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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语境下我国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问题探究

张 杰 秦瑞东

【摘要】 质证,作为发现案件事实与证据真相的重要途径,在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对我国刑事庭审质证的具体方式及要求进行深入探讨。应从四个层面界定刑事庭审质证的涵义,阐述推进庭审质证实质化的法理依据,以及从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两方面具体论述实现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的方式及完善建议。
【关键词】 刑事庭审;以审判为中心;质证方式;质证实质化

  一、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的重新诠释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而在法庭上案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事实查明主要是通过庭审质证的方式予以实现。质证,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刑事审判的重要环节,是庭审发现案件真相的重要途径;刑事庭审质证的实质化将成为衡量“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与定罪量刑相关的各类证据,无论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要在庭审的聚光灯下充分展现并接受讯问、询问或质疑,通过充分的质询进而使法官辨明证据真伪,确定定案的根据。质证,应至少从以下几个角度予以解释:
  第一,从庭审审查核实证据的角度来看,质证是庭审通过讯问、询问、辨认、质疑等方式对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进行质辩的活动。刑事审判定案的根据必须是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及证明力大小依赖于庭审质证严格、规范的进行。然而,若庭审质证“走过场”,是难以保证证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
  第二,从诉讼证据运行的4个环节来看,法庭质证是对审判前搜集的证据检验的关键环节。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证据运行包括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4个环节,而通过庭审质证的方式是对庭前所收集证据进行审查核实,以确定所收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的关键。也就是说,庭前所取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需要接受庭审控辩双方及法官的质询、质疑。从一定程度上讲,庭审质证也是对侦查机关取证规范性与合法性的检验。
  第三,从庭审证据调查程序来看,质证实质化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集中体现。“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求司法应当有“看得见的公正”“能感受的高效”和“被认同的权威”,因此,严格遵循法庭质证的程式及要求,不仅能够为法庭核实证据提供程序上的保障,而且能够使可能被定罪量刑的被告人参与到庭审中,增加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彰显程序公正的价值。
  第四,从刑事判决结果来看,质证实质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庭审质证实质化是为了查明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防止因质证形式化而使法官错误评定证据。法庭通过实实在在的质证,揭露所举证据的疑点、瑕疵,引起法庭对其可采性、可信性的质疑,从而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相,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推进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的法理分析
  (一)直接言词原则对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的要求
  直接言词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的组合)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强调法官亲自调查证据及言词审理的方式正是“实体真实”理念在刑事审判立法中的具体表达。据考察,罗马时期的刑事审判就已实行言词审理的原则,1808年法国《重罪审理法典》第317条明确规定了“审判必须口头进行原则”,被认为是直接言词原则的发端。人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证据是办案人员认识案件客观事实的唯一纽带,准确地感知证据,是对案件事实形成理性认识的必要条件,法官若在庭审中亲身感受诉讼证据,那么直接言词原则必不可少。我国古代时期“五听”制度已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实质运用于审判之中,虽然至今直接言词原则仍未被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但是直接言词原则一直在我国刑事审判的证据调查阶段予以贯彻。尤其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庭审方式改革之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将该原则的精神予以更具体的方式贯彻落实。
  直接言词原则本质上“要求法官必须与证据保持直接接触,并且只有在各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查证据”{1},因此,该原则对我国刑事庭审质证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庭审中质证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中予以提出。证据均需要当庭提出,尽管法官已在庭前进行全面阅卷,对案件的相关证据已经有了事先的认识,为了增加法官对案件证据的现场感、实质感,防止调查流于形式,仍需要将所有证据一一提出。第二,质证过程以言词方式为主。法官、控辩双方以言词的方式对被告人及所举证据进行直接发问,使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回答,使法官对案件证据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
