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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循证矫正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适用及完善

陈珊珊

【摘要】 循证矫正作为一种先进的矫正模式依赖于社会学习理论的支撑,在借鉴循证医学实践的前提下,强调通过社会环境改造、认知能力归正和控制能力提升来实现有效阻止再犯的效果。循证矫正模式的核心是建立个体正确的“认知—控制”系统,契合未成年人的身心成长过程。循证矫正的科学性、精准性及其干预度相对于传统矫正模式都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适用循证矫正可以提高矫正的有效性,但目前国内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采循证矫正模式仍存在样本过少、项目周期偏短、专业社工缺乏的困境,如果能够在循证矫正活动中引入有规模的成熟社会力量,开放学界的深度介入,借鉴域外成型的数据,解决上述困境即为可期。
【关键词】循证矫正;社区矫正;社会学习理论;认知;控制

  一、循证矫正的源起及理论支撑
  “循证矫正”(Evidence-Based Correction)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循证医学概念在司法矫正领域中的应用。循证医学主要运用于广义临床实践领域(clinical practice),应对的是20世纪60年代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医疗资源严重浪费,医疗质量普遍下降的问题,从而要求医生寻求最佳研究证据,并据此向患者提供成本低、效果好的医疗服务。[1]循证医学对整个医学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外溢影响到教育、社会工作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循证医学影响到司法矫正领域起因于犯罪学领域的“马丁森炸弹”——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马丁森(R. Martinson)在对纽约州的罪犯矫正项目进行了长达3年的研究后认为,大部分恢复性矫正项目并无效果。[2]这样的结论虽有学者批评但仍被广泛接受,因此引起对矫正工作的一片质疑。原本公众对于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就比较恐慌,认为对罪犯改造手段过于温和,如果矫正活动并无效果的话,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社会强烈要求加强犯罪控制。[3]美国的刑事政策钟摆自此转向“严惩”,纽约警方更是提出对街头犯罪“零容忍”的执法态度。[4]于是从1978年到1989年的10年间,美国的在押犯迅速从45万飙升至107万之多,2002年则突破了200万大关。从1980年到2006年,处于矫治监视中的成年人(在监狱中或拘留所中,或者在缓刑期或者保释期内的人)数量在26年中从184万人上升到了710万人,每10万美国人中有753人身陷囹圄。[5]但是这样高的监禁率对于美国司法财政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例如2001年美国各州刑事执行类经费支出的总和就达到382亿美元,[6]此外美国司法部每年还耗资30亿美元进行各类犯罪的预防项目。[7]很显然,20世纪末在刑事司法矫正领域面临着和当初医疗领域类似的难题,司法投入不断增大,但罪犯矫正效果却不明显,于是有学者提出向循证医学进行借鉴,循证矫正的概念应运而生。[8]
  循证矫正是指在矫正领域内,实践者在所研究的证据中,遵循最佳证据原则,结合实践者个体矫正经验,在矫正对象的配合下,针对矫正对象犯因性特点,开展高效矫正的一系列矫正活动。[9]理想的循证矫正包含三个或更多的阶段以帮助罪犯回归社会:第一阶段始于服务机构向罪犯提供满足其一定需求的服务;第二阶段是从机构中释放罪犯;第三阶段是善后或复发预防阶段,刑满释放人员将获得持续的支持与服务以满足他们的需求。[10]循证矫正主要服务于三个目的:一是基于证据的决策;二是选择有效的工具和治疗手段用于指导实践;三是关注具体的应用方法。具体而言,刑事司法领域对循证矫正的研究主要围绕再犯风险这个核心要素而展开,是否再犯是检验有效矫正的关键指标。[11]目前循证矫正的“最佳实践”源自加拿大,加拿大犯罪矫正专家们经过对多个犯罪矫正研究的分析,发现有效矫正的三个重要原则:风险(risk)、需求(needs)和回应性(responsivity),又被称为“RNR”原则。[12]该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测定罪犯个体再犯风险的高低从而确定矫正强度,并寻找可能会促使其再犯的原因,然后结合罪犯个体的能力和学习方式来设计和实施矫正方案。[13]该项研究基本上否定了精神病或一般的心理问题与再犯风险的统计相关性,转而认为要重视八大类再犯风险要素:反社会行为的历史,反社会人格模式,反社会认知,反社会交往关系、家庭或婚姻关系,学校和工作状况,休闲娱乐,药物依赖等。[14]基于RNR原则的循证矫正方案被实践证明比传统方案更有利于降低再犯率,[15]作为循证矫正发源地的美国采用的是美国国家矫正研究所同犯罪与司法研究所在2002年合作协议开发的循证矫正综合模式(the Integrated Model),该模式致力于弥合社区矫正与循证实践之间的差距,通过社区与司法部门的合作与系统整合,根据循证原则打造能够减少再犯的学习型组织。[16]循证矫正不仅被全美主要矫正机构和政府组织所采纳,[17]而且现在基本已是一种国际趋势。[18]
