │352  │251  │
├───┼───┼───┼───┼───┼───┼───┼───┼───┼───┼───┤
│再犯率│17.7 │19.6 │14.9 │18.8 │16.2 │16.9 │16.8 │18.2 │17.0 │12.6 │
│*(%)│   │   │   │   │   │   │   │   │   │   │
└───┴───┴───┴───┴───┴───┴───┴───┴───┴───┴───┘

# 警方没有以罪行分类备存2006年以前未成年人接受警司警诫后的再犯案件。

^ 其他罪行包括刑事恐吓、刑事毁坏及游荡等。

图2 2011-2015年接受警司警诫后未成年人再犯人数及比率

数据来源:香港扑灭罪行委员会第37号报告(2017年年报)。

注:因计算期为两年,尚未有2016年及以后的再犯率。

四、对大陆认罪触法少年处遇的启示

香港警司警诫计划源自英国,赋予警方一定裁量权,为轻微违法的认罪少年给予非刑事化处理的机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行,香港本地不乏质疑、声请改革警司警诫计划的呼声,如有学者认为该计划导致了“法网扩张”效应:警司警诫计划被用作代替以无条件释放的方式来处理少年罪犯,而不是被用作将少年罪犯从检控过程中分流出来。换句话说,因为警司警诫计划的出现,更多少年被拘捕并被带进法网内。[17]2003年政府当局曾就是否使用检控以外的措施处理顽劣儿童和少年进行探讨及研究,但迄今在青少年司法制度方面未作太大变革,警司警诫计划依然是未成年刑事案件控前分流、转处的唯一机制。内地于2012年设立了未成年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成为审前转处未成年犯的法定举措。2018年试行了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的未成年犯有了新的处遇可能。或许香港本地的改革呼声可以与其有益经验一道为内地认罪未成年犯的处遇带来一点启示。

(一)认罪少年转处机制的整体性

控前转处的目的是尽量不起诉轻微违法少年,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无论是少年司法国际准则,亦或是部分国家及地区的司法实践都赋予侦查部门一定的转处裁量权,避免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可能受到的痛苦经验,转处少年亦不会留有刑事纪录。然而,单有控前转处措施还远远不够,转处后的一系列监管制度才是违法少年重新融入社会、减少再犯概率的关键,可以说转处措施与监管制度构成了有机整体,仅有其中的一部分将难以充分发挥转处的效能。

警察往往是最早接触犯罪少年的执法人员,香港警方利用早期接触和介入的机会,在逮捕犯罪少年后,运用清晰一致的守则转介个案,使违法少年及早得到适当辅导服务,也让家庭得到支援,以减低少年再犯可能。[18]相较之下,内地认罪少年可能被转处的最早阶段也要到审查起诉之时。2016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始试行,曾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启动若提前至侦查阶段存在一些困境。[19]笔者认为,香港控前转处的先决条件不仅有少年自愿且明确认罪,也包括其犯罪证据足够提起刑事指控,故学者提出的证明标准、诱供问题似乎难以称为真正的“困境”。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审查批捕、侦查终结中都提及认罪认罚,显示该制度自侦查阶段即可启动,然而立法并未授予侦查机关作“从宽”处理的权限,因此内地认罪少年审前转处的决定权仍由检察机关享有。正如上文提及转处机制是个有机整体,认罪少年转处不仅需要法律明确授权,亦需要成体系的监管制度,家庭、社区的参与以及转处决定机关与家庭、社区间的有效连接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笔者看来审前转处的“困境”在于转处机制有机整体中的监管制度。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立以来,考察帮教体系的完善至今依然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讨论重点。[20]相较于内地过于单一的帮教执行主体,香港更注重跨部门合作,强化警方与家庭、转介部门间的联系,以有利少年发展为本,引入家庭、学校、社会力量,齐力纠正违法少年的行为和态度,帮助他们获得解决生活难题所须能力,提升学业、就业能力,使少年改过自新的同时便利他们重返社会。故而内地认罪少年转处应注意机制整体性建构,使转处少年能真正意识到其行为存在的偏差,整合社会资源纠正少年偏差行为、促进少年健康成长。

