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网站导航 |  网站搜索 |  欢迎投稿 |  联系我们 |  English  

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解读

——基于“一带一路”区域法律合作机制的视角

王雷鸣

【摘要】 国际恐怖主义治理呈现非机制化,非法制化,非稳定化倾向。恐怖主义的跨国化,网络化和犯罪化倾向需要全球主权国家重视反恐的国际法律合作治理。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所涉空间恰好处于全球恐怖主义高危区的“恐怖之弧”地带上。因此,探索研究和创建基于政治互信的区域性跨国反恐法律机制,保障“一带一路”的安全平稳开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优先性和战略意义。
【关键词】 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法;安全;一带一路;法律合作;区域反恐法律机制
  
  恐怖活动自古有之。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刺杀、谋杀、破坏等各类恐怖活动。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专门记述过恐怖活动对敌方居民的造成的心理影响。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却始于近代民族革命,军事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恐怖主义逐渐呈现出组织化、正式化和规模化特征,但彼时的恐怖主义应对没有引起相关国家政府机构的足够重视,处于边缘化状态。本文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两级对抗模式的落幕,之前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各类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问题和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当通过传统的合法途径无法加以解决的时候,诉诸于极端暴力便成立众多类国家组织、亚国家集团和弱势群体的首选策略。从时间跨度上观察,现代恐怖主义的演变可以归纳为下列特征:60年代兴起,70年代盛行,80年代猖獗,90年代发展,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001年9月11日时,随着四架大型客机撞向美国标志性建筑时,全球正式进入“当代恐怖主义”的灾难期。随着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楼的倒塌的是全球公众对民主、自由和世俗政治模式的信仰的深度焦虑与怀疑以及随后无可奈何的“‘自由证券’的过度出让”,而这一切正是恐怖组织所意欲达致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恐怖主义”终结的不仅是“世俗政治主义对抗”的主流表演场,而且是通过一场场“血腥的表演”粉墨登场,强逼着全球观众将注意力聚焦在“恐怖主义主题的系列剧目单上”,被边缘团体终于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进入21世纪之后,恐怖活动呈现此起彼涌的状态,2016年更是被有关媒体誉为“恐怖之年”,恐怖主义俨然已经成为继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之后人类所面临的第三大威胁和公害。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需要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认真研究,妥善治理,全面应对。反恐治理困境诚然有深刻的多维因素。然则,全球反恐治理背后的政治利益的掣肘以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布局再加上宗教宗派的历史宿怨和内部冲突所导致的反恐政策和反恐法律在表象上的差异化和矛盾性进一步弱化甚至破坏了全球反恐的法治努力。如何务实地开展反恐国际法律治理是当前摆在全球反恐机构面前的最紧要的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和基础特征分析
  恐怖主义发展至今,已经逐渐演变为迥异于传统形态恐怖主义的诸多特征,如对之不加以科学分析,则不能抓住其根本活动规律和性质,无法有效地进行应对和治理。在聚讼纷纭的治理路径中,法律治理应成为首选路径。军事反恐庞大的经济成本,负面的社会影响和纷扰的政治歧义进一步证明唯有制度化、法制化和常态化的法律治理机制才是战略优选。
  为了科学地进行法理分析,需要冷静客观地对当下的恐怖主义基础概念和特征进行合理的逻辑分析。本文以为,当今恐怖主义具有下列鲜明的时代特征:网络化、犯罪化,混杂化、跨国化、散点化、游击化、无原则化、去中心化、暴力激进化、外向极端化、目标任意化和不可妥协性等。其中,犯罪化、跨国化、游击化和网络化最为凸显,下面逐一分析。
  (一)犯罪化
  当前恐怖组织已不同于上个世纪中极左极右型“革命型”恐怖组织,他们的行动方式越来越无原则化,不再遵守最基本的武力原则和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疯狂性、残忍性和不折手段性使其深深脱离了哪怕其最原始的还可能剩下的一点点的“合理诉求性”,尽管这一“诉求的合理性”同样令人难以认同。手段的“非法性”偏执至极已使其所有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呈现出“反人类和反社会”的冷酷本性,这是他们“犯罪化”所基于的最根本的缘由。对其进行“入罪化”处理是我们进行反恐法律治理的“合法化行动”的第一步。只有首先界定其“非法性和犯罪性”,方能将其剥离其所竭力宣称的“合法化和政治化”的保护罩。