  循证矫正虽然是从循证实践和循证医学领域内发端,但其核心内涵仍属于恢复性矫正项目,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一般人格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19]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人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通过模仿、强化和定性,逐渐习得的结果。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犯罪受到模仿的影响,“是一种在观察其他人的行为后的参与行为”。[20]换言之,犯罪形成的过程应该是个体有很多机会和时间接触到不良环境或不良榜样,在此过程中形成对该种环境和榜样的认可或反对的认知,如果是赞同的认知,并加上不同层面的强化后,个体就会开始模仿上述环境或榜样的行为。[21]同时这两种理论还认为,在人的毕生发展中,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外显行为,因此,分析理解人的行为时需要考虑到个体的“认知”:态度、价值、信念等内容,个体的人格倾向性、个体的家族遗传史,个体的不良行为史以及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多种因素,[22]这样就能够更好地找到个体的犯罪原因从而进行有效矫正和阻断。从本质上看,一般人格理论与社会学习理论所强调的,不论是对不良环境或不良榜样的辨别,还是对自身模仿行为的强化,其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在于个体的“认知”,因为认知发生偏差,从而引发行为偏差。故而从犯罪矫正的角度来看,根据这种理论就可得: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找到造成个体不良行为的生理、心理及环境的因素,并调整个体对这些因素的认知能力和态度,那么阻止再犯就是可行的。在此意义上,针对犯罪人的循证矫正方案,为达到有效矫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最好能有效阻断先前造成个体不良行为的生理、心理及环境因素,如果不能完全阻断上述不良因素的话,帮助个体建立坚固的认知系统,能够正确识别周遭不良因素并控制自身的模仿强化系统亦是控制再犯的可行方案。另外,社会学习理论的原理不仅适用于再犯的控制,也适用于犯罪的预防,关键都在于个体能够形成正确的“认知——控制”系统。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如果个体不会接触到不良环境或不良榜样,其学习和模仿的均为正常的社会化行为,固然不会犯罪。如果个体无法处于此种理想环境之中,但只要个体能建立正确的识别能力,比如识别环境或榜样的不良性,并能够控制自己去学习模仿,那么也同样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最后从控制再犯的角度来看,个体从事犯罪活动显然已受到不良环境或不良榜样的影响,而且其再次进入社会系统后一般也很难与其先前的社会系统完全隔离,甚至还往往仍生活在先前的社会系统中,此外个体的认知系统已经发生偏差,并且对自身的控制能力也呈现较弱的状态,所以对于再犯的控制而言,循证矫正模式需要从社会环境改造、认知能力归正,控制能力提升这三方面切入,选择最易突破的切入点,即可达成较好的矫正效果。
  二、循证矫正的中国引入及在未成年社区矫正中的地方实践
  循证矫正作为一个新概念引入国内归功于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张苏军,[23]其积极推动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在国内司法系统开展循证矫治的专项课题研究并要求司法矫正工作要建立在实证科学的研究基础上,根据以往研究的有效证据,来选择矫正手段,在实践中开展科学研究,积累新的证据,指导以后的司法矫正工作。[24]循证矫正在中国正式推广是以江苏省宜兴市“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的召开为标志、循证矫正从2012年下半年起,逐渐成为了中国犯罪学、监狱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理论上学者们在理论上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25]司法部于2013年也选择了9个监狱进行试点,虽然司法部并没有指定哪个省份的社区矫正工作作为试点,但全国各地司法厅对此进行积极探索,2013年8月S市即被J省司法厅确定为该省唯一的社区矫正“循证矫正”工作先行试点区。从2013年到2017年间,S市共组织完成了两期19个循证矫正项目研究,这两期中各有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项循证矫正。如上文所述,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循证矫正其核心目标在于调整个体的“认知—控制”系统,而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其个体的“认知—控制”系统正处于形成阶段,相对于成年人其可塑性更强,欺骗性稍弱,而且未成年人的社会系统也尚未完全定型,改善其周围的社会纽带关系也具有可行性,因此从理论上推测,循证矫正模式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该具备较大优势。
