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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研究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摘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原因在于未能采取个别化的干预手段,针对性地做好预防工作和矫治工作。我国目前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同时也具备了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应当在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行为的基础上,以干预措施个别化理念为基础,结合实践经验针对性地为未成年人三类行为设计相应的干预措施。为了达到该体系设立的预期效果,还应从综合治理角度出发,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配套举措。
【关键词】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行为;分类干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制定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提出:“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以深化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开展罪错未成年人处遇措施的阶梯式优化体系探索,有利于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干预矫治,解决当前实践中的犯罪低龄化、干预手段单一、干预效果不佳等问题,也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开展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研究。这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的必要性
  (一)犯罪低龄化问题严重
  近年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发,当前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律规制及实务应对措施的严重缺失。我国对于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管制方式存在“偏轻或偏重”情况,无中间性干预措施的缓冲,要么过于放任,要么过于严厉以限制人身自由进行惩罚,两极化处遇反而可能加剧罪错未成年人与社会的进一步对立,粗放型矫正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有调查显示,很多涉罪未成年人都清楚我国法律的缺陷,因而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有恃无恐。“教育、感化、挽救”原本是刑事政策的良好愿景,由于缺少强力有效的体系支撑,才使得当前宽松的方式难以转化为促使罪错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良好效果,有的未成年人甚至说出“犯罪要趁早”这样极端的言语。不受刑事处罚,也就意味着完全的放任自流,教育无所依托、感化无从体现、挽救无法着力,居高不下的再犯率,是当前政策失效最明显的表现。
  (二)立法缺乏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存在立法规制不足、实际操作散乱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到对此类未成年人的有效保护和教育,也制约着相关制度在社会保护方面机能的发挥。其一,系统协调性差。目前各种措施被零散地规定在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乃至一些部门的内部文件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体系;各种措施之间没有建立起轻重衔接、有机配合的系统,不能很好地适应触法未成年人人格矫正的需要。其二,缺乏程序保障。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对人身自由各种性质的剥夺,都必须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并由依法设立的居中的法庭来裁决。我国现行的收容教养等制度虽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长时间剥夺,却都没有严格、细致的法律加以规范。其三,应对理念落后。现有的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教养机构,在设施的建筑理念和管理制度上更多地考虑安全需要,将少年教养人员与社会完全隔离,管理体制与机制具有明显的成人化特征,未能体现社会对教养少年教育与保护的特殊需要。这不利于充分发掘利用社会资源,导致社区性、多样性的缺乏。其四,应对措施针对性弱。在现有的措施体系中,只有收容教养、工读教育是针对未成年人特有的措施,其他都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通用的措施。另外,现有机构性措施具有明显的惩戒处分性质,社会救济性和保护性的特点较弱。
  为有效应对犯罪低龄化对法治体系及社会安宁的冲击,完整体现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方针,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处遇措施,重构符合矫正目的的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新的着眼点及努力方向。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工作,形成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体系的无缝衔接,以切实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社会利益的共赢。
  二、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的可行性
  (一)理论基础
  1.保护优先原则。虽然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困扰着当今世界,但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教育矫正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动向之一。联合国有关未成年犯罪人处遇的刑事司法准则中,确立了“保护主义优先”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涵是: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侧重于帮助、教育,而不是压制、惩罚,惩罚只是最后手段;应把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健康和幸福作为少年司法的根本目的。根据实证研究,大脑新皮质中管理人的冲动、控制与理性思考的部分,其实在人的较晚时期,即青年期才能发育成熟,同时,大量实验也表明,童年时期遭受困境、虐待、忽视,以及在出现罪错行为时的不当干预,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相反,会对其人格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导致难以融入社会。因此,相对于刑罚处罚,教育和保护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特点和成长规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类干预制度应当符合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需要,符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当然,倡导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性化对待,并不意味着在个案中无原则、无限度地宽松处理,而应结合具体案件中行为及行为人的情况,选择最有针对性和最具效果的干预措施,做到宽容而不纵容。
  2.犯罪预防。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体系,建立多元化保护处分措施,这既是构建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现实需要,从预防的角度出发,分类干预体系应当对接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干预措施及刑法规定的刑事处罚体系,形成对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体系的无缝衔接。在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关注未成年人未来发展,而不是对其过去行为的报应,关注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另一方面,强调早发现早干预,对未成年人自身的不良行为应进行介入矫正,防止发展成犯罪,对于“触法”未成年人和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有可能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通过国家适度干预,及时地矫正其行为是最符合其利益的做法。