  (二)跨国化
  本文没有使用其他学者所常用的“国际化”术语,而是选择“跨国化”这一术语,这是基于本人的两个理解:一是从全球宏观的视野考察,恐怖主义的所谓“国际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影响和政治上的宣传需要;二是从某一国家内部观察,恐怖主义活动对其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时时有别,国国有异。恐怖主义的重灾区、次重灾区、边缘区和安全区还是比较明显的。忽略恐怖主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无异于反恐的治理实效。
  其实,“跨国化”更能体现当代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跨国化的特征表明了恐怖主义活动的下列规律:人员的跨国流动,资金的跨国流动,物资的跨国流动,信息的跨国流动;恐怖威胁的跨国性,恐怖活动策划的跨国性,恐怖活动执行的跨国性,恐怖宣传的跨国性和恐怖组织的跨国性等等。当然,比较客观地说,多数这类“跨国性”并没有达到泛泛国际化的程度,也远没有达到全球覆盖的无差异化程度。这就提醒我们在考虑法律治理时,需要细化针对某一地区、某一区域和某些国家之间的恐怖活动的跨国特性。正如从全球角度观察,需要建立“法制之网”来围剿“恐怖之弧”。对于具体的区域和国家来讲,建立区域层级的反恐法律机制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
  (三)游击化
  在经过多年的军事反恐高压之后,恐怖主义的中心化,组织化的斗争模式被削弱。同时得益于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自媒体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恐怖集团集体及时调整模式,体现在下列方面:1.去中心化指挥新模式。不再以单一固定的基地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作为基本作战中心和根据地,而是转向松散型多点化攻击模式。造成的后果有二:对其一点的打击根本不能伤及其元气,打击效能大幅下滑;追究幕后主手的法律责任困难重重。因为实际暴恐活动执行者和幕后的煽动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之间的联系微弱的几乎不留痕迹。2.散点化攻击新模态。那些被誉为“孤狼”暴恐分子或“小微狼群”的暴恐小分队在受到恐怖思想的蛊惑、刺激和诱惑之下,往往径直采取极端暴力行动,由于其具有暴露面小,突发性强,可预期性差,给反恐预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这些“个体化激进分子”必须纳入国家和各类国际反恐机构的今后国内常规反恐工作的监控重点和治理的范围。随着“ISIS”的基本倒台,恐怖主义必将进入“游击战”的新阶段。这种恐怖游击化模式必然成为当前和今后暴恐组织的最主要的犯罪方式和“周旋方式”之一。
  (四)网络化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恐怖组织打开了魔瓶,释放出一波波危险的符咒。其中,特别需要加以提防的是:针对网络基础设施本身的攻击;通过网络对国防,工业,能源,公用基础设施等的控制和破坏;网络宣传和渗透;网络信息窃取和破坏;大数据分析和攻击;网络黑客攻击以及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网络空间对抗和网络数据战等等。
  恐怖组织的网络化给国际反恐法律治理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例:网络暴恐行为的跨国定性,网络暴恐行为者的身份界定,跨国立法调适,跨国司法协调,跨国执法协助,跨国反恐技术支持,跨国反恐情报共享等等。
  二、跨国反恐的法律分析
  跨国恐怖主义吁求跨国合作治理,跨国法律治理需要跨国反恐的法律理念,政策和技术层面的协调和整合,而跨国法律机制的创建需要一个互信的基础,诚心的态度和务实的努力,有序、稳步和科学地展开和推进。
  (一)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暴恐的法律内涵
  国际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韩国学者柳炳华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下列特征:恐怖主义的手段,恐怖主义的动机和国际性{1}。郑远民教授认为,恐怖主义具有恐惧性、暴力破坏性,政治性或社会性和宣传上的效果{2}。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在国际上主要有下列几种理论:欧文·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刘易斯·科基为代表的冲突功能论,班杜拉的社会模仿学习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我国刑法的恐怖活动定义为:通常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任意地对不特定他人(无辜者)乃至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使用暴力、胁迫等强迫手段,以造成社会恐惧的犯罪行为的总称。恐怖活动组织是以实施恐怖活动为目的而建立的,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组织,包括国际恐怖活动组织和国内恐怖活动组织。