  第一期主要是从年龄出发,选定8名未成年人进行为期十个月的项目矫正,第二期将矫正的范围进一步精确,锁定3名犯聚众斗殴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为期五个月的项目矫正。项目的重点也各有差异,第一期侧重于未成年人的外部社会环境系统——家庭支持系统的功能性修复,第二期关注未成年人自身的内部“认知—控制”系统,从法律认知、情绪控制及不良人际交往的阻断三方面进行矫正。这两个针对未成年人的循证矫正实验结合起来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上述对循证矫正理论体系的分析,故而认为这两个实验具备一定的验证效力,是可利用的。这两个循证矫正项目实施的具体程序都是首先第一步通过阅档、量表测试、行为观察与访谈等方法选定项目对象。第二步选用《矫正需要评估表》(加拿大)为主导性评估工具,对项目对象的就业需要、婚姻与家庭需要、社会交往需要、成瘾性需要、社区需要、个人情感和态度需要七大方面进行评估。但由于矫正侧重点有所不同,两期矫正除了《矫正需要评估表》之外,还附加了其他量表,第一期使用了《家族功能评估表》,第二期则使用了《社会功能简评问卷》。除了这些主导性评估工具外,还采用了一定的辅助性工具评估,此类辅助性工具评估主要是针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人格、心理方面,因为矫正目标不相同,两期采用的量表也有较大差异。第三步进行结构性面谈,对前述量表中仍需明确或有疑惑之处的犯因性需求进行确证,经过以上三步开始制定矫正方案。矫正方案的制订首先要寻找理论支撑,其次是确定矫正目标,最后制定详细的矫正计划。每个矫正方案各有特色,矫正过程中一般至少需要进行两次效果评估,第一次是在矫正中期的初评,根据前期总结的矫正效果决定是否需要调整原有的矫正计划,第二次是矫正项目结束之后对整体实施情况进行的评估。如果是模块式的矫正方案则在每个模块实施完毕之后都需要进行评估。从矫正总体效果来看,第一期以修复服刑人员家庭支持系统为目标,项目结束时,最低都有25%的效果改善。第二期以针对服刑人员个体的犯因性问题进行矫正,在法律社会功能认知和不良人际交往识别两个模块效果比较明显,但在情绪控制模块上没明显改善。
  在具体的细节操作上,第一期针对8名未成年人成立了一个14人的项目组,在保持每周一次电话沟通,每月一次入户走访的日常管理模式之外,另行组织了10次活动,其中7次是针对家庭教养方面进行正面管教理念及方法的训练,1次公益活动,1次警示教育及1次亲子团体心理辅导。从循证矫正的模块来看,第一期矫正切入点是改造未成年人外部的社会化系统,这是基于确定矫正对象的前期阅档及筛选的结果,因为该8名未成年人在再犯风险测评上都属于低度风险,但在家庭教养环境中均存在不良因素,社会学理论上普遍认为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机构,[26]对未成年人社会化系统的改造也是循证矫正的重要内容,因此第一期循证矫正着重于家庭支持系统的功能修复符合循证矫正的目标,而且最后所显示的效果也确实有所改善。这种改善说明了对未成年人社会化系统改造的可行性,因为未成年人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相对于成年人,未成年人与原生家庭的纽带关系对其自身而言更有影响力,改变未成年人与原生家庭的纽带关系能够有效促使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社会化过程。
  第二期针对3名因团伙犯罪列为严管的未成年人成立了一个15人的项目组。矫正方案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模块:法律社会功能矫正、愤怒控制矫正、不良人际交往阻断矫正。在第一模块组织了3次法律知识的学习,第二模块进行了7次情绪控制训练,第三模块进行了4次识别与阻断训练。很明显第二期的循证矫正目标是改造未成年人内部的社会化系统,重点在于提高其自身的“认知—控制”能力。项目实施最后的评估效果显示该3名矫正对象的认知体系,即对法律和不良人际交往的认知都得到提高,尤其是对后者的认知有明显改善,但对于冲动情绪、抵制诱惑、不良交往的控制效果均不明显,这说明对于认知能力的矫正在较短的时间内是可实现的目标,但对于控制能力的提升在短时间内并不能实现,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及更高的训练频次。
