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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性事实在刑事责任赋予中的意涵

——以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难题为例

王志远 杜 磊

【摘要】 一般情况下的刑事责任赋予都是以实在论事实作为基础的,但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如果一味坚持实在论事实观会导致“(实在)犯罪事实=应受刑法谴责”这种一般等式关系断裂,因而无法合理论证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而在这一难题解决过程当中,评价性事实观代替实在论事实观已经成为理论上的现实。不同于客观实在的犯罪事实,评价性事实的主要特点在于将前者意义上的“无”评价为“有”。为防止肆意归罪,“相当性原则下的紧密因果关联”是可兹凭借的评价标准。
【关键词】 评价性事实;实在论事实;相当性;紧密因果关联

众所周知,刑事责任的赋予,在前提意义上要求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处罚条件。对这里的案件事实,刑法理论和实务上往往都是在客观实在意义上予以把握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文中根据需要有时简标“同时存在原则”)的常识化坚持。因为就一般生活常识观念而言,如果行为时没有应受谴责的罪过,或者说仅存在单纯的罪过而没有客观的外在表现,都不会被接受为“犯罪事实”。由于一般生活常识观念中的“事实”属于经验事实[1],而经验事实鲜明地具有客观实在的色彩[2],所以,对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常识化坚持是刑事责任观念中“实在论事实观”的集中体现。如果这一前提性说明能够被接受,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作为刑事责任赋予前提要素的“犯罪事实”作“实在论”的理解是不是妥当?是不是绝对有利于对犯罪的公正评价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将以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难题为范例展开反思,进而提出“评价性事实”这样一个概念,尝试更好地解释问题并利于司法实践。
在开始研讨之前,我们需得提请读者注意,为言说方便之故,本文所称的“原因自由行为”被限制于行为人有责任地使自己陷入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并故意利用这种状态实施犯罪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通论的原因自由行为定义[3]。
一、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难题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定义,学界不存在什么争议,并且支持原因自由行为应予处罚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因为从一般人的感情来看,由于醉酒、吸毒等一时性地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时,其所实施的危险行为,仍然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而且,从实证学派的观点来看,为了防卫社会,对于具有侵害性、危险性的原因自由行为也应当予以禁止。{1}15然而,现代刑法责任主义原则要求行为人在实行行为之时应当是自由的,只有行为人能够避免犯罪却又执意实施犯罪时才能对行为人科处刑罚。如果行为人行为时不具有责任能力,那么行为人就不是刑法意义上自由的人,因此不能被认为是犯罪。这种原则被称为“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如果严格坚持同时存在原则,如何理解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就存在问题,因为虽然行为人在实施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行为”时是自由的,但是其在实施直接导致法益侵害的行为(结果行为)时却处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正是因为原因自由行为所具有的这种“行为与责任不能有效符合”的现实状态,如何把握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就显得非常棘手但又富有吸引力,它也就成为了学者们在原因自由行为问题上的核心争论点所在。
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而言,我国刑法学界对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构造的现有研究几乎都是针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实行行为”,在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围绕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坚持或否定展开的,因此可以界定出“坚持同时存在原则的立场”与“修正同时存在原则的立场”的两派争论(以下分别简作“坚持论立场”和“修正论立场”)。
1.坚持论立场
持此种立场的学者认为,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作为责任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现代刑法的核心所在,如果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的例外性,则无法保障刑法理论体系内部的协调。在原因自由行为中,最终决定行为人应当被处罚的不是最终直接引起了危害结果的结果行为,而是之前导致行为人陷入了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行为。因此,具备了主观可责心态的原因行为才具有实行行为性。上述立场的关键难题在于,原因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的类型化特征。“一种为了在以后进行侮辱或者性强制的故意自我喝酒,从其自身方面来说,就还不是一种性强制,并且就还不能因此导致根据这样的行为构成来进行刑事处罚。”{2}601更通俗的例证是,即使行为人是为了利用自己无责任能力状态去杀人而喝酒,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讲,把单纯的喝酒行为径直评价为杀人实行行为的结论也是甚为可疑。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坚持论立场又可以进一步分化为“构成要件模式”和“实行行为与未遂分离模式”。