  (二)实践经验
  近年来,全国未检部门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问题高度关注,立足特殊预防职能,积极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经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确立的“三级干预”机制,根据触法次数、危险系数等将触法少年分为三类,分别进行不同强度、期限的干预。[1]又如河南省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探索形成了全面调查、摸准病情、真情感化、多管齐下、持续关注的“五步工作方法”,通过全面帮教,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司法保障。再如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确立宽严相济、送法进校、社区矫正、回访考察、档案封存的“五项工作机制”构建了全方位预防网络。[2]笔者所在的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未检工作中致力于探索未成年人个别化干预机制,通过争取家长、学校、教育部门、监所部门、社工组织的全方位支持,分别达成协作机制,主要根据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结合其干预条件与难度系数,针对性地开展手段多样的干预矫治,目前接受干预的未成年人无一再犯,效果显著。
  (三)社会支持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制度目前已经获得社会多方力量的认同与支持,具备相应的措施和基础。其一,教育部门、妇联、共青团功能显现。在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综合保护方面,司法机关与教委、妇联、共青团的合作已经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与基层检察室联袂打造“网格化”工作模式,为罪错未成年人定制了“陪伴式”监督与帮教,形成适宜纠错成长的生态圈。其二,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不断成熟。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筹建的社工队伍以及引入的专业心理指导在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技术教育、就业指导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如北京、上海等地区针对有心理障碍、行为偏差的问题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集体教育与个别辅导,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生活态度与方式辅导、情绪与情感辅导、人际交往辅导等,已经将社会帮教工作纳入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其三,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广泛参与。各地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引进社会组织以及相关社团的力量,让教养少年有机会参加机构外的学习、习艺劳动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通过参加公益劳动来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实现合理干预和有效的教育。
  三、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构建
  (一)分类依据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明确规定:“应采取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或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3]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针对性的分类干预,可以有效提升与未成年人特殊性的适应程度,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正与犯罪预防,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干预分类标准观点较多,基本分为根据实施罪错行为的主体年龄进行分类,[4]根据未成年人实施罪错行为次数及再犯可能性进行分类,以及根据罪错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进行分类,笔者认为上述分类标准均有合理之处,但前两种分类方式存在无法立体涵盖所有情形或存在交叉重叠的不足之处,在实践操作中也有一定难度。笔者倾向于认同第三种分类标准,将罪错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作为分类依据,从而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行为,[5]并针对三类行为的不同特点,针对性地设计干预措施,此种分类方式已将未成年人年龄、再犯可能性等因素考量在内,并且具有科学层次性,同时与当前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性较强,更加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二)分类干预措施
  为保证干预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设计干预方案前,应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心理测评、风险评估,继而与其实行的罪错行为相结合进行考量,综合考虑未成年人行为危害性、未成年人年龄及身心健康程度、行为干预难易程度、支持体系完善程度等因素,确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1.不良行为
  (1)不良行为的含义。
  不良行为是一个社会行为概念,其本意是指不道德或者不规范的行为,本质特征在于与公众普遍认可且遵守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对立性。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做出的与其年龄不符、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尚未违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但不予干预可能会日益严重的行为。
  不良行为是未成年人行为偏差程度较轻的一种,较之行政违法行为、犯罪行为而言,其扰乱行为准则与是非观念、破坏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危害性是潜在或较小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出现是其走向犯罪道路的预警,如不及时进行干预矫正,切断不良行为向违法犯罪演进的进程,极易发展成为后果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且需要付出更高的干预成本,干预难度也会明显增强,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必须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并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将未成年行为人的违法犯罪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
  (2)不良行为的具体表现。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通过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进行规定,具体包括:旷课、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
  上述行为基本涵盖了实践中常见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但笔者认为仍有补充完善空间,例如在第2款中应增加携带与管制刀具危险性相当的爆炸物等,第7款中应增加暴力等影响未成年人心智健康的音像制品和读物,第8款中应增加网吧等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场所等,未成年人实施上述行为,会对其学习生活、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3)不良行为的线索报告。
