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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犯罪学的起源、发展和研究方向

阿维·布里斯曼,纳吉尔·索思

【摘要】 通过介绍绿色犯罪学的起源,可以促进对绿色犯罪学研究视角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解;绿色犯罪学包含与犯罪学相关的环境问题的创新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路径;绿色犯罪学的研究主题有气候变化、粮食和农业、废弃物、非人类动物虐待和环境正义及环境受害者/被害人学等;绿色犯罪学家对环境犯罪及其危害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和法律应对措施。这些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整体上理解绿色犯罪学的学科起源、发展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 绿色犯罪学;理论体系;环境危害;环境犯罪

  在跨国贸易的网络化、经济合作的全球化和犯罪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当代犯罪学研究已经拓宽了犯罪和危害行为的研究视野,犯罪学不再是仅仅研究社区和城市犯罪或者进行国家犯罪统计与分析,近年来更开始重点关注环境事件中的犯罪行为和危害。尽管“绿色”犯罪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但实际上都是一些日常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直是犯罪学研究任务的一部分。例如,为什么要制定环境法?实践中违反环境法有哪些表现?有什么措施进行回应?我们如何理解造成伤害但又不是犯罪的行为的重要性?
  绿色犯罪学提供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目前干扰实现社会和生态正义目标的有害影响,而这些被认为是根植于当代社会结构和公众的认知。
  绿色犯罪学的目的之一是使文化和传统之间的思想、经验进行交流,其作用包括多个方面,首先就是绿色犯罪学提供了可用作识别环境危害(或潜在的环境恶化)现象的工具及解决这些现象的可能办法。
  在传统的犯罪学框架下,我们难以界定和研究环境危害行为,因为“危害”和“犯罪”定义的概念往往不对应或重叠。正如怀特(White)所指出的:“在具体学科术语表达上,仍然存在关于犯罪学关注的正确对象的争论,即如何及在何种条件下将行为或不作为认定为环境犯罪本身?严格的法律主义反应仍集中在刑法定义的犯罪行为上,但是,其他学者则认为,一般来说犯罪学中‘危害’的概念应该包含可能合法但对人与环境却有不利影响的活动。” [1]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教授迈克尔·林奇(Michael J.Lynch)及其研究团队更进一步提出了“绿色危害与犯罪现象比较普遍,比街头犯罪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受害者更多的争议性的观点”。[2]他们还认为,“对损害的记录有助于说明这些危害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因此在犯罪学中应该认真加以研究”。[3]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犯罪学家们较早就已经审视过环境危害和环境犯罪的例子。[4]因此,明确的“绿色”犯罪学观点的形成是建立在过去的研究基础之上的,[5]同时,这些成果展示了一种新研究的初始轮廓,并确定了广泛的研究议题。因此,“绿色犯罪学”遂成为描述这一肥沃领域的一个方便的简写术语,从而激发起广泛的研究兴趣,并引领理论方向的发展。
  同时,绿色犯罪学正在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面向特定问题(与环境、不同物种和地球相关的危害和犯罪行为问题)的、灵活的、包容的框架,并经常借用和寻求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绿色犯罪学的重要发展,在于它使犯罪学能够检查常常被忽视或被排除在传统关切之外的犯罪和危害,并说明它们的重要性、广泛性和普遍性。它突出了从地方到国家甚至到全球的单一的和复杂的环境损害状况,并与其他学术领域一起寻求证据和数据,提出建议和行动,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环境破坏的挑战,完善法律和政策。
  本节探讨了犯罪学中绿色视角的发展,回顾了影响绿色犯罪学理论形成的相关问题和创新思维方式,并提请注意新出现的特定方法。下一节将讨论绿色犯罪学的根源以及相关术语。接下来,我们将描述绿色犯罪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然后将转向绿色犯罪学研究的一些学术的议题(包括影响环境、人类、非人类动物虐待及对“动物”的犯罪和危害)。
  一、起源
  在印度,古代的宗教著作认为水是一种神圣的物质,水污染就是犯罪行为。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就有保护生物资源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法律。[6]因此,对环境破坏的认识和关注不是当代社会思潮的结果,而对环境退化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出现的反应则是犯罪学相对较新的看法。在犯罪学中,过去的研究已经涉及环境破坏、犯罪和受害等,[7]而社会学中的异常行为研究也提供了许多关于狩猎和偷猎活动的描述,这些活动可能是某些人生活中的日常行为,而在别人的眼中或被视为社会异常行为,或是事实上的非法行为,却得到其他人同意或被忽视。[8]