  特别是对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侦查阶段的各种笔录,按照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及法律规定,原则上要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方式进行审查,以逐渐减少“哑巴证据”在庭审中的使用,使证据调查的过程真正以“一种生动鲜活的语言”交锋进行。
  (二)有效辩护的理念对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的意义
  熊秋红教授首次对有效辩护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有效辩护是一种开放性的概念,主要指:“辩护权及其保障机制,包括立法、司法、律师职业文化等多个层面,联合国有关文件确立了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欧洲学者提出了有效辩护的评估标准”;狭义的有效辩护特指美国法中的特殊制度,“主要关注律师辩护的质量,并确立了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和无效辩护的认定标准”。{2}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对辩护律师角色的定位由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到委托人本位的转变,庭审方式也由审问式到中国特色控辩式的确立,法庭对辩护律师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从20世纪末开始,学者们对有效辩护的涵义和内容探讨逐渐深入,如卞建林教授从有效辩护的广义涵义进行的理解提出有效辩护应当包括的四个方面[1]内容,宋英辉教授将有效辩护称为有效辩护原则,指出其至少包含三层意思[2],顾永忠教授从强调辩护行为的目的和效果的角度将辩护的有效性等同于狭义的有效辩护,主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别是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或主张被办案机关接受或采纳,在实体上或程序上做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诉讼决定”{3},而且指出刑事辩护有效性的实现依赖于立法、司法和律师执业三方面因素。
  应该说,我国目前刑事审判对辩护律师有效辩护要求的体现多以律师职业伦理和规范的形式予以约束,但是由于规定得较为粗糙、可操作性差,实践效果并不如意。在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辩护制度不断完善并向前推进,有效辩护原则已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共识。狭义的有效辩护是对刑事律师辩护态度和质量方面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更符合提高我国现阶段庭审辩护质量现实要求的近期目标。作者认为,目前需要将有效辩护的理念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以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中华律师协会应当对各个诉讼阶段律师辩护工作提出原则性要求或制定有效辩护的标准,以提高律师辩护的责任心和业务素质。就我国庭审质证环节而言,强化有效辩护理念,可以帮助辩护律师端正质证的态度,转变“你读你的,我辩我的”的质证观念,督促辩护律师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从而在辩方协助法官查明证据资格和客观评价证明力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三、实现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的具体方式及完善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质证特指控辩双方对证据的质疑与质问,根据司法解释[3]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质证的对象应为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不限于证人证言,也包括实物证据。由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各具特点,其质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作者将分别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质证的具体方式及完善建议予以阐述。
  (一)言词证据
  1.构建我国交叉询问规则交叉询问作为对抗式审判的标志,是当事人主义国家刑事审判运行的主轴,被誉为发现案件真相的重要法律装备,但不限于只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我国刑事审判吸收了当事人诉讼模式的对抗性因素,刑事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中控辩双方享有举证、质证的权利,以协助法官调查核实证据。交叉询问是庭审质证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交叉询问”的表述,而在其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中或多或少体现了交叉询问的色彩。严格说来,我国言词证据提供者质证方式并不是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交叉询问规则的法律规定比较“初级”。如控辩双方对被告人的讯问及证人、鉴定人等的询问只规定到第一轮,即直接询问和反对询问的层面,并不存在典型交叉询问中直接询问、反对询问、再直接询问、再反对询问中控辩双方来回交锋的布局;直接询问的要求和反对询问的限制范围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交叉询问规则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法官主导讯问或询问的过程等。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不断深入,庭审中仅对书面笔录性证据进行审查核实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需要,也不能真正的检测一份书面证词或意见的真伪。交叉询问规则是控辩双方对证人、鉴定人等的实际到庭如何进行询问的一项基本法则,是规范控辩双方有效质证的重要保障。具体改革建议为:
  第一,确定询问言词证据提供者的顺序。按照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证人、鉴定人的发问顺序是依照提请通知的一方先发问为原则,然而,对于证人、鉴定人及有专门知识的人基本上可以明确划分为控方证人或辩方证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即提请证人出庭的一方并非是己方证人,那么就存在己方对对方证人先发问的情形。如周文斌案,对控方证人胡彪斌的发问是辩方先进行的,这与典型的交叉询问的顺序不相符。因此,建议控辩双方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讯问或发问,遵循司法惯例先控方后辩方的询问顺序;对证人、鉴定人及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改良为对证人证明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先询问。这样比较符合法律思维的逻辑。