  为保证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被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应当建立完善的不良行为线索报告机制。笔者认为,对于在校未成年人,学校发现其有不良行为的,应及时告知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其有不良行为的,必要时可以向学校报告。对于已离校未成年人,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其有不良行为的,都有权及时通知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法联系的可及时报告司法机关。
  (4)不良行为的干预措施。
  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相对而言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较低,因此干预强度不宜过高,应建立家校联合主导、司法机关辅助干预模式,进行社会性、非司法性、保护性的观护型干预。不良行为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家长训诫管教。具备监护管教能力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通过批评教育、严加管教的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劝导,监督其进行改正。但实践中,部分实施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或因青春期叛逆情绪,或因亲职教育缺位或不适当,与父母关系不睦,导致家长训诫管教的干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适得其反,在此情况下,家长可向未成年人所在学校进行报告,离校未成年人的父母可向司法机关进行报告寻求帮助。
  二是校方警诫教育学校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不仅承担着向未成年人传授知识的职能,同时还承担着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重大义务。学校相比未成年人监护人,掌握着更多的教育资源,具备更为丰富的教育手段,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干预纠偏的主导力量。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学校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通过邀请父母到场、谈话教育、学习纪律条规、责令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引导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深刻审视自身行为的错误,并监督未成年人进行改正。学校应将实施过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纳入重点关注对象,为其建立相关的行为纠正档案,以便及时掌握其行为修复情况,科学评估其再犯可能性,如在一定期限内表现良好,可将其从重点关注对象中移除。
  三是行为矫治服务。对于评估后发现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或者心理障碍的,应及时安排未成年人接受行为矫治,保证对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干预效果。目前大部分学校已设置心理咨询室,或者与专业的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建立合作联系,通过科学的心理辅导与针对性的定期帮教服务,帮助未成年人解除心理障碍,纠正行为偏差。对父母认为无必要报告学校的未成年人、学校无力提供矫治服务的未成年人、离校未成年人等,父母、学校、以及其他发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应及时报告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评估后决定是否为其聘请专业的青少年社工进行心理疏导和帮教服务。
  2.行政违法行为
  (1)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置原则。
  行政违法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行政违法行为的,都有报告义务。公安机关接报后,应当及时制止,优先适用干预措施,严格限制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处置行政违法行为,应对未成人的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社会工作者、教师等人的意见。负责处理未成年人行政违法行为,应当由经过专门培训、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进行,并有女性工作人员参加。需要到未成年人学校、单位、居住地调查取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车、穿着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对未成年人带来不利影响的方式。在处理过程中,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以推断出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的资料。适用干预措施的未成年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2)行政违法行为的干预措施。
  行政违法行为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学校告诫。未成年学生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报学校,由所在学校进行告诫处理,包括开展批评教育、警示谈话,告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加强管教或者改进管教等方式,公安机关可以派员参加和指导。适用学校告诫,不得体罚、虐待和歧视,不得擅自停止其上课,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其退学、转学。如果未成年人违法行为轻微或者其他减轻处罚情节的,并已由所在学校进行告诫的,可不再按照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置。
  二是警察警诫。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公安机关除通报学校加强教育外,可以进行警告、训诫,责令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加强管教。同时,公安机关应召集社工、教师或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矫正小组,根据不良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严重程度,共同规定矫正期间、制定矫正计划,矫正计划期限届满前,由公安机关听取矫正小组的评估意见后,决定结束或者延长警察警诫矫正期间;如果未成年人没有悔改,或者又出现其他违法行为的,可启动送专门学校的程序。
  三是司法训诫。检察机关对工作中发现的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组织开展训诫,进行谴责教育。训诫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可以产生感化、教育效应,进而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训诫的形式局限于口头,还可以通过训诫书的形式进行书面谴责教育。检察官在适用训诫措施时,必须杜绝形式化的工作方式,树立中长期工作的司法理念,建立长效训诫机制,克服一次性训诫的短期行为,确保训诫措施持续、健康、有效发展。长期性训诫措施的重点应当定位于“诫”而非“训”,如通过定期回访,在动态掌握未成年人情况之后根据其社会生活实际状态撰写具有鼓舞士气、勉励意志的信函,此类信函可以“检察官勉励寄语”等形式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还可以根据相关案件及行为人特点等具体情况,组织具有类似问题的行为人在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后,参加检察官主持的戒勉辅导讲座,并要求行为人在听讲后撰写思想报告,通过互动的方式始终保持训诫措施的生机与活力。[6]
  四是专门学校教育。专门学校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少年司法中具有“提前干预、以教代刑”特点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出现适用警察警诫期间,拒不完成矫正义务或多次违反矫正要求或者再次违反治安管理的、多次违反治安管理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等情况的,公安机关在听取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后,可以决定将未成年人转入专门学校。专门学校要立足教育、科学矫治,对学生系统深入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