(二)认罪少年转处的案件范围

香港实行的警司警诫计划主要针对轻微罪行,实践中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所有罪行都包括在内,既包括猥亵侵犯、伤人,也包括严重或暴力罪行,如抢劫、严重殴打、勒索,甚至严重毒品罪行(2013-2017年触犯特定罪行的少年接受警司警诫人数详见表5)。警方根据律政司指引,遵循既定程序考虑犯案形式等诸多因素后,认为少年所犯罪行是一项比较普通和轻微的罪行,警务人员便会决定施以警诫而不提起刑事指控。至于那些犯罪行为性质较为严重的少年,则会经由正式的刑事程序,通过公平审讯及可供法庭选择的各种判刑方式[21]令少年为其行为负责。

表5 2013-2017年特定罪行接受警司警诫的少年人数

┌──────┬──────┬──────┬──────┬──────┬──────┐
│罪行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
│店铺盗窃  │327     │315     │249     │248     │214     │
├──────┼──────┼──────┼──────┼──────┼──────┤
│杂项盗窃  │221     │127     │113     │96     │80     │
├──────┼──────┼──────┼──────┼──────┼──────┤
│伤人及严重殴│146     │96     │99     │57     │69     │
│打     │      │      │      │      │      │
├──────┼──────┼──────┼──────┼──────┼──────┤
│刑事毁坏  │      │      │      │38     │34     │
├──────┼──────┼──────┼──────┼──────┼──────┤
│非礼    │      │      │      │      │41     │
├──────┼──────┼──────┼──────┼──────┼──────┤
│非法会社罪行│14     │16     │25     │5      │      │
├──────┼──────┼──────┼──────┼──────┼──────┤
│严重毒品罪行│9      │6      │3      │      │      │
└──────┴──────┴──────┴──────┴──────┴──────┘

数据来源:香港扑灭罪行委员会年报(2013-2017年)。

现时内地认罪少年只有在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所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罪行、侵犯财产类罪行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行且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时,才会有审前转处可能。尽管这几类罪行与香港接受警诫少年所犯罪行大体相当,且从近几年法院新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盗窃罪(《刑法》分则第五章)、抢劫罪(《刑法》分则第五章)、故意伤害罪(《刑法》分则第四章)、寻衅滋事罪(《刑法》分则第六章)是未成人犯罪的重点领域,[22]立法对这一转处适用范围的限制是否合理仍有待商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少年可能会做出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行为,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些类罪中亦不乏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罪行,如危险驾驶罪等,若少年触犯此类罪行,即便认罪,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亦无法及时得到转处。故笔者认为,认罪少年转处范围不应以具体《刑法》章节罪行为限,而应制定一套清晰统一的标准供转处决定者在个案中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后,随着实务中的不断推广普及,认罪未成年的人数将渐趋增多,即便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的少年作酌定不起诉将其转出刑事程序,由于对这些少年并没有设立后续帮教监管机制,故无法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转处”。因此,如何尽早将触犯刑法的认罪少年转处、避免刑事司法造成的危害将是内地少年司法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被害人参与问题

虽然现时香港政府并未在警诫后转介跟进监管制度中增加“修复式司法”因素,但部分非政府机构已尝试与警署合作,引入被害人,为接受警诫的少年与案件被害人提供“受害者与犯事者和解会议”。[23]即使是研究借鉴部分司法管辖区恢复性司法措施后于2003年推出的“家庭会议”方案,其目的也只是帮助犯事少年改过自新,会议有犯罪少年及其家长、学校、社工、警务人员等一同出席,但并没有被害人的参与,会议未致力于协助双方修复关系。[24]事实上,未成年人所触犯罪行多与财物或暴力有关,均有明确的受害人,但因为缺乏被害人有效参与的机制,导致违法少年与被害人关系未得到妥善处理,对少年人际交往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对比之下,大陆则较为重视被害人的参与。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界定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另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和不起诉的决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73条就认罪认罚制度中人民检察机关听取意见作规定,明确听取被害人意见并记录在案。这意味着内地被害人在未成年认罪案件中享有发表意见权、申诉权,较香港被害人而言在认罪少年刑事案件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应的这些权利如何落实到位将是被害人有效参与的关键。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权力机关应承担更多的义务,例如告知义务,公安司法机关及时告知被害人相关信息,包括案件进展、少年认罪情况、对认罪少年是否从宽处理等;再如注意义务,公安司法机关及时注意犯罪少年与被害人一方是否能达成和解或调解,注意犯罪少年对被害人赔偿的执行情况等。此外,在设立值班律师制度的同时考虑完善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由专业人士及时给予被害人法律意见,使其诉讼利益最大化。