构成要件模式,又被称为间接正犯类似说,一直以来在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界定问题上占据通说地位,它将原因自由行为与间接正犯相类比,如果说一般的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为犯罪工具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则是利用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以实现犯罪,也就是故意利用自己之无责任能力行为为工具,以实现其已经有预见或者能预见的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原因自由行为本质上应属于间接正犯的一种形态。既然间接正犯的处罚不成问题,作为其特殊形式的原因自由行为,亦得处罚。{3}237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坚持论立场对实行行为定型化作用的破坏,但也并非完全周延:首先,关于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到底是利用行为还是被利用行为本身也仍存在争论;{4}109-114其次,这种理论只能对“陷入完全无责任能力之下的故意犯罪”情形下的原因自由行为提供论据,无法说明陷入限制责任能力之时的犯罪。{5}245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间接正犯所强调的“控制因素”在这里似乎被忽略了:如果行为人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完全不可能导致威胁法益的结果行为发生,仍被论以犯罪未遂是否妥当呢?这一疑问并没有被有效应对。由此看来,坚持论立场下的“构成要件模式”的理论增益是非常有限的。
采取“实行行为与未遂分离模式”的学者在实行行为外又创建了一个未遂行为的概念,试图解决上述难题。与传统观点将“实行的着手=实行行为=未遂犯成立”视为当然之前提不同,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实行行为作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具有抽象的危险性,即行为自身的危险性,而对未遂行为进行处罚的依据不是行为自身的危险性,而是行为导致既遂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因此,实行行为与未遂行为就未必是相同的……就同时存在原则而言,责任能力和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并不是指责任能力和未遂行为同时存在,而是与具有一般危险性的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只要在实行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就可以认为符合责任原则的要求。{6}56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原因行为并不是作为未遂行为的实行行为,而是对结果具有一般危险性的实行行为。这个实行行为与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广义的相当性,是作为因果关系判断起点的行为……由于原因行为和结果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同时在原因行为时行为人又具有完全责任能力,所以从因果关联和责任关联两个方面可以说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7}163-183因此,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将原因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并不存在提前认定未遂的危险。虽然这种观点可以进一步解决坚持论立场所面临的“未遂处罚范围难题”,但是也引发了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会导致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在构成要件上的客观区别被主观化和暧昧化,{8}295实行行为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其次,这种观点在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内创造出了两个实行行为概念,一个是具有一定危险性,作用于犯罪成立的实行行为,另一个是具有导致结果的具体危险性,作用于犯罪未遂成立的实行行为,如果仅运用于原因自由行为和间接正犯,这种区分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区分就显示出将一个自然行为在犯罪发展程度意义上作切割的色彩,难言妥当。
2.修正论立场