  五是戒毒治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吸毒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未成年人自愿接受戒毒治疗,并经评估未吸毒成瘾的,适用警察警诫,注重在矫正方案中同步实施戒毒计划,重点开展心理疏导,一方面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培养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应对戒毒者进行个别化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改善他们的情感、情绪状态。[7]吸毒成瘾的未成年人,应当接受社区戒毒。对于拒绝接受戒毒治疗,或者接受戒毒治疗期间不遵守改正计划要求,或者实施违反治安管理等行为的,可以强制隔离戒毒。
  六是亲职教育。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不当管教、疏于管教或者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行为后果加剧的,应当责令其接受亲职教育。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文明教育子女的能力,抚育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体措施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公安机关予以劝诫、制止;公安机关可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布姓名或者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等。如果屡教不改或者情节严重的,可启动中止或者撤销监护权程序。
  (3)救济措施。
  关于救济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记录封存。对适用干预措施的未成年人,所在学校不得歧视,尽可能采取措施保证未成年人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相关记录严格保密,予以封存,不纳入学生档案,不纳入个人违法犯罪查询系统。二是申请听证。对于学校做出的记过、记大过、留校察看、开除的处分,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要求组织听证。听证应当不公开进行,不得以举办听证会为名侵犯未成年学生的隐私或者名誉。三是要求复核。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于学校举行听证会后作出的处分决定仍有异议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复核。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四是申请复议。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所适用的干预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议。受理机关应当及时召集知情单位及个人调查研讨,并及时将复议结果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
  3.触犯刑法行为
  (1)触犯刑法行为的分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框架下,根据未成年人实施的罪错行为的性质与轻重程度,以及具体的处遇方式不同,可以将触犯刑法的行为分为三类,具体包括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触犯刑法行为,犯轻罪行为以及犯重罪行为。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体系,应建立多元化干预措施,这既是未成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需要。
  (2)触犯刑法行为的干预措施。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法行为应进行强制性干预,并根据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予以科学、细化分类,在惩罚性与保护性价值平衡的理念指导下,整合现有矫治措施并加以完善,建构一个类型多样、轻重有序的行为干预体系。关于未成年人触犯刑法行为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触犯刑法行为者的干预措施。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触犯刑法行为,是指尚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触犯刑法,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对于该行为不能进行刑法上的归责,这是刑法理论与实务界普遍形成的共识。但不进行刑法上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应根据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不同进行相关的教育监管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干预措施。
  第一,司法训诫。对于有初次犯罪情节轻微、过失没有导致严重后果、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主动投案等情节者,由司法机关对其进行训诫。由少年法官、未检检察官以言语的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谴责,严肃说明行为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造成的损害及再犯的后果等内容,使未成年人有所警惕,检讨自己的行为,引导其悔过自新,步入正轨,[8]并责令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或改进管教方式,告知所在学校加强教育。训诫后还应会同社会工作者进行一定期限的跟踪矫正。
  第二,专门学校教育。对于有多次触犯刑法行为、行为情节严重以及经评估认为司法训诫不足以实现管教目的的,应送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前身即“工读学校”,该项措施在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的形势下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矫治手段。目前适用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专门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相对普通学校无法履行完善的教育职能,并在家长及学生心中留有“差学校”的印象,没有家长和学生愿意主动前往就学。另一方面,在规范入学程序方面,根据现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若家长不同意将未成年人送至专门学校,那么则不能强制送入。如出现家长拒绝的,可由原所在学校或其他具有申请撤销监护资格的个人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同时还要设置入学听证程序,听取公安、法院、检察、司法行政、学校、父母及学生本人等意见,以此作为相关部门行使入学批准的依据。
  第三,收容教养。对实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严重犯罪,以及经评估认为行为存在严重偏差、适用司法训诫和转入专门学校不足以实现教育监管目的的,应强制收容教养。收容教养期间,未成年人应当接受文化知识、法律知识、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可以定期依法探视,经对平时表现进行评估,每个月可以视情况放假离校。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工读学校可以作为一个现成可用的收容教养执行场所,由专业教师、专门设施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治,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另外,为增强收容教养在实践中执行的严肃性,应当对适用收容教养的最低年龄作明确限制,笔者认为收容对象不应低于12周岁,一方面年龄太小对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从保持必要的谦抑性考虑,不宜过早让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教育,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其次,针对犯轻罪者实行非刑罚干预措施。第一,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人,要侧重未成年人心理、行为等方面矫治,检察机关会同社工组织、家庭、学校及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充分帮教考察后,作出相应的非刑罚决定,并进行司法化宣告;另外,对于犯罪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司法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第二,社会化帮教措施。非刑罚干预不具有刑罚的性质,是刑罚的必要补充,同时需要社会化帮教措施予以辅助。责令犯轻罪的未成年人从事公益劳动或者到某一指定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的社会服务劳动。未成年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服务,在社工帮助下能认识到以前行为的不端,[9]亦可强化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责任承担意识,锻炼自身的社会操作能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机关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监护人怠于履行的应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改正。