  上述两期针对未成年人的循证矫正实践虽然实验规模偏小,但也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效果,可供以后的扩大实验借鉴。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第一,样本过少,其适用成效的结论对于扩大样本一定会存在偏差,这个不足是S市两期循证矫正中都存在的问题,相对而言,在第一期中针对8名未成年人的循证矫正活动已是这两期矫正中样本人数比较多的项目了。存在此种不足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国内理论界的研究对此并不深入全面,无法从理论指导实践,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法在我国落地生根的时间并不长,更何况是循证矫正,一般的矫正工作人员对循证矫正的技术和方法掌握不太熟悉,不敢贸然进行大规模的样本实验。第二,这两个循证矫正项目都只有实验组没有控制组,在实验效果上欠缺对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证的说服力,这也是有所欠缺。但究其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技术和方法不足之外,还可能受限于矫正工作的人力,此次循证矫正活动对于进入到项目组的核心矫正工作人员而言,是在通常社区矫正工作之外的额外付出,在有些项目组初期进行循证矫正活动时,有些项目组的成员积极性并不太高,觉得增加了工作负担。第三,在选取矫正对象时,这11名未成年人都是低度再犯风险的对象,虽然项目评估效果不错,但仍不足以完全体现循证矫正模式相对于传统社区矫正模式的特别优势。因为相关犯罪学研究结果表明,对高风险性的矫正对象施加强度较大的矫正措施能有效地降低再犯率,而对低风险个体施加密集的矫正项目则会升高其再犯率。[27]循证矫正在实践中是完成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后的额外矫正项目,对个体而言矫正密度更大,所以针对高风险对象的适用可能更能体现循证矫正的效果。这种不足对于S市这两期循证矫正项目而言也是有共性的,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有关,刑法中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主要有三种即管制、假释和缓刑,管制和缓刑的适用主要是依据罪行的轻重,即只有罪行较轻的犯罪人才可能判处管制或者缓刑,罪行较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身危险性小,而且对于缓刑与假释而言,“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认为其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其适用的实质标准,所以如果法官在裁量时严格罪刑法定,那么进入社区矫正的对象通常情形下都会是低度风险。第四,由于国内对循证矫正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进行循证矫正需要的大量同类案例作为“证据”支撑,高等级证据更是稀少,证据力度不足再加上矫正周期不够长,致使循证矫正的优势不是特别明显。在具体模块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完全避免传统社区矫正存在的短板。比如在第一期的家庭支持系统的修复过程中,仍然与传统社区矫正模式一样,矫正社会工作者更多的是从家庭的角度去要求家属学会理解和支持,但很少帮助对象学习与家人重新沟通和生活的技巧。[28]
  三、循证矫正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优势应用及困境的解决途径
  循证矫正模式原则上要求通过大量同类研究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和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获得研究证据和临床知识,以大量的最佳研究证据和可以重复验证的临床知识为基础,降低带有主观性的个人经验在矫正中的地位。[29]相对于基于经验的传统社区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建立在大量研究证据基础上的矫正方案从理论上更能做到“因人施矫”,而且这种优势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应该可以更加明显。
  首先,现代研究普遍认为行刑社会化契合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的理念,社区矫正是该种理念的最佳实践方式,社区矫正的开放性、轻刑化、人道化特点,符合未成年罪犯改造和矫正的需要。[30]行刑社会化的观念从宏观上讲是20世纪后期人类深刻反省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与荼毒,深感人性尊严的重要性,社会思潮高举人性关怀,人权平等的反映。其实在微观上也是基于无法回避的事实,因为美国二战期间由于社会劳动力短缺,很多妇女走出家门开始从事工业生产,无暇周全照顾孩子,以致大量儿童在其社会化成长道路上缺少必要的关心和尊重,而这种后遗症表现之一就是在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犯罪潮”。犯罪学家分析了许多走上歧路的未成年人,认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家庭这种社会化环境的不完整性的恶化以致认知系统发生偏差,也就很可能造成了其产生行为偏差,以萨瑟兰的“差异接触”理论为核心所发展的学习理论正是基于此种历史背景而开枝散叶。因此作为回应,社会也应对这样的后果承担应尽的责任,必须给予未成年人在犯错接受惩戒之后仍有机会了解并接受到有效的关怀和尊重,以促使其回归主流社会,而传统的长时间监禁隔离减少了这样的可能性,因此行刑必须做出改变,社区矫正应运而生,对于未成年罪犯的社会归正,显然社区矫正更体现人性关怀,比监禁刑在促使未成年罪犯“转向”方面有更多作为。