持这种立场的学者对原因自由行为问题讨论中,是否有必要坚持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质疑。例如日本学者佐伯千仞指出,在解决原因自由行为的问题时,必须保持构成要件——实行行为的客观明确性;责任是行为的非难可能性,责任能力、故意、过失只不过是非难可能性的大致上的推论依据,而不是责任本身;因此,可以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实行行为是无责任能力时的举动,在此之前的行为人的意思态度具有非难可能性。{8}308陈兴良教授则更为直接地认为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此即“例外说”。其理由在于,之所以确定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是为了防止客观归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的立场。但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并不违背原则设立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9}331西原春夫教授也认为,至少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责任能力在实行行为之时不存在也是可以的,只要在行为之时存在就够了。{10}130然而,根据成文法主义的传统,为了秉承原则的一贯性,并不会随意承认原则的例外,因此“例外说”并不被多数学者所赞同。
西原春夫教授以“意思决定”为基点论证认为,责任能力至少在做出实施行为的意思决定之时就已经成为问题了。在这种形式之下,责任能力仍然是与意思决定相关联的……而行为则是在意思决定之后对意思的实现过程。由此,就可做出如下两个推论:第一,对于行为的责任能力,只要在作出实施特定行为的最终意思决定之时存在即可;第二,对于某种行为的责任能力,并非在这个违法行为本身开始之时,而是在包含着这个违法行为的整个行为开始之时存在即可。{11}138这种观点将同时存在原则中的“行为”扩大解释为除了实行行为之外的预备行为等意思决定之后的意思实现过程,因此也被称为“扩张模式”。仅就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而言,扩张模式似乎可以实现逻辑上的自洽,然而其对于坚持论立场下所面临的“未遂处罚范围难题”同样没有给予合理的解决。此为其不合理之一;其二,把先前行为与这种结果之间的因果性联系看成是归责的基础,使得故意和过失丧失了与构成行为的关系,并且不再能为构成行为的罪责可谴责性提供基础;因此,它们就作为单纯的有错误的态度和看法而令人难以把握。{2}600
综合以上论争,我们发现传统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上的关键难题有二:(1)如何化解原因自由行为犯罪的处罚必要性与同时存在原则之间的矛盾;(2)如何维护实行行为定型性。上述诸观点在这两个问题上均存在这样那样的论证缺陷,从而导致了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构造难题上的争论不休,而犯罪构造上的难题始终在干扰着人们对原因自由行为处罚根据的认识。同时,已有的理论也没有直接涉及到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情况下行为人主观心态的把握问题,但其潜在的意涵却似乎是说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其原因行为可能导致结果行为并引发侵害法益的可能,并且主观上抱有希望或者说追求的态度,对行为人主观上就应当论以直接故意。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是非常粗疏并且不合理的,即只看到主观上的实在心态而无视行为人对最终结果发生的实际支配力的刑事归责是不适当的。对此,美国刑法学者保罗·H·罗宾逊曾举例论证指出,只有他(行为人)不能为先前存在的无责任能力状态留有余地时,行为人才可能有着实施犯罪的可责心态。{12}642
二、评价性求解:基底事实观的转变
(一)实在论事实观视域内的等式断裂与评价性重建的理论趋势
从上述理论梳理中能够看出,之所以会出现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难题,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这一问题很难在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之下作出合理的逻辑解释。而如果我们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即原因自由行为的事实构造与一般犯罪的事实构造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对于上述难题的形成具有更为基底性的推动作用,进而左右着相关的争论与立场的展开。一般情况下,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所接受的客观犯罪事实可以成为刑事责任赋予的直接基础,从而在客观实在和犯罪性评价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条件的等式关系,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这一前提下,(实在)犯罪事实=应受刑法谴责。如行为人故意向被害人开枪射击致其死亡,故意开枪射击行为的客观存在就直接地意味着行为人的应受谴责性评价成立。实际上,古典学派构成要件体系的构建,其原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上述等式的两端对等起来,经过构成要件筛选的,客观实在的犯罪事实只不过是评价性意义上应当处罚的另外一种表述:对是否属于实在意义上的犯罪事实的肯定或者否定,即意味着对评价意义上是否应受刑事谴责的肯定或者否定。
然而上述等式关系在我们试图予以犯罪化的原因自由行为场合却显然遇到了障碍。在原因自由行为中,“结果行为”直接现实地侵害到了法益,但它显然不能按照上述等式径直被评价为“实行行为”,因为这种结果行为是在行为人不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甚至根本就不是客观实在意义上“犯罪行为”;虽然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原因行为”是行为人自由意志选择的,但是其在客观实在意义上不具备典型构成要件行为的形式化特征,所以也不能径直被评价为“实行行为”。缺少了“实行行为”的犯罪只能被评价为犯罪预备,但这又显然不能满足刑法谴责的实际需要。如行为人出于希望利用自己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去杀害被害人的心态饮酒,且行为人陷入有危害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的可能性极高,被害人逃脱的可能性极低,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如被告人预期的那样发生了,那么行为人仅被论以杀人预备就是不妥当的了。于是,以实在论事实考量为基础的上述评价等式关系,在原因自由的情况下被其客观事实构造上的特殊表现打断了,从而出现了在实在论意义上“犯罪事实≠应受刑法谴责”的状态。