  第三,相关记录封存。为避免“标签效应”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良影响,应对未成年人相关记录予以封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笔者认为对于被刑事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起诉、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的记录,也应予以封存。记录被封存的人员因复学、升学、就业等需开具相关证明时,除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的情形外,公安机关应当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未成年人在就业、入伍时不负有报告上述记录的义务。
  再次,针对犯重罪者实行刑罚干预措施。犯重罪实行刑罚处遇主要包括非监禁刑和监禁刑。第一,适用于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刑种类有限,主要为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又称为社区矫治,是与传统概念上的监禁刑罚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对于满足立法所设定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将他们置于社区内,整合社区内的资源在社区这样开放的环境中对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进行矫正的刑罚措施。[10]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社区矫正,应当参考对其作出的社会调查、心理评估报告等材料,与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分别管理、教育和评价,教育矫治其心理行为偏差。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特点、身心发育需要和家庭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另外国家亲权责任要求当监护人教养失职导致未成年人犯罪时,国家应对监护人进行亲职教育,为其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社区矫正机构在必要时可以要求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进入社会观护基地,并针对其身心特点进行相关观察保护措施,开展评估、考察和帮教。社区矫正期满前,社区矫正机构应对安置未成年人的帮教提出建议,并与安置帮教工作部门做好对接工作,就其教育、就业、心理疏导等提供必要的社会化支持。
  第二,对未成年人执行监禁刑应当坚持教育矫治的原则,安排的活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以学习文化知识、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主。组织未成年服刑人员从事相关劳动的,要严格控制工作时间和强度,不能简单地以工作量来考核评价其表现。并应当定期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并且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对于即将离所的未成年服刑人员提供适应社会的相关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以期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的复归社会。服刑期间,应当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探视未成年人,做好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配合工作。对即将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征求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后,可以建议作出过渡性辅助安排,联系社会工作组织或者社会观护基地,进行跟踪帮教等社会化支持,帮助未成年人尽快适应社会。
  四、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体系配套举措
  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类干预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由政法机关包打天下,需要坚持综合治理的思路,同步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措施,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真正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具体而言,应当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出台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工作,应当被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最高体现形式就是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由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及相应的干预措施具有范围广、种类多、差异大等特点,涉及需要修订或制定的法律法规较为宽泛,需要有步骤地推进。从近期规划来看,应当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为契机,在前者中明确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的基本原则,在后者中制定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的基本制度框架。从中期规划来看,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体系的细化和落地,还有赖于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涉及罪错未成年人干预措施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制定未成年人司法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以及未成年人管教、收容教养、工读学校等单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以充分吸纳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和借鉴域外的成熟经验,并上升为法律制度。从远景规划来看,应当在充分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上,参照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推动制定我国首部罪错未成年人干预法,将散见于各部门法中的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干预、行政干预、社会干预等内容,集约化地在一部法律中予以规定。
  (二)强化相关部门配合衔接
  徒法不足以自行。要确保罪错未成年人分类干预制度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必须构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相关部门的配合衔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在综治委职能并入政法委后,确保原有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力量不削弱,代表党委做好对罪错未成年人干预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协调,搭建工作平台,整合各方力量,加强考核评估,夯实配套工作体系的基础。二是要各司其职,分工配合。检察机关与各相关部门应当立足各自职责,加强配合协作,司法机关与社会力量“两条龙”相互呼应相互结合,开展跨部门合作,真正形成紧密配合、协同推进的工作态势。改变以往“全能检察官”的局面,从而集中精力做好专业工作。三是要有所担当,主动对接。检察机关应助推建立政府主导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机制,将司法程序中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得以实现的需求转介到相关的专业社会组织或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力量的配套衔接机制,厘清边界,密切衔接,真正实现“专业的归专业,社会的归社会”。