  第二,控辩双方发问的内容应当以“与案件事实和证据有关”为原则。我国对控辩双方“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本案事实有关”的规则适用于直接询问和反对询问,但在反对询问方面,这种规则不利于降低或摧毁证言的可信度或发现出庭作证证人、鉴定人等证言方面存在的瑕疵,保证质证效果。因此,作者建议控辩双方的讯问或询问范围稍作扩大,即“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有关”,对方对证词的关键部分在直接询问中无法确定证据资格或证明力的,也就是说仍存在疑问且有继续质证的必要的应当在反对询问中体现。
  第三,询问方法采取陈述式与问答式相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42条第1款、第2款规定了我国发问的方式是陈述式和问答式相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因重视客观真实,注意人证的自然性、语义连贯性和完整性而采用问答式和叙述式相结合的方法。”{4}对于我国控辩双方对抗性职能的加强,作者认为在保持询问方法采取陈述式与问答式相结合的现有模式下,强调询问操作上的清晰度,即直接询问时,允许证人首先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予以概括式陈述,然后由直接询问人根据情况进行重点询问;反对询问时应当按照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要有利于直击证词的疑点、关键。
  2.完善对质询问制度
  对质,也可称为“对质询问”或“对质诘问”(我国台湾学者常称),是指两人同时在场面对面互为质问,其包括面对面和询问两点要素。据史料可查大约在12世纪中叶纠问式诉讼模式时期,刑事审判中要求被告人与证人当面对质就已萌芽,即被告人会面证人的条件为:(1)当法官对控方证言的可信性发生怀疑时,法官有权要求被告人对证人进行质证;(2)为迫使拒绝承认有罪的被告人供述,法官有权要求被告与其不利的证人面对面。{5}这可以说当时的被告人对质证人只是法官的一种要求,并非被告人的权利。然而,对质作为查明案件真相的途径之一,应将其视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值得肯定的是,我国法律规定了被告人与同案被告人、证人之间的当庭对质的内容,具体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9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38条第3款的规定,表明在刑事庭审证据调查中,若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情况,被告人可以与同案被告人、证人当庭对质。
  强调被告人与同案犯被告人、证人的当庭对质,对我国对抗性审判改革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立法方面,将对质询问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的对质询问是规定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建议通过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与同案犯、证人的对质询问内容规定于其中。二是具体操作方面,在现行制度框架内确定操作规范。目前我国司法解释有关对质询问的具体操作性规定几乎空白,不利于对质询问的有效进行,建议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规定对质询问适用的情形。除同案犯的被告必须到庭接受审判外,我国面临着证人出庭难的现实问题,大面积的展开对质询问在现阶段不容易实现。因此,对于同案被告而言,只有在个别询问和质证不能解决供述之间的矛盾时才能适用对质;对于证人证言,只有在证人证言对定案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被告人坚决不认罪且坚持与证人对质的情况下,应当要求证人出庭进行对质。
  第二,规定法官作为对质询问的主持者。在被告人与同案犯、证人当庭对质的过程中,考虑到直接对质容易造成双方情绪激动、所质问题偏离对质目的等情况,建议由法官针对口供或证词的矛盾对各被告人、证人进行询问,必要时也可以由被告人与同案犯、证人直接对质。对于控辩双方能否参与被告人与同案犯、证人的对质,作者认为应当在被告人与同案犯、证人对质结束后,经审判长的允许,就对质的问题不清楚或存在矛盾之处进行补充发问。
  第三,对质的方式。“面对面”进行对质是最佳的对质方式,然而由于案件性质或证人自身的原因可能会顾虑要不要当面对质的问题。通过视频、音频传输的方式进行被告人与证人之间对质,在某些特殊案件中也是可取的,尤其是在“一对一”证据案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法律将被害人列为单独的诉讼当事人,不是证人身份,对质询问可以将对质主体扩大到被害人,对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不一致的,通过视频、音频的方式进行言词证据的固定,可以帮助法官审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
  (二)实物证据
  我国刑事庭审证据调查中实物证据是通过出示或宣读或播放的方式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45条的规定,公诉人在阐明所举物证、书证的主要特征后,需要经当事人、证人的当庭辨认。也就是说我国对实物证据的质证方式有两种,一是辨认,二是控辩双方以言词的方式就实物证据的相关问题讯问被告人或询问其他人证等。
  实践中,有关实物证据质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辨认”的效果因实物证据自身提供情况而受影响。就实物证据质证的内容来看,物证、书证以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问题可以通过辨认的方式予以确定,然而这种直观、简单的辨认过程在庭审证据调查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被告人若对物证、书证的辨认是通过公诉人提供的“照片”或“复印件”或“复制品”进行的辨认,那么就涉及到原物或原件与“照片”或“复印件”或“复制品”之间进行“核实无误”的质证问题;而视频资料、电子数据的不播放根本就不存在被告人对视频中的“犯罪嫌疑人及犯罪行为”进行辨认的过程。二是实物证据因侦查人员不出庭,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无法得到有效质证。对实物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以及来源可靠性的质证依赖于相关侦查人员的出庭,对其进行解释或说明更为客观、科学。然而,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侦查人员出庭对实物证据的相关问题接受质证的规定,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第449条对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由侦查活动的见证人出庭的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见证人出庭。也就是说,侦查人员出庭接受对实物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以及来源可靠性的质询在实践中几乎不存在,大多数是以公诉人宣读各种“纸面证据”的方式进行解释,而这种解释必然具有片面性、局限性。