行文至此,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性构造问题上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就展现了出来,这就是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与犯罪事实评价上的实在论事实观之间的矛盾。正如佐伯千仞所言:“原因自由行为存在着一方面近代责任原理的绝对要求(即犯罪行为和责任同时存在)与另一方面罪刑法定主义(即构成要件)要求的犯罪行为成立的明确性之间的矛盾。”{8}295某种意义上说,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就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在坚持予以刑事处罚的前提下,同时存在原则和实行行为的客观明确性在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实际上是不能兼顾的,因为上述评价等式的断裂正是由于我们对犯罪事实的实在化考察造成的,而且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法在客观实在论意义上实现上述等式关系的重新建构。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我们仔细品味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构造上的“坚持论”和“修正论”两种立场下的诸具体观点,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尝试着“评价性事实”这一路径。具体而言,这种路径就是将客观实在意义上不存在的犯罪事实在评价意义上予以确认,从而在评价意义上重构“犯罪事实=应受刑法谴责”的附条件等式关系。这似乎表明了一个具有必然性的理论走向,即为了使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启动并且处罚结论能够符合人们的法感情,只能放松犯罪事实认定上对客观实在主义的坚守。然而,坚持论者和修正论者在予以评价性认定的犯罪成立要素选择上明显产生了分歧:坚持论者坚持同时存在原则的客观实在论理解不能动摇,但放松了对实行行为客观明确性的要求;而修正论者则坚守实行行为的明确客观性阵地,转而评价性地理解同时存在原则。但无论评价性地理解“实行行为”还是“同时存在原则”,实际上都是对犯罪事实的评价性认定,这与客观实在意义上的犯罪事实考量存在决然的不同。
由此,在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理论中,与传统犯罪事实认定的“实在论事实观”存在明显差异的“评价性事实观”就展现了出来。这种犯罪事实认定的评价性观念基底并非空穴来风,它只是没有被刑法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研究而已。实际上,法理学上早已经对事物的评价面和客观实在面进行了区分,评价性事实就是以对实际发生事实的评价面代替其客观实在面去认定法律事实性质的理念。在思想渊源上,这样的理念来源于由英国语言哲学家G. E. M·安斯库姆和美国语言哲学家J·R·赛尔提出的“制度性事实”这一概念。他们将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类,纯物质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制度性事实作为与纯物质事实不同的事实,它应当被如此描述: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者其结果的事实,制度性事实都是可被表述为正确命题的事实。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正确,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状况和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基于人类惯例和规则的事件。所以,事实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才有意义,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13}311因此,正是由于对制度性事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与他相关联的规则而不是其物质性的一面,那么以事物的规则评价面为其定性标准的评价性事实才有存在的可能性。
根据赛尔的观点,制度性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广泛地存在着,以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接触到的是事物的社会规则意义,即制度性事实;而不是其本体意义,即纯物质性事实。{14}5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所关切的并不是事物的本体意义,而是其社会规则意义,因此法律所关切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制度性事实。20世纪诞生的制度法学派即是以制度性事实为本体论发展起来的法学流派,在制度法学派看来,法律制度的研究应当遵循制度性事实的基本规律,制度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魏因伯格认为,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的事实:它们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构成物,同时也是作为社会现实的要素而存在。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规范的精神构成物而且同时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得到承认。{12}311既然法律制度所关切的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那么对于这些事实来讲,其作为规范精神的构成物,即其评价方面就应当更被我们所重视。