  (三)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主要成因是个人的社会化不足。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本质上是对其进行再社会化。罪错未成年人干预制度的构建离不开相应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方面共同的责任。
  第一,要培养专业化、多样化、组织化的社会支持力量,夯实社会支持体系的基础。发展以社会工作者、专业志愿者队伍为主的社会力量是罪错未成年人干预工作的核心,并通过定期开展交流培训,总结评比表彰,多渠道提升能力和水平。同时,检察机关还要注重与公安、司法、教育、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在罪错未成年人干预工作上的配合衔接,提升未成年人社会支持能力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水平。
  第二,要建立自主运转的社会支持转介机制,形成社会支持需求方与提供方的高效对接。建立一个统一的转介机构,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就会避免检察机关费时费力去多方联系。目前上海已构建和发展了相对成熟的、覆盖全市的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并于2017年在市、区两级均成立了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走向专业化、集约化,开启了探索开展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转介协调工作之路。
  第三,要建立科学、中立的社会支持质量评估机制。对工作流程、质量标准、效果评估、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规范评估,并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和沟通协调机制,定期通报情况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总结推广成熟有效的工作经验。既提高工作质量,也对工作效果建立评估长效机制,促进工作良性发展。
  第四,要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捐助支持、公益组织无偿服务等多种形式确保社会支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经费保障不到位,势必影响合作机制的稳定,不利于工作的发展、队伍的培养。要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将购买社会服务、培育社会力量等工作纳入办案经费,并通过社会捐助支持、公益组织无偿服务等形式予以补充,动员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共同筑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
  结 语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是国家之未来、民族之希望,对罪错行为未成年人进行干预,应始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特殊保护的原则。当前未成年人实施罪错行为情势日益严峻,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经历过去几十载坎坷之路,始终在艰难中不断谋求新的发展与突破,为当前体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当前,应立足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加快探索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干预。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标准,结合实践设计更为多元化的处遇手段,随之尽快完善配套立法,强化部门衔接配合,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早日实现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又一突破。

【注释】
[1] 《三级干预四重保护,五星联动共护成长》,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lf2cPFq,2019年4月16日访问。
[2] 陈宇超:《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司法惩戒机制的构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1期。
[3] 参见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2019年4月8日访问。
[4] 熊波:《分层次构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载《检察日报》2019年2月24日。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的定义,是指“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并列举了“严重不良行为”的具体情形,该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实际包含较之不良行为而言严重的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触犯刑法行为,为使分类更加清晰,笔者认为可将“严重不良行为”进行拆解,将行政违法行为单独作为一类,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归入触犯刑法行为,适当扩充不良行为的外延,将除行政违法行为和触犯刑法外的均归入不良行为,从而使分类更加具有层次性,增强分类的体系化,提升干预措施的针对性。
[6] 王延祥、闫艳、谢忠实:《优化适用训诫措施》,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24期。
[7] 骆寒青、张显丽:《开远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现状实证分析》,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 董利:《探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http://10.31.5.200/csyd/wjc/wjclldy/t20180822_203084.htm,2019年4月16日访问。
[9] 董利:《探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http://10.31.5.200/csyd/wjc/wjclldy/t20180822_203084.htm,2019年4月16日访问。
[10] 陈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重庆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参考文献】 {1}陈宇超:《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司法惩戒机制的构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1期。
{2}冯卫国:《“后劳教时代”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3}骆寒青、张显丽:《开远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现状实证分析》,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王延祥、闫艳、谢忠实:《优化适用训诫措施》,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24期。
{5}武良军:《触法少年行为矫治的惩罚性及其实现路径》,载《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6}熊波:《分层次构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载《检察日报》2019年2月24日。
{7}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黄冬生、尤丽娜、梅静、于爽、任舒容。
【文章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3期。

更新日期:20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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