  笔者认为,不管是何种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上的根因,对于当前跨国恐怖主义需要从国际犯罪学的视角进行法律内涵解读,通过梳理,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法律特征:
  1.跨国违法性。跨国违法性是指跨国恐怖活动至少违反了两国或多国的刑法、反恐法或类似反恐法规,侵害了这些法律法规所保护的法益,具有非难性、有责性和可追诉性。一般情况下,跨国恐怖主义行为不仅违背所在国的法律规定,而且违背暴恐结果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恐怖组织所在国没有明确的违法性法律规定或法律认定,只要根据暴恐结果发生地的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其违法性,就可以进行入罪化处理,而无需等待或顾及暴恐组织所在国家的法律的现状、修订或变化。从而,对于暴恐的跨国违法性认定,我们倾向于实质违法性,客观违法性和主观违法性相结合以及结果无价值的法理标准。张明楷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他倾向于实质违法性{3}。在认定跨国恐怖犯罪时,本文采取客观违法性和主观违法性相结合的模式。首先,跨国暴恐行为客观上的确违反了某国法律规范,则当然可认定其犯罪性;其次,即使某暴恐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特定的危害后果,只要实施者主观上具备了从恶的动机和思想,就可以充分认定其犯罪性。张明楷认为,结果无价值必须考虑法益侵害及其危险,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必须根据事后查明的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他指出,结果无价值可以在保障国民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4}。
  2.行为主体的跨国性。跨国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一定是具有人身物理处所、国籍、庇护国,隐蔽基地和行为实施地的多重属性。这一混合属性决定了跨国恐怖主义的治理需要提升到双边,多边,区域乃至全球层面加以考察和应对。暴恐人员的身份归宿属性不应成为跨国司法认定的障碍,弱化抑或取消国籍国法定主义,而以“长臂规则”或者统一的跨国法律文本解释取而代之,似可成为对跨国恐怖分子进行法律责任主体定性和追究的新的基础和依据。
  3.实行行为的跨国性。跨国恐怖行为是国内策划,国外实施的跨国界犯罪行为。人员的组织,活动的策划,准备和最后的实施经常处于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下。这种跨界暴恐外溢现象原因林林总总,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一定是跨国恐怖组织的经济学考虑和安全考虑。将恐怖基地设置于目标国之外,是恐怖组织经过深入的成本收益分析和综合安全考量之后的“理智选择”。鉴于此,没有了实行行为的跨国性,就没有跨国恐怖活动;而发生跨国恐怖活动,就一定存在实行行为的跨国性。对跨国行为的法律认定必须扩大罪责范围,进行前置化和扩大化处理,比如我国刑法就规定,资助恐怖活动罪既包括特定共同犯罪中的部分帮助行为,又包括不成立共同犯罪的资助行为。无论其行为以何种样态出现,均可依据实质违法性进行追究。
  4.行为对象的跨国性。跨国恐怖活动的对象是恐怖组织基地以外国家的人员和设施。这类袭击目标可能位于被侵害法益的所在国国内,也可能位于第三国。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袭击对象的物理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能够产生其想要的袭击效果,即所谓的“受压国的政治恐慌和社会恐慌”,所以具体的受害者或被攻击设施就具有了“无辜性”和“被选择的任意性”。实质上,每一起暴恐袭击的受害者都是被恐怖分子精心挑选和缜密预谋所故意选择的特定对象,根本就不是某些恐怖集团所宣称的:“(这些受害者)只是错误的人员在错误的时间出现的错误的地点”,这是与普通跨国犯罪最大区分之一。当然,被袭击对象也有可能是被袭击国以外的任意国家的国民和设施,从而,行为对象的国际性愈加凸显。
  5.行为结果的跨国性。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不能独身于恐怖威胁之外,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恐怖行动结果的跨国性,这种外溢性不仅仅是实体危害结果的外溢,更重要的是暴恐行动给其他国家的国际安全利益和国内安全利益所造成深远不定的负面冲击和影响。随着网络等信息公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主权国家新闻管制机构对暴恐结果的封锁和弱化处理将会下降,不仅是因为普通民众和民间机构的信息传播能力的大幅增强,更严重的是恐怖组织所掌握的网络宣传能力的显著增强,他们甚至专门建立网站、广播电台和纸质媒体进行宣传站和心理战,如何应对跨国暴恐的软攻击是未来国际反恐法律治理的最主要课题之一。
  (二)跨国法律分析需要明晰几组关键概念