  实物证据作为“哑巴证据”,其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确定依赖于“人”或特定媒介的介入,质证的重点在于侦查人员取证的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以保障所质询的证据是真实的、可靠的。由于言词证据主观性较强,侦查人员容易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的方式获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而我国冤假错案的背后无一不与侦查人员非法取证有关。因此,在注重实物证据的观念下,完善实物证据的质证方式,是我国刑事庭审证据调查程序又一重要内容。具体建议为:
  第一,强调对原物、原件的辨认。侦查人员收集的物证、书证,一般是提取原物、原件,在庭审证据调查中,控辩双方举证也应当是原物、原件。在无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下,控辩双方不能以展示复制品、复印品、照片等方式要求被告人辨认。
  第二,要求侦查人员、见证人出庭作证。这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指实际负责收集、固定证据,作出勘验检查等笔录的人,见证人是指侦查人员在实施侦查行为时要求现场人员在场予以见证的人。我国刑事庭审中对实物证据的质证,只限于控方对侦查人员制作的笔录材料予以宣读,并没有实际负责收集、固定、检验证据的侦查人员出庭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更没有见证人出庭。侦查人员出庭来接受控辩双方对该实物证据取得、保管、检验、辨认等过程的质询,或见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对现场勘查、搜查、查封、扣押等侦查情况的当庭陈述,有利于法官准确确定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控辩双方对实物证据的取得、固定及制作过程的规范性有异议的关键证据,应当确立侦查人员和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第三,落实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不可否认,我国法官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有担心和顾虑,实践中如果因为实物证据存在瑕疵而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说明,一律予以排除,则会增加定罪的难度。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规定,那么因为侦查人员违法取证而导致该实物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的,应当予以排除,这也是查明案件真相在证据调查方面的程序保障。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必要切实落实刑事诉讼法及两个意见中有关庭审质证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庭审质证的实质化,不仅要坚决杜绝庭审质证流于形式,而且要严格规范我国刑事庭审质证的程式。刑事庭审质证的实质化是审查核实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最佳途径,有助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与证据的真相,实现司法公正。

【注释】
  [1]卞建林教授提出有效辩护包括的内容有:1.被指控人既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辩护,还可以由法院指定辩护;2.被指控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行使自行辩护和委托辩护的权利;3.法律应赋予被指控人广泛的诉讼权利;4.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正确的辩护意见,审判机关应当采纳。参考卞建林著《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2]宋英辉教授指出有效辩护原则的三层意思:1.被指控方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2.辩护应当贯彻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3.被指控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8条、第107条、第220条。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反思与构建:刑事证据的中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43.
  {2}熊秋红.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本土化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6).
  {3}顾永忠,李竺娉.论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条件——兼议“无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J].西部法学评论,2008(2).
  {4}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15.
  {5}Frank R. Herrmann, S. J, Brownlow M. Speer, Facing the Accuser. Ancient and Medieval Precursors of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4,Volume 34,573.

【作者简介】张杰,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秦瑞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厅检察官助理。
【文章来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更新日期: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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