  其次,循证矫正不是对传统社区矫正的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区矫正经过一定的实践之后,发现、总结自身的不足缺陷之后提出的升级版本。循证矫正没有否定社区矫正的进步意义,只是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来说,循证矫正具备的科学性、精细性及较高的矫正强度,相对于传统社区矫正,是更适合未成年人的具体矫正模式,能更好地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因为首先支撑循证矫正模式的社会学习理论在犯罪学理论上是有权威性的,其被认为能够更全面理解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一命题,能更精确地识别风险及需求因子,更有效地建立矫正人员与矫正对象之间的关系。[31]社会学习理论在犯罪学上有较高的验证性,几乎所有实证研究的结果都符合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预测,而且社会学习理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解释能力又高于许多其他犯罪学理论。[32]尽管上文分析了S市未成年人循证矫正实践存在的不足,但上述不足并不是循证矫正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具体操作的不当。第二,循证矫正比传统社区矫正模式需要搜集更多的证据,证据是开展有效循证矫正的前提,循证矫正运用科学评估工具获得相关证据或数据,保证了矫正的科学性,并且这种科学性贯穿整个矫正过程。例如前述第二期的矫正实验,三个模块结束时都有评估及实施总结,并据此调整后续矫正方案。而且基于循证矫正的科学性证据,循证矫正会对矫正对象进行精细的分类并对犯因性问题有着更精准的了解,从而可以提供更个性化的目标干预。例如S市19个循证矫正项目中有专门针对信用卡诈骗罪的,有针对开设赌场罪的,有针对聚众斗殴罪的,而传统社区矫正可能无法做到此种程度的细分。
  再次,循证矫正有更高的矫正密度,干预范围更广,能满足矫正活动中多元的实践需求。传统社区矫正分为三大任务,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对于基层司法所而言,除了日常的监管之外,教育矫正是整体工作的重点,而根据司法部的统计,2017年全国社区服刑人员人均教育矫正平均值为17.2次,[33]这已经是历年的最高点,但就平均每月而言,教育矫正的次数为1.4次,而循证矫正模式是在传统社区矫正模式的基础上另行辅之矫正方案,在前述两期针对未成年人的循证矫正活动中平均每月达到2次以上。最后,循证矫正比传统社区模式更强调矫正者与研究者、管理者、服刑人员多方合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未成年人年龄小,可塑性大,社工与其建立信任关系的难度上较成年人更小,更有利于多方合作互动的开展。在前述两期的矫正活动中,尤其是开展一些公益活动,角色扮演活动、布置课外作业方面,未成年人的配合度都比较高,对项目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如果能够建立成熟的循证矫正模式,那么其相对于传统社区矫正的优势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当今世界范围内循证矫正模式的推广得以验证,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后发型”国家,目前我国的循证矫正活动仍处在初创阶段,在各方面都存在相当的困境。仅从实践层面而言,首先循证矫正所需要的司法资源投入要大于传统社区矫正,循证矫正的方案虽然比传统社区矫正更为周全,干预面更广,更能回应实践需求的多元化,但这种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参与,而且传统社区矫正建立的理念是节约行刑资源,如果既提高矫正效果又节省司法资源,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理念与操作的张力。特别是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司法组织制度的改革,近年来监狱押犯逐年下降,社区服刑人员比例不断升高,社区矫正的工作任务进一步加重[34]的现实前提之下,循证矫正能否得到相应支持并取得后续发展难免让人产生疑问。现有可供解决的方案应该是循证矫正的适用不宜全面铺开,应专注于有再犯高风险的罪犯,因为现有研究表明,对高风险罪犯的广泛干预有降低再犯罪的成效,有些高风险罪犯的再犯率降低了30%,但相同方法用于低风险犯罪身上,其再犯率却提高了7%-29%,[35]只有精准适用循证矫正模式才能有效保证社区矫正理念与操作的一致性。