【注释】
[1] 富兰克林·E.齐姆林:《共同的思路:少年法院法学中的转处制度》,载[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8页。
[2] 参见吴啟铮:《少年司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兴起》,载《刑事法评论》2015年第1期,第556页。
[3] See Edwin M. Lemert. Social Pathology: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opathic Behavior.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1951.
[4] 黄成荣:《综论香港青少年犯罪行为对策及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版,第117页。
[5] 庄伟基:《香港警方保护青少年组的工作——探访被警诫的青少年罪犯》,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版,第179页。
[6] 2007年以前律政司的指引中明确要求“以往无刑事犯罪纪录”是作出警诫的先决条件之一。
[7] 庄伟基:《香港少年刑事事件非刑事化之处理与“法网扩张”效应》,载陈欣欣主编《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版,第129页。
[8] 鉴别资料指少年犯的照片、指纹、掌印、脚底印痕、足趾印痕与体重及身高。
[9] 2008年11月1日前,只有在施行警诫的警司认为有需要时,才会将接受警诫的未成年人转介至青少年保护组。
[10] 香港扑灭罪行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会年报》(2014-2017年)。
[11] 详见社会福利署青年及感化服务科、香港警务处保护儿童政策组:《为根据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警诫的儿童/青少年举行家庭会议的指引》(2009年8月修订),https://www.swd.gov.hk/doc_sc/yc/FC_Protocol_20140805c.pdf,2019年6月30日访问。
[12] 数据来源:《香港扑灭罪行委员会年报》(2013-2017年)。
[13] 社会福利署青年及感化服务科、香港警务处保护儿童政策组:《为根据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警诫的儿童/青少年举行家庭会议的指引》(2009年8月修订),第7、8段。
[14] 数据来源:《扑灭罪行委员会年报》(2013-2017年)。
[15] [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比较法视野下再犯统计的概念与潜在价值》,吴舟译,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4期。
[16] 2014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会议上,署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蒋丽芸议员所提“过去十年,每年有多少名曾接受警司警诫的少年人在两年内再次犯案,并按案件类别以表格列出分项数字”所作答复。参见: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406/18/P201406180668_0668_130066.pdf,访问时间:2018年11月18日。
[17] 参见庄伟基:《香港少年刑事事件非刑事化之处理与“法网扩张”效应》,载陈欣欣主编:《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版,第127-140页;Cohen, S.: Vision of Social Control: Crime, Punishment and Class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
[18] 胡中宜:《少年犯罪转向计划之比较研究:以美、德、港、台四地为例》,载《犯罪与刑事司法研究》2005年第5期。
[19] 参见王艺超、涂龙科:《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6期,文章认为侦查阶段旨在获取案件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并不具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充实基础,而且未成年被追诉人辨认和控制能力欠缺,在侦查阶段适用很可能诱发诱供。
[20] 参见张寒玉、王英:《落实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重点问题解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王东海:《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难题与破解之道》,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吴燕:《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时间为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
[21] 《少年犯条例》(《香港法例》第226章)第15条为不满16岁的少年及儿童订定了除监禁刑外的各类判刑选择,目的在于通过辅导、纪律及训练使他们改过自新。这些判刑方式包括:撤销控罪、在罪犯作出担保后将其释放、签保守行为、社会服务令等。
[22] 参见《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未成年人犯罪》(2016)《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防》(2017),参见http://data.court.gov.cn/pages/index.html,2018年11月18日访问。
[23] 如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自1999年开始,在黄成荣博士协助及推动下,以“恢复性公义”概念在北区青少年外展社会工作队举行首宗“受害者与犯事者和解会议”。2005年开始在新界东、沙田等地区推广该项服务。参见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青少年服务:《有关“运用恢复性公义概念于违法青少年”之意见》(2007年4月23日),香港立法会CB(2)1697/06-07(01)号文件。
[24] 黄成荣、莫伟贤、欧阳芷柔:《修复式正义在香港和大陆青少年司法范畴之应用》,载《犯罪与刑事司法研究》2012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刑事诉讼法修订与少年司法的法典化》,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5期。
{2}王东海:《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难题与破解之道》,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
{3}吴燕:《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时间为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

【作者简介】卢莹,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4期。

更新日期:20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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