  在绿色议题的理论建构方面,主要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偏差理论”,其通过对标签、污名化等研究来思考物种主义、土著人待遇和环境不公正。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犯罪学则分析了强权主义和主流法治框架的偏见对环境剥削和不公正的影响。而女性主义犯罪学强调与对环境和其他物种的侵害有关的男性罪行和妇女受害。[9]
  其他还有一些创新思考,如比宾斯基和昆尼主张建立调解犯罪学,[10]即要求犯罪学观察和尊重冲突调解及冲突和解的力量,尤其是在处理不同群体的各自需要、相互需要及人权和环境权利相互交织的方面。[11]绿色犯罪学已经对犯罪学理论中的要素与其他一些新的要素进行了综合、建构和重新解读,显示出自己的新发展。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一下本文使用的定义。
  绿色犯罪学是一个研究框架,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英文世界,我们担心在翻译中可能会弄丢一些想法。因此,在本节中,概念被设计得尽可能准确地表达意义和想法。然后,我们从基本概念出发,介绍绿色犯罪学家对术语的争论和术语之间的细微差别。
  虽然我们在这里使用“绿色犯罪学”这个术语,但实际上犯罪学界对这个犯罪学子领域的名称并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皮卡(Pecˇar)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斯洛文尼亚破坏环境的犯罪形式,[12]以及与此相关的犯罪学和科学学的作用,[13]但因为没有翻译成英语,皮卡的文章没能形成国际影响。罗德里格斯·戈耶斯和索思的文章则描述了其他早期推动犯罪学的环境思维的作品的国际性和开创性贡献。[14]林奇于1990年在《绿色犯罪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视角》一文中首先使用了“绿色犯罪学”这一术语,并阐述了绿色犯罪学的范围和目的,称得上是“宣言”式作品。[15]随后的1998年,索思与贝宁主编的“绿色犯罪学”专题的文集得到广泛认可。[16]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其他文献讨论环境犯罪问题。事实上,考虑到自然科学的兴趣及政治关注和行动主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增长,犯罪学中出现一些绿色利益的关注者也是必然的,教师、研究人员和作家等从多个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想法,具体可以参见克利福德、爱德华兹、霍尔西和怀特、科泽·威尔逊、林奇和斯瑞特斯盖、索伦德、索思和沃尔特斯等人的著作。[17]其他术语,如怀特(White)的“生态全球犯罪学”概念,指的是“从生态学角度思考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犯罪学方法……这是一个表示环境关切的、包容性的……囊括多学科方法的……研究环境危害的定义”。[18]而沃尔特斯(Walters)指出,“生态犯罪”这个术语具有启发意义,能够描述“现行的环境犯罪的法律定义,也能对法律未必明确规定的那些环境危害进行社会学分析”。[19]其他的表述,如吉布斯(Gibbs)等人提出的“保护性犯罪学”,其主要观点是将犯罪学、刑事司法、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以及风险管理与科学决策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研究环境问题。[20]
  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术语,但目前看来,犯罪学家的研究中经常用于描述生态、环境、绿色犯罪或危害的还是“绿色犯罪学”这个概念,而且,它也被用来表述与物种主义和环境正义相关的事项。但是,使用“绿色”这个词也不是没有问题,林奇和斯瑞特斯盖就阐述了环境司法运动和企业对“绿色”定义的相互矛盾之处。[21]霍尔西也对绿色框架进行了探索,它有效地使该领域内经常讨论的问题概念化,让犯罪学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环境问题的关系。[22]
  布里斯曼认为,“绿色犯罪学”是否构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概念化“理论”一词。[23]索思早就提出:“绿色”只是观点而不是“理论”。[24]正如普利默对标签“理论”的批评作出的回应那样,这种概念分类“不应等同于理论或命题,而应被视为一种观点……能够拥有多种不同的理论立场”。[25]这种表述应该适用于犯罪学中使用的“绿色”概念的分类。实际上,绿色犯罪学作为一种视角或一个方向的想法已被证明是无可争议的,可以说,将绿色犯罪学作为“视角”来看待和处理有助于其未来发展,且需要更多的理论构建者、相关研究人员和学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协作。