  跨国恐怖主义法律分析不能局限于纯粹的法理分析,而应拓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进行综合分析,方有助于回归“合理又合法”的国际法理论解读,在与跨国恐怖主义相关的众多议题当中,下面几组概念是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的不可回避的理论前提。
  1.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方金英教授指出,激进是一种僵化、教条、偏激、固执、暴力。一般说来,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急剧和即时的变革{5}。极端主义是指完全放弃合法途径,不顾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针对一切可以针对的目标进行暴力威胁和攻击,以期达到其意欲的目标,具有极端化,暴力化和非理智化特点。通常来讲,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或者抱有激进思想的人并不必然转向极端主义,但其确乎是极端分子的最主要的转化群体。从而,在某些语境下,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具有基本同一的内涵。基于此,如何在国内和区域范围内采取长期合理措施减少、弱化和转化激进人员,实施社会复归和社会正常化举措,应该成为跨国暴恐法律治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2.分裂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分裂主义主要是指一国国内的某一族群否认所属国的国家资格和公民身份,寻求本民族群体和所属区域的政治独立。他们通常在得不到所属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许可和同意的情况下,便诉诸于暴力手段,诉诸于恐怖主义策略寻求与主流政治体的分裂和本族群的独立。宗教原教旨主义通常是指对世俗政府和宗教改良主义的敌视和否认,把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归责到对本宗教原旨主义的背离,从而,探索建立一种纯净的,政教合一的,回归传统的神权合一的国家体系是其主要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本没有必然的关联。然而,如果宗教原教旨主义诉诸于野蛮暴力去追求和实现其政治目标,或者恐怖组织歪曲和利用宗教原教旨主义去发动所谓的“圣战”,这时它与宗教极端主义就没有多少区别了。
  3.暴力、武力和战争行为。解读恐怖主义,回避不了暴力、武力和战争三大概念。三者有一定的共性,如强力的展示或运用,但是之间还是具有深刻的差异。恐怖主义暴力是不假思索,不加区分,没有原则和底线的行为处理方式,它以残暴性、羞辱性和无道德性为特征,通常是相当强势方对相对弱势方的野蛮袭击和残忍伤害为主。武力通常是指一种常备的,公开的,遵守最低原则,符合既定规则,主要发生或适用于国家间,组织间,团体间一种力量宣示或运用,以达成既定政治或社会目标的行为选择。战争是符合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国家之间按照一定的国际法原则和相关战争法则进行的以征服、控制和屈服交战方意志以实现己方战略目的和处理双方冲突事项的政治最高行为形态。
  基于以上简要概念分析,可以发现,撇开国家恐怖主义形态,战争行为根本无法与恐怖主义行为画上等号,因此,本文不太认同“反恐战争”的提法和做法。武力的使用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暴恐行为。从而,恐怖主义行为基本上可以定性为暴力行为,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是对他人生命,健康和自由的野蛮杀害,是对人类最基本尊严的肆意践踏,是对主流人类社会秩序价值的疯狂破坏,是对主权国家政治理想和利益的极度蔑视。
  4.因果关系与关联关系。从法律构成理论来分析,传统的因果关系纽带同样适用于分析跨国暴恐行为和结果的逻辑关联;同时,可以考虑采用关联主义方法进行法律责任规制和认定。关联主义不预设超验或既定的参考标准,也不遵循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它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与科学方法的发展变化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正是由于这种关联的存在,使得在科学知识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合理性标准之间,仍然可以找到一条相互关联的“推理链”,使不同的科学知识之间,不同的评价标准之间,成为可以比较的,因而是可以给予合理地说明的。随着大数据技术和相关信息分析技术的进步,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或日事实关系可以被发现,揭示和证明。即时暂时或无力发现所谓的因果关系,单靠事实关系同样可以对跨国暴恐行为进行定位,定性和定罪。
  5.思想、预备行为和完结行为。恐怖主义活动与传统的常规犯罪行为的重大区别就是体现在思想的极端危险性上,预备行为的实质危害性和完结行为的非定量化特性。在进行恐怖主义犯罪界定时,理应把恐怖主义思想的宣传,渗透和灌输,无论以何种方式,途径和形式,特别是跨国恐怖主义思想的输入和输出,进行入罪化处理。通过区际统一立法,规定恐怖主义思想的制造、表达、宣扬、传输和教化均构成恐怖主义犯罪。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预备行为,同样进行区际统一立法,规定任何预备和已经着手进行恐怖活动的任何举动、措施和行为均构成恐怖主义犯罪。对于完结行为,不论是否造成危害结果,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害,也无需考虑行为者在整个实施暴恐活动中的主观状态变化如何,均应定性为恐怖主义犯罪,从严从重处理。