虽然在以罪刑法定为黄金原则的现代刑法实践当中,我们很难赞同制度法学派将事物的评价面摆置在较事物的客观实在面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这样一种观点,毋宁说一般而言前者必须在后者的允许范围之内发挥作用。但是当事物的客观实在面考量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已经难以满足刑事谴责的现实需要时,上述原则就应当做出适当的退让,以保证刑法规制机能的实现。具体到原因自由行为的场合,当事实客观实在面考量下实行行为和责任没有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点,或者不存在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实行行为时,评价性事实观的启示作用就在于,我们应当在事实的规范评价面向上认可犯罪事实的存在,以满足社会一般人的法感情。这实际上正是上述坚持论和修正论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评价性事实观代替实在论事实观的根本合理性所在。
(二)评价性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
如上所述,如果在客观实在意义上考量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并将其作为刑事责任赋予的前提,我们对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化实际上很难获得有效的合理性证成。而西原春夫教授在修正论立场下将“同时存在”中的“实行行为”扩张解释成“行为”,实际上已经转向了评价性事实观,放松了对原因自由行为事实构造上“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客观化坚持。对于这种观点,坚持论者以应当坚持责任主义为理由而坚决反对;而修正论者则从责任的实质内容出发加以辩护。在我们看来,考虑到同时存在原则存在的思想基础,放松对“同时存在”之客观实在意义的坚守是具有可行性的。同时存在原则的要求实际上来源于“心理责任论”的责任本质观立场。所谓心理责任论,是以并且只以行为人纯粹的心理活动作为行为人的责任依据,集中体现了犯罪事实认定的“实在论事实观”。这种责任认定观念受到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深远影响。在实证主义哲学看来,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客观化事实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反对讨论客观化事实之外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超出人们认识能力之外的、形而上的。{14}25-33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评价性的因素在刑事责任赋予中的作用和意义被无视了,事物的客观实在面成为了刑事谴责的唯一基础。正是在这种以客观化事实为唯一基础来认定犯罪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法律的非难是对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态的否定,而不是对行为人一贯品行的否定,同时存在原则才应运而生。{15}161这里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中的责任,只是客观实在意义上纯粹心理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因此,“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实际上是“行为与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活动同时存在”。
但是,随着新康德主义将价值评价重新引入到犯罪评价体系当中,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心理责任论逐渐被人们所摒弃。在新康德主义看来,存在中不可能产生当为,责任作为刑事责任赋予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是一种评价,其认定所涉及到的是一个更高的价值标准,而不是或者不只是行为人行为时故意或者过失这种客观存在的心理活动。质言之,事实的评价面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认知行为当中。正因为此,以评价意义上是否有非难可能性作为责任内容的“规范责任论”被人们所接受。在规范责任论看来,客观实在论意义上的心理故意和过失只是归责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其中一个判断要素,更多的规范性要素被纳入到了责任的判断过程中。如此一来,既然责任判断中能够和行为同时存在的纯粹的心理上的故意和过失失去了其在责任判定中的独占地位,那么同时存在原则的基石就被动摇了。
但是这种动摇却并不必然导致放松对同时存在原则的坚持。有观点认为,虽然在责任的认定中,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事实评价面的重要作用,以规范责任论代替了心理责任论,但是这种规范责任论是对在心理责任论基础上归责范围的限缩[4],如果在心理责任论中坚持同时存在原则,那么在规范责任论中更应当坚守同时存在原则。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评价性要素在责任赋予中的限缩功能,却忽视了这个过程中也会存在扩张的可能[5]。限缩责任赋予范围是传统意义上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导向的责任主义的志趣所在,但是随着刑法机能的多元化,代表了人权保障机能的责任主义不断受到挑战。实际上不仅是责任主义,刑法机能的多元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几乎所有的传统刑法原则的不断退让,正如劳东燕教授所言:“随着控制风险以安抚公众成为压倒性的政治需要,刑法逐渐蜕变成一项规制性的管理事务。作为风险控制机制中的组成部分,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而主要是为了控制风险而进行威慑。在威慑成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时,传统刑事责任原则所构建的防线便很难再全面把守。突破原则的做法变得司空见惯……”{16}158