  犯罪学家们已经提出各种类型的概念来加深我们对这些罪行和危害的理解,这不仅有助于总结和确定问题,有助于开展研究、制定政策,具有方法学上和目的上的意义,而且把一般的关注兴趣与真正的调查研究区别开来。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将探讨绿色犯罪学家们进行理论构建和方法选择的路径问题。
  二、方法和理论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探究,方法论是犯罪学家研究环境犯罪和危害时用以收集和分析研究数据时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主要根据犯罪学家所希望探索和研究的问题类型来选择。如“采用整体的方法,包括理论方法来研究过程,会影响研究的设计和执行,研究者也是通过这个角度来观察大千世界”。[26]
  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经常被用于指导理论选择的过程。因此,关键的方法可能与经济实力和研究动力有关。例如,对经济系统和经济发展过程(例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了解有助于分析环境损害,斯瑞特斯盖等学者就提出,踏车生产(ToP)理论[27]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肇事者、环境危害及其发生的模式和过程。[28]这一分析方法认为,国家和公司尤其应该对此负责并受到指责。
  绿色犯罪学家让那些造成生态退化和环境灾难的国家和企业的破坏行为和他们被忽视的责任公之于众,皮尔斯和托姆斯(Pearce and Tombs)的工作尤其具有影响力。他们描述和分析了化学工业的环境犯罪,将其概念化为“有毒资本主义”,同时探索了与化学工业相关的效益和危害的差异分布,突破了传统犯罪学重点针对街头和金融犯罪的模式,将化学工业犯罪问题化。[29]怀特将规则限制和环境损害归结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30]最近,鲁杰罗和索思(Ruggiero and South)研究了与经济犯罪有关的环境犯罪和危害,特别是与石油工业有关的犯罪行为,例如墨西哥湾2010年的BP灾难。[31]
  与批评路径的情形一样,建构主义者也倾向于使用通过话语和行为塑造社会观念的方式来建构理论。例如,怀亚特指出:一般而言,犯罪学与社会学都趋向于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并强调人类对所有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优越性。[32]因此,非人类的生物在本质上被视为“工具或仪器”,以最符合人类切身利益的方式使用。[33]由于受害者是从人类中心的角度来构建的,所以对生态系统和非人类物种的许多有害行为被合法化,并被忽略。分析布里斯曼和索思的“绿色文化犯罪学”的观点和社会观念就可以发现,其旨在将发展和工具与绿色犯罪学概念和思考方向结合起来,实现“绿色文化犯罪学”。[34]因此,绿色文化犯罪学的兴趣在于探索意义创造的社会过程,主张识别、抵制和标注环境危害。
  绿色犯罪学研究通常需要论证其问题的重要性,因此,绿色犯罪学家采用各种设计来收集他们的数据,比如调查、观察、实验(尽管这不常见)和利用现存资料等,大多数情况下,搜集到的数据都对论证有帮助,[35]然而,并不是所有被研究的问题和被关注的情况都那么容易获得数据。
  布里斯曼和怀亚特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环境犯罪或环境危害是“看不见的”,要检查和获取与健康、安全相关的事实充满各种挑战,想要揭示敏感的或隐藏的危害形式需要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36]人类学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常见的选择,可以得到大量且深入的信息,但是对信息的分析、解释和表述还是充满了挑战,沉浸其中会产生许多众所周知的方法和伦理困境。[37]定性方法则包括可视化分析或进行深入的人类学研究。[38]
  基于方法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回顾一下绿色犯罪学学术的、广泛的、实质性的议题,包括犯罪和对环境、人类、动物的危害等。
  三、绿色犯罪学研究主题
  人类实施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不管是个人干的还是集体干的,也不管是因为必需还是傲慢或贪婪,总有无数的种类并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这些正是绿色犯罪学试图揭露和分析的问题。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绿色犯罪调查的一些常见主题:(1)气候变化;(2)粮食和农业;(3)废弃物;(4)动物虐待;(5)环境正义和环境受害者或被害人。
  (一)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及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虽然气候变化及其原因仍然存在争议,[39]一直以来,绝大多数人仍然把能源消耗作为主要原因。富裕的消费群体破坏环境平衡给贫穷群体带来社会和经济负担,引发国际和国内的不平等。一些犯罪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将会刺激一些深层次的犯罪活动,而阿格纽认为,气候变化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微观和中观的犯罪学理论来分析的,例如压力和社会控制等。克拉默则认为,气候变化的概念化就是宏观层面的国家和企业犯罪。换句话说,如果说阿格纽的重点是气候变化如何为个人犯罪创造了“新”的原因或加剧了“老”的原因(例如应变和压力),可以说克拉默就是把气候变化的不可改变和监管失败归结为国家和企业犯罪。[40]