  6.跨国暴恐的风险、威胁和危险。最后,针对恐怖主义威胁,尤其是跨国恐怖主义,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按照一定的合理标准进行特征分解,整合成预警等级。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开始,可以分为风险、威胁和危险三个基础等级。风险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还没有客观存现的潜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现实的危险,也可能逐渐消失转为安全状态。威胁是在特定时空范围边缘和外部已然存现的危险,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进入或实施的现实危险。危险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外部已然存在的危机状态,并且即将产生或者已经产生直接的难以逆转的负面后果。
  跨国恐怖主义活动由于其所具有的跨越国界性,对目标国的影响完全可以按照风险、威胁和危险进行恐袭预警。进而言之,对上述基础指标还可以基于严重程度进行细化分解,比如对于风险指标,可以进一步下分为四大层级:零风险,一级风险,二级风险和三级风险;对于威胁指标,可以进一步下分为三大层级:一级威胁预警,二级威胁预警,三级威胁预警;对于危险指标,可以进一步下分为五大层级:绿、蓝、黄、橙、红五种颜色等级,分别对应于下列紧急事态:绿色意为初级威胁,可控无伤亡袭击;蓝色意为一般威胁,可控有少量伤亡袭击;黄色意为较严重威胁,可能失控的并伴有较大伤亡的暴恐袭击;橙色意为严重威胁,非常可能失控并伴有大量伤亡的暴恐袭击;红色为最高级,意为最严重威胁,事态即将失控或已失控,伴有大规模伤亡甚至接近战争状态的暴恐袭击。
  三、跨国恐怖主义应对的国际法思考
  现代人类社会肘腋之患的恐怖主义以其跨国性、散点化和网络化恶化着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国际反恐斗争。从国际法视角加以谨慎妥善地分析和处理,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一)着手编织国际反恐的“法律之网”
  反恐法律治理首先需要有法可依,需要有实际法律效能的跨国反恐统一立法或者双边、多边协定。朱文指出,国际社会对于网络恐怖主义仍显立法不足、缺乏国际立法合作、司法协助不畅和刑事管辖权存在冲突等弊端、国际社会第一个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公约是国际联盟时期制定的《防止及惩治恐怖主义公约》,后来,不同机构在不同历史档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反恐文本和协定。王铁崖指出,区域性国际组织是一定范围内的,因共同利益或政策而结合起来的国家集团。具有明显的组织特征。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确认了区域组织的法律地位,将它们纳入到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体制之中{7}。
  本文以为,在当前全球政治生态和法律生态大背景下,进行递进式反恐立法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种递进式立法主要分为两级:一级是在非区域一体化国家之间进行双边立法评估、协调和落实立法谅解备忘录或立法框架,为未来的跨国反恐执法和司法合作扫清制度障碍。二级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构建多边性立法架构,力争制定一体化多边反恐区域母法,涵摄相关下位法,为成员国的联动执法和综合司法奠定合法化基础。
  (二)联合国的作用与传统国际性框架的优化
  国际反恐离不开联合国的指导和核心作用,同时,诸多传统型国际法框架仍然可以参考和修订,服务于当下的跨国反恐。简基松指出,有时,国际社会对某一个国际问题往往可以取得相同认识,但各国在何时依照这种相同的认识来行事,却难以达成共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联合国大会就某一个国际问题通过一个决议或宣言比各国缔结一个条约要容易得多,因为通过一个决议或宣言一般情况下只是各国达成一种共识,往往只对各国具有建议性,而各国缔结一个条约则将按照一种共识行事的时间和义务具体化了。决议虽然只具有建议性,但代表着世界的舆论导向,因为联合国大会几乎由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代表组成,它的呼声反映各国政府的意愿,是世界舆论的积累和集中表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或绝大多数通过的那些直接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必然影响产生国际习惯的传统方式,代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可作为国际习惯形成的有力证据{8}。