  其次,循证矫正的专业化社工存在短缺,目前平均每个专职社工负责监管55个社区服刑人员,[36]这样的配比率完成传统的社区矫正活动已属不易,如果要开展循证矫正活动存在现实的困难。而且循证矫正社工的专业化结构是非常关键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社工们能影响项目的成功与否,社工具备的沟通能力对矫正项目的持续性和效果性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研究表明,在有关治疗的矫正项目中,三分之一的罪犯“变化”缘于社工与罪犯之间的关系。[37]在当前专业社工短缺局面一时难以迅速改观的情况下,应大力鼓励社会上有组织的力量介入到循证矫正的活动,虽然目前在循证矫正活动中有律师和一些心理咨询师的介入,但这些介入大多是零散的,不成体系不成规模的,要善于挖掘社会体系中现有的已经成熟的一些组织力量。循证矫正工作不仅需要依靠社工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其实落实到矫正工作的本质是人性关怀,耐心和爱心才是核心力量,志愿者也许专业性和技术性有所欠缺,但在耐心和爱心方面可以和社工形成很好的互补互助格局,一定有利于矫正效果。
  最后,循证矫正需要大量同类案例及相关高级别证据,但由于我国在循证矫正研究及实践方面起步较晚,前期的专业知识储备、理论研究、实践水平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配备的技术支撑比如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也十分匮乏,[38]而且由于没有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又直接影响到证据的形成以及最优证据的获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困境其实是对学界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既然在国家层面对循证矫正理论与方法是认同的,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应该是学界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比如外国循证矫正数据库中的数据引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比较与分析。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循证矫正制度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的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理解,第一,如果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与外国不同的循证矫正模式的话,那么其实这种观点可能是很难成立,一方面由于前述原因,如果要自行摸索的话,司法成本会成为很大的难题,而且这也不是学者个人的研究及探索可以促进的,必须有强大研究团队和持续的实践支持,所以综合考虑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因为犯罪是共通的社会现象,罪犯改造也是共通的社会机能,所以在罪犯改造方面在外国有效的社会机能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社会,如果一定要另起炉灶,实在是舍近求远,得不偿失。第二,如果行之所谓本土化是指在遵守一些共通规则上的中国特色,那么这应该也不成为问题,因为在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特色化是必然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均有差异,更不用提与外国文化的不同,所以中国循证矫正模式的成熟之时即是其特色化定型之际。
 
【注释】
  [1]Mark Cook,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Experience-Based Practice-Clash or Consensus, Med.&L.(2004)23, p.735。
  [2]张崇脉:《当代美国循证矫正及其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
  [3]廖天虎:《美国循证矫正制度及其借鉴》,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9期。
  [4]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与应用》,载《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5][美]斯蒂芬·E·巴坎:《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秦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8页。
  [6]James J. Stephan, State Prison Expenditures-2001,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04), p.2.