  (二)食品与农业
  食物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对生命至关重要。食物也像其他贵重物品一样,在非法活动中也能像在合法市场上一样获取价值。食品的生产、制造、加工以及销售和销售方式(各种尺寸和形式)都可以吸引不同类型的犯罪和有害活动,如食品欺诈、食物掺毒、违反食品标签法律、非法贸易和非法定价等等,此外还有食品劳动剥削和涉及食品的金融犯罪。[41]唐纳迈耶就讨论过粮食和农业的犯罪问题及农村绿色犯罪学问题。[42]
  沃尔特斯对粮食短缺和世界饥饿问题进行了研究,[43]他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测试转基因食品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风险;探讨对转基因以及其他生物技术行业的垄断;研究食品市场控制计划中的国家——企业勾结以及企业控制食品的潜在危害问题;甚至思考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的边界问题。
  (三)废弃物
  有组织犯罪经常染指公共服务的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废弃物处理和建筑施工与维护的过程。塞尔吉和索思认为这往往导致腐败、污染,包括有些完成或半完成的项目都是不适宜的甚至危险的。[44]鲁吉罗和索思把这样的非法服务描述为“脏领犯罪”。由于规范和法律的“宽松执行”,这种犯罪企业不断蓬勃发展,[45]有合法市场的地方,往往也会有一个非法市场。众多的研究者探讨了有组织犯罪在废弃物处理中的作用,比斯乔普考察了跨国法律环境中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合法性。他特别侧重于动机研究,推崇社会和法律控制措施,阻止有问题的电子垃圾处理方法。[46]
  萨斯则在他以往的工作中调查了产生有毒废弃物的合法工业与这些公司为促进非法处置所采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公司行为者有意识地或以其他方式从有组织犯罪的关系中受益,并驳斥了“无知”和“无能为力”的普遍借口。[47]布拉克利用日常行为理论来研究有组织犯罪参与纽约和海地的非法废弃物处理的情况,并描述了对废弃物处理企业的监管困难和失败——这为有组织犯罪打开了大门进而使情况更加恶化。[48]多恩及其同事审视了欧洲有害废弃物管理实践的脆弱性,[49]从而表明有组织犯罪对环境危害的影响是国际层面的问题。鲁吉罗和索思重点关注了2008年夏季达到顶峰的那不勒斯垃圾危机的犯罪和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描述了企业和有组织犯罪在消费者群体无法处理大量废弃物留下的真空中发现的机会。[50]
  (四)非人类动物虐待
  发展绿色视角的犯罪学的中心主题之一是提高对非人类物种的危害和犯罪行为的认识。[51]非人类动物问题成为绿色犯罪学关注的话题,其理由包括:人对动物的道德责任;动物伤害是社会暴力水平的指标;动物伤害已经成为司法系统处理的主题,等等。
  人类创造“物种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类对非人类物种的贬低和不公平,表明了人类对非人类动物漠不关心、缺乏同情和正义。贝尔尼在早期的研究中探讨了与动物有关的、引起的物种主义的犯罪学问题。[52]后来,他又提出了“杀害动物”这个概念,用以指代“造成动物死亡的多种人类行为”。[53]在其他文献中,贝尔尼也重点关注物种之间攻击的犯罪学概念化,并主张在犯罪学中拒绝物种主义。[54]女性主义者的政治观点在有关动物权利的社会运动中也得到重要检验。[55]
  莫雷托及其同事指出,在犯罪学和社会学学科中,虽然偷猎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异常行为来研究,但从历史上看,研究重点在于偷猎作为狩猎与其他休闲活动相比的破坏形式,而不是出于对动物、生态系统或环境的保护和关注。[56]库克等人称,“与其他罪行相比,对野生生物的一般犯罪行为通常不太被人关注”。[57]直到最近,野生动物作为活体或“获取的部分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但是,随着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范围、程度和地域的扩大,随着野生动物贩运与恐怖主义活动关联的出现,出于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关切,犯罪学需要日益关注偷猎、动物贩运及与此相关的动物虐待。大多数情况下,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偷猎、贩运和逃避监管或执法三个方面。[58]怀亚特对野生动物的贩运进行了重要研究,[59]他还研究了俄罗斯及其他地区市场在遏制非法贩运和动物非法贸易方面的执法工作。[60]
  (五)环境正义与环境被害/被害人学
  虽然绿色犯罪学研究的重点路径是遵循批判犯罪学研究罪犯和犯罪行为的传统,但绿色犯罪学必然会涉及对环境的多种影响,会涉及环境、非人类和人类受害者等,其中包括两个相互重叠的主题:环境正义和抵制贫困社区破坏环境平衡以及对环境受害者的研究和对环境司法框架的批评。