  本文同意上述观点并坚持以下意见:作为当今代表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最高合法联合机构,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最高位阶。各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无论大小,强弱,远近等均应无条件地给予联合国应有的尊重、支持和促进。联合国制定和通过的各项反恐国际协议和倡议文件理应被视之为各国制定和执行反恐工作的准绳和标尺,可以直接在本国法律或区域性安排中予以吸收而加以认可和适用;或者通过本区域组织或本国国内最高立法机构的授权进行立法转化而间接适用之。各国可以采取符合本区域或本国实际情况的立法保留或异议保留,但不应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政策和法规对之加以否定和对抗。与此同时,对各类传统型国际性反恐框架按照平等、公正、互助和正义的底线原则和对等相称平衡的综合原则加以优化升级,按照实际反恐需求及时制定、修改和完善相关协议、协定和决议。必要时,升级为区域整体行动框架指南或区域反恐法,为打击跨国恐怖犯罪提供一套完整的法律坐标体系。
  (三)国际法律合作的技术模板
  联合国文件指出:国际社会深感关切地注意到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日趋密切的联合。这种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传统型非政治性犯罪形态日趋亲密混合的趋势是一种全新的极度危险的发展方向,但相关跨国法律机制应对呈现立法滞后和立法不足的情况。正如邵沙平教授所说,某些反恐国际公约确立的规则还并没有完全从“纸面上的规则”变成国际社会“实际遵行的准则”;另一方面,在控制恐怖主义犯罪方面,已有的公约还不足以解决有效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各类法律问题。因此,加强对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的研究,尽快制定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全面的国际公约已是势在必行{9}。
  (四)“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与区域反恐法律机制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我国反恐国际合作事项,从第68条至72条,总计5条。第6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反恐怖主义合作。本条规定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反恐合作的方式: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合作原则:即平等和互惠原则。第69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反恐怖主义政策对话、情报信息交流、执法合作和国际资金监管合作。在不违背我国法律的前提下,边境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经国务院或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与相邻国家或者地区开展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交流、执法合作和国际资金监管合作。该条规定不同于其他普通涉外法律的类似规定,是反恐法在国际合作事项上的特色和亮点。特别授权国务院具体部门或边界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可以在符合程序的前提上开展跨境反恐合作,涵盖反恐情报交流、执法合作和国际资金监管三个关键领域。第70条规定:涉及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该条没有明确依据的法律规定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达成可依据的法规。第71条规定:经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并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本条主要规定了出境执法的依据是国际协议,批准单位分别是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72条规定:通过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取得的材料可以在行政处罚、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我方承诺不作为证据使用的除外。本条主要规定了跨国反恐行动中所取得材料的证据使用和证据保留原则。总体来看,反恐法第七章为我国今后开展区域反恐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涵盖了反恐中的关键点。但是,规定的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局稳定、治安良好和交通的安全,包括陆上、海上、天上和管道等各类交通通道的安全,同时还需要防范投资阶段和运营阶段的安全风险。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反恐合作方面树立了榜样,成立了机制化的反恐程序,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横跨整个亚非欧大陆的新丝路,尤其是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仍是恐怖主义的高危地带,“一带一路”倡议在极端主义盘踞和侵扰的地区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发展。