  [7]Lawrence W. Sherman,Denise Gottfredson, Doris L. MacKenzie, et al, Preventing Crime: What Works, What Doesn’t, What’s Promis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7, p.8.
  [8]Doris L. MacKenzie,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Identifying What Works, Crime & Deliquency (2000),46(4), p.457-471.
  [9]王平、安文霞:《西方国家循证矫正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0]廖天虎:《美国循证矫正制度及其借鉴》,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9期。
  [11]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与应用》,载《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12]Andrews, D. A., Bonta, J.,&Hoge, R. D., Classification for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Rediscovering Psychology.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1990)17, pp.19-52.
  [13]刘卫丹、杨畅、黄峰:《基于RNR原则的罪犯风险评估理论与实践》,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6年第6期。
  [14]Andrews, D. A.,& Bonta, J.,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5th ed). Newark, NJ(2010): LexisNexis.p46.
  [15]Paparozzi, M. A., Gendreau, P., An Intensive Supervision Program that Worked: Service Delivery,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Supportiveness. The Prison Journal,85(4), pp.445-466.
  [16]The Crime and Justice Institute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2009),pp.1-7.
  [17]Carolyn Cosmos, Correcting Corrections Worldwide: Best Practices Reforming Prisons, The Washington Diplomat. Feb 12,2012.
  [18]王辉:《当代西方循证犯罪预防研究简述及启示》,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
  [19]Travis C. Pratt; Francis T. Cullen; Christine S. Sellers; L. Thomas Jr. Winfree,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Meta-Analysis, Just. Q.(2010)27, p767.
  [20]Akers, R. L. Social Learning Theory. In R. Paternoster & R. Bachman(Eds.), Explaining Criminal and Crim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Criminological Theory. Los Angeles, CA: Roxbury (2001).p.196
  [21]Francis T. Cullen, Robert Agnew, Criminological Theory: Past to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32-134.
  [22]肖玉琴、杨波:《循证矫正的理论基础——RNR模型解读》,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4年第3期。
  [23]张苏军:《在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研讨班上的讲话》,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3年第1期。
  [24]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与应用》,载《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25]在中国知网上以循证矫正为篇名进行检索,从2012年开始正式刊载第一篇论文,到2018年共有78篇论文对此问题进行各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26][美]斯蒂芬·E.巴坎:《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秦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27]Christopher T. Lowenkamp; Edward J. Latessa,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onal Programming through the Risk Principle: Identifying Offenders for Residential Placement, Criminology & Pub, Pol’y(2005)4: p.264; Christopher T. Lowenkamp; Edward J. Latessa,,& Holsinger, A. M., The Risk Principle in Action;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1367 Offenders and 97 Correctional Programs? Crime & Delinquency,(2006)52(1), pp.77-93.
  [28]张昱、费梅苹:《社区矫正实务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29]孟丽莎、陈妍:《短刑犯改造低效的反思及西方循证矫正的启示》,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0]张德军:《从理念重塑到制度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31]肖玉琴、杨波:《循证矫正的理论基础——RNR模型解读》,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4年第3期。
  [32]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33]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编:《2012-2017年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统计分析报告》,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
  [34]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编:《2012-2017年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统计分析报告》,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35]张发昌:《中国循证矫正的对象、问题与解决方案》,载《河南司法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6]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编:《2012-2017年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统计分析报告》,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37]Lambert, Psychotherapy Outcome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Inergrative and Electrical Therapists, In J. C. Norcross,&M. R. Goldfried(ed),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New York, NY, US:BasicBooks, Inc,1992, pp.129.
  [38]杨岭:《中国循证矫正实践推广的困境与策略》,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杨岭:《中国循证矫正实践推广的困境与策略》,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2}张德军:《从理念重塑到制度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3}孟丽莎、陈妍:《短刑犯改造低效的反思及西方循证矫正的启示》,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4}张崇脉:《当代美国循证矫正及其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
  {5}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与应用》,载《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6}廖天虎:《美国循证矫正制度及其借鉴》,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9期。

【作者简介】陈珊珊,苏州大学副教授。
【文章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2期。

更新日期:2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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