  1.环境正义和抵制环境损害破坏平衡的影响
  环境正义在犯罪学以外已经有悠久的研究历史了,相关文献也很多。布拉德的开创性研究就是探讨污染模式。[61]
  有限制的住宅地往往成为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业,例如垃圾场、危险废弃物填埋区、焚烧炉、冶炼厂、造纸厂、化工厂和一系列的其他污染行业的歧视性选址目标,这些行业一般都利用黑人社区经济贫困、政治无能、缺少抵抗能力的状况,在黑人社区发展各种有毒行业。
  因此,黑人社区出现了环保行动,他们采用民权、反战和反核运动的策略,甚至社会和环境正义的呼唤也已经成为网络活动家广泛从事“反毒斗争”的一部分。正如霍福利奇特所解释的那样,环境正义关系到社会转型,旨在满足人的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其关注的是经济平等、卫生保健、住房、人权、物种保护和民主、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问题等,同时与其他社会不公现象,如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失业、城市恶化以及企业活动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等密不可分。[62]
  关于环境正义的一些作品已被纳入绿色犯罪学文献,例如,西蒙强调阶级权力在大型跨国公司探索环境犯罪模式方面的重要性。[63]虽然对环境非正义的大量研究侧重于社区居民的肤色,但其中一些研究特别注意环境危害对低收入社区和无权受害者的不同程度的普遍影响。[64]
  2.环境受害者研究
  威廉姆斯指出,新兴和不断增长的环境正义运动为探索环境受害等方面提出了一个“概念起点”,并提出了“环境受害者学”的需求。[65]威廉姆斯的文章是关于环境受害者的开创性研究,是不同于环境正义方法的独立研究领域。它描述了对环境正义运动的限制,特别是对受害的主观定义,对权力的假设,以及对团体认同的理想认识。斯蒂芬斯的文章也考虑到环境正义框架的问题和限制,批评了西方的环境正义运动的定位和取向,并在全球环境正义运动中审视了儿童和儿童叙述的存在及这种叙述的缺失。[66]
  四、回应环境危害
  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指出了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对环境犯罪的反应的不足和局限,但并不是所有这些文献的作者都将自己描述为“绿色犯罪学家”,不过他们都承认对改善这一领域的政策和实践方面有共同的关注。德普锐斯在其早期的文献中认为,应当考虑设立专门法院来处理环境犯罪,否则起诉环境犯罪的方式可能会受法庭各种因素的影响。[67]斯德和埃蒙斯检视了刑事司法系统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68]而杜雷斯则质疑刑法和法庭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功效。[69]布拉克探讨了打击跨国环境犯罪的各种做法,[70]海曼和布拉克则提出了跨界环境犯罪分类的定义和类型。[71]
  执法机构和执法者在预防和起诉环境犯罪方面的研究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常见,这也许与获取研究资金的困难有关。但也有文献对执法机构和实务操作提出自己的见解和预防犯罪的战略。[72]
  绿色犯罪学家采用不同的框架,扩大了对环境犯罪和环境危害的社会和法律应对措施的探索,斯特瑞斯盖、埃利奥特、格林、马雷斯、沃尔特斯、布里斯曼、慈安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73]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成果都发现:法律和司法往往是有偏差的,厉害的罪犯总是设法拒绝可能适用于他们的刑事定义,并且还将避免承担因违反环境法规的任何费用(包括产品和工人的安全标准),[74]为此,各国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劝诫立法委员和法院,明确环境损害规范或法律,制裁因损害经济发展和稳定进而损害经济形势和稳定的全部行为。虽然所有跨国公司、其他企业甚至国家都在努力构建公共和社会意义的“绿色”,[75]但关于犯罪的法律和政策界定往往最终反映出那些握有权力的人的利益。他们是社会的精英,而他们的少数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系统还是造成了不少的环境危害。
  五、结论
  正如论文试图证明的那样,绿色犯罪学侧重于阐明不同类型的环境危害,描述其时间和地域范围,并严格分析这些危害的原因和后果,同时也讨论监管机构、刑事司法系统、个人和组织如何应对这种危害。[76]环境状况影响今天和未来的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数量,与水、食物和移民有关的犯罪是每个时代不安全的信号。[77]媒体在呈现、报告和想象环境危害和犯罪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反映和预测环境问题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媒体本身作为研究的渠道方面。[78]如其他文献所提到的那样,绿色犯罪学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所有物种乃至地球面临的核心挑战,[79]突出社会和环境正义的问题,并提请注意失败和补救的需要。最为关键的是,“绿色”的观点意味着犯罪学在这些问题上不再沉默。