本文认为,当前的区域反恐机制建设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点:1.继续深化现有的上合组织反恐机制的理论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可推广可复制的区域反恐法律机制模式。未来的反恐法律机制不能仅仅局限于我国周边,必须根据国家战略需要走出去,延伸到需要保护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全球任何地区,这理应成为未来区域型反恐法律机制的发展方向。2.深入研究在新形势下中亚、西亚和北非的“恐怖主义带状地区”的新的活动特点,研究这些区域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反恐战略背景和机制,整合进未来的区域反恐法律合作机制中去。3.特别需要专研主要世界强国、地区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地缘战略布局,努力在“利益冲突”的罅隙中找到可能的合作点,降低政治摩擦,为未来的区域反恐合作提供一个可靠的政治共识基础。
  综上,本文认为,对跨国恐怖主义犯罪进行有效管控,不仅依赖于各国对已有的反恐公约的签署、加入和实施;更关键的是,各国能够与时倶进,及时畅通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及时、准确、有力地开展旧法规的立废和修订。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培训,针对已经出现萌芽状态的新的暴恐犯罪类型和可能出现的全新的暴恐犯罪和传统犯罪混合类型,及时、科学和经济地进行跟进立法和前置立法,制定可操作的跨国反恐实体法和程序法。必要时,可以考虑专门制定含有政治基础的辅助协调法规,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反恐立法、司法和执法工作打下稳固的政治互信地基。特别需要明确以下事项:按照既有的反恐公约规定,缔约国在进行国际法律合作中负有何种法律义务,尤其需要明确某一不合作国家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具体是什么、如何承担、以及不承担如何处理;在跨国联合司法过程中,必须非常明确跨国审判的程序,情报共享规则和司法协助的法律程序,法律义务和法律后果;受到恐袭国家在采取综合反恐执法行动应遵循何种行动规则,及不遵守或者过度执法所承担何种国际法责任;在联合反恐合作行动中,对合法第三方的利益如何进行有效照管和保护,产生损害时负有何种法律责任。上述及相关一系列问题理应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则指导。因此,加强区域性多边反恐法律合作研究,加快制定区域性跨国反恐国际法规体系和合作机制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郑远民,黄小喜,唐锷.国际反恐怖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
  {2}郑远民,黄小喜,唐鳄.国际反恐怖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9.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1.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6.
  {5}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31.
  {6}朱文.网络反恐:编织国际法律的“天罗地网”—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国际法规剖析与思考[J].中国信息安全,2014,(10):86.
  {7}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08.
  {8}简基松.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研究[J].法律科学,2002,⑷:90.
  {9}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J].求索,2002,⑴:42.

【作者简介】王雷鸣,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讲师,法学硕士。
【文章来源】《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更新日期:2018/8/10
阅读次数:453

上篇文章: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领域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的比较研究
下篇文章:“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美国的适用与美英引渡条约的发展

 

TOP   
©2005-2018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京ICP备10031106号-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