【注释】
  [1]White, Rob.2003.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criminological imagination.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7(4):483-506.
  [2]Jarrell, Melissa L., Michael J. Lynch and Paul B. Stretesky.2013.“Green Criminology and Green Victimization.” Pp.423-44 in B. Arrigo and H. Bersot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Crime and Justic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3]Lynch, Michael J., Michael A. Long, Kimberly L. Barrett, and Paul B. Stretesky.2013. Matter in the Analysis of Global Ecological Harm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3(6):997-1016.
  [4]Lynch, Michael J.1990. The greening of criminology: A perspective on the 1990s. Critical Criminologist 2(3):1-4;11-12.
  [5]Rodríguez Goyes, D and South, N.2017.‘Green criminology before ‘Green Criminology’: amnesia and absences’, Critical Criminology; South, Nigel, and Piers Beirne, eds.2006. Green criminology. Aldershot, UK: Ashgate; South, N and Brisman A (2013 b)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reen criminology. Nigel South and Avi Brisman, eds. Pp.317-330.
  [6]Alvazzi del Frate, Anna, and Norberry, Jennifer,(eds)(1993) Environmental Crime, Sanctioning Strateg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me: UNICRI and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Publication No 50.
  [7] South, Nigel.1998. A green field for criminology? A proposal for a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2):211-233.
  [8]Brisman, Avi.2015. Environmental Harm as Deviance and Crime. In Erich Goode, ed. Wiley Handbook on Deviance, Pp.471-87. Hoboken, NJ: Wiley.
  [9]Sollund, Ragnhild.2013. The victimization of women, children and non-human species through trafficking and trade: Crimes understood through 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In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reen criminology. Nigel South and Avi Brisman, eds. Pp.317-33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aarder, Emily 2011. Women and the animal rights movemen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Lane, Pauline.1998. Ecofeminism meets criminology.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2):235-248.
  [10]Pepinsky, Hal, and Richard Quinney (eds.)1991. Criminology as peacemaking.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McClanahan, Bill, and Avi Brisman.2015. Climate Change and Peacemaking Criminology. Critical Criminology 23(4):417-31.
  [11]Brisman, Avi.2014.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rights. In Gerben Bruinsma and David Weisbur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Vol.3, Pp.1344-45.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South, Nigel, and Avi Brisman.2013. Critical green criminology,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crimes of exploitation. In Simon Winlow and Rowan Atkinson, eds., New Directions in Crime and Deviance, Pp.99-11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2]Pecar, J.1981.“Ekolo?ka kriminaliteta in kriminologija,” Revija za kriminalistiko in kriminologijo,34(1):33-45.
  [13]Eman, K., Me?ko, G. and Fields, C.B.2009.“Crimes against the Environment: Green Criminology and Research Challenges in Slovenia,” Varstvoslovje,11(4):574-92.
  [14]Rodríguez Goyes, D and South, N.2017.‘Green criminology before ‘Green Criminology’: amnesia and absences’, Critical Criminology.
  [15]Lynch, Michael J.1990. The greening of criminology: A perspective on the 1990s. Critical Criminologist 2(3):1-4;11-12.
  [16]South, Nigel, and Piers Beirne, eds.1998.‘For a Green Criminology’. Special issue of Theoretical Criminology,2,2.
  [17]Clifford, Mary, ed.1998. Environmental crime: Enforcement, poli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Gaithersburg, MD et al., eds.1996.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Criminalit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New York: Garland;Halsey, Mark.2004. Against “green” crimin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4(4):833-853;Koser Wilson, N.1999.“Eco-Critical Criminology - An Introduction,”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view,10(2):155-160;Stretesky, Paul and Lynch, Michael (200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 and homicide’, 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155(5):579-82;Sollund, Ragnhild, ed.2008. Global harms: Ecological crime and speciesism. New York: Nova Science;Walters, Reece.2004. Criminology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4(2):151-167;Walters, Reece.2006. Crime, bio-agricultur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hunger.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6(1):26-45.
  [18]White, Rob.2010b. Globalisation and environmental harm.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arm: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s, Rob White, ed. Pp.3-19. Cullompton, UK: Willan;South, Nigel.(2016)‘The contested planet: global green criminology,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the world’ in A. Spapens, W. Huisman and R. White (eds) Environmental Crime in Transnational Context, Farnham: Ashgate.
  [19]Walters R (2010) Eco crime. In Muncie J, Talbot D and Walters R (eds) Crime: Local and Global:173‐208. Cullompton: Willan.
  [20]Gibbs, et al.2010. Introducing conservation criminology: Towards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on environmental crimes and risk.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0(1):124-144.
  [21]Lynch, Michael J., and Paul B. Stretesky.2003. The meaning of green: Contrasting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7(2):217-238.
  [22]Halsey, Mark.2004. Against “green” crimin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4(4):833-853.
  [23]Brisman, Avi.2014. Of Theory and Meaning in Green Crimi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e, Justice and Social Democracy 3(2):22-35.
  [24]South, Nigel, and Piers Beirne, eds.1998.‘For a Green Criminology’. Special issue of Theoretical Criminology,2,2.
  [25]Plummer K.1979. Misunderstanding labelling perspectives. In Downes D and Rock P (eds) Deviant Interpretations: Problem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26]White, R.,& Heckenberg, D.(2014). Green crimi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ar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7]“踏车生产理论”即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Theory,缩写为ToP,由Allan Schnaiberg 提出,是理解二战后环境生态灾难、环境破坏和危害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在环境社会学中,它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方法,成为北美环境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绿色犯罪学家把该理论引入环境犯罪领域。ToP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性生产方式,伴随着产品生产过程的是生态破坏加剧的过程。——译者注
  [28]Stretesky, P. B., Long, M.A.& Lynch, M.J.(2013). The Treadmill of Crime: Political Economy and Green Criminology. Abingdon, U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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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维·布里斯曼(Avi Brisman),美国东肯塔基大学司法与安全学院司法研究系助理教授,博士;纳吉尔·萨斯(Nigel South),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与犯罪学中心教授,博士;徐永胜,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更新日期: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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