具体到责任主义的问题上,在许多时候,为了兼顾责任主义和刑事政策的要求,只能采取所谓的“技术性方案”,这就导致了对传统意义上责任主义的坚持变得摇摇欲坠。例如车浩教授在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论述中就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责任主义,其责任概念是围绕着客观化的罪过概念构建起来的,但是只有既包含客观化的罪过又包含了预防机能的责任概念才能将评价性的要素纳入到刑事责任的赋予当中,这种在技术上协调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做法,其目的在于不放弃责任主义的同时,也满足有效威慑犯罪的一般预防要求。{17}30-31也正是这种“技术上协调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情形在刑法中不断的出现,传统意义上责任主义的阵地也不断失守。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评价性要素就站在了与传统的责任主义相对立的立场上,相比较于单纯的心理责任扩张了刑事责任的赋予范围。
如此一来,在心理责任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存在”理解就显得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了,进而,“同时存在”这一犯罪事实要素的评价性认定也就成为可能。实际上,在事实评价面上理解和认定“同时存在”在逻辑上往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决定于评价性事实的特点,刑事责任认定过程中的评价性考量因素——如期待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等——都没有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绝对必要,有时候这种评价性要素也无法在客观实在意义上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6]。但是这些因素毫无疑问也都是责任的内容,因此我们只能将这种事实上没有或无法确定,但在评价意义上“存在”的事实因素解读为与行为同时存在。
综上所述,在犯罪事实认定过程中重新考量评价性要素不仅可以对责任赋予起到限缩作用,也可以起到扩张效果。对后者的认可使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评价性认定成为现实: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如果能够根据行为人原因行为时的主观心态以及其他的一些评价性要素推论出行为人结果行为时的非难可能性,那么即使实在意义上行为与责任并不同时存在也可以予以归责。
(三)评价性的“实行行为”
与上述责任主义的评价性理解之发展历程类似,现代刑法中的“实行行为”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客观实在实行行为→评价性要素引入→评价性要素扩张”的过程。同样地,实行行为概念中“评价性要素”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事实的评价面和客观实在面一直对立的统一存在于犯罪事实之中,评价性事实观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仅在于对事实评价面的重新正视。而实际上,不只是在原因自由行为当中,即使在整个犯罪论体系之下,实行行为概念的评价化走势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高桥则夫教授所言:“实行行为概念的确定正是犯罪论的中心任务。那么,根据将实行行为理解为该当与构成要件的行为的形式的客观说所设定的出发点,旧派虽然胜利了,但是在此后的展开走向了实行行为概念的实质化过程。”{18}32-33
一般而言,提出实行行为概念的目的在于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7],实行行为的着手意味着未遂的开始。正因为如此,传统意义上的“实行行为”被严格的实在论事实观所限制,“所谓犯罪的实行行为,指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因此,所谓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范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行为,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杀害行为,抢劫罪中侵犯人身的行为和劫取财物的行为等。”{19}269、273但是这种以客观实在事实发生为界定标准的实行行为概念很快遇到了问题,导致实行行为的实践认定“限制过严,往往使若干危险行为辜免于法律制裁,故不无缺憾”,{20}85如在入室盗窃的场合,即使行为人开始物色窃取对象,但还没有开始实施占有转移财物的行为,未遂仍然不能成立,{21}236这显然无法让人们接受。而为了弥补这种“形式客观说”[8]的缺陷,有学者提出,在构成要件行为之外将与构成要件行为“直接密切的行为”以及“处于直前位置的行为”也认定为实行行为,以弥补其处罚上的漏洞。但是,在实行行为概念中添加“直接密切”或者“直前位置”之类的概念也很难保证把所有未遂起点都包含进来。如此一来,评价性要素的引入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既然对形式上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列举无法穷尽实行行为,那么只能以实行行为的实质内涵来实现对未遂和预备的合理区分,这就是对法益的直接现实危险。至此,实行行为的概念就从客观实在论意义上的构成要件行为符合性转变成了评价意义上直接现实危险性,由此形成了所谓“实质客观说”。
但需要注意的是,实行行为“评价化”的理论走势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虽然将对法益的直接现实危险性作为实行行为的核心内涵,相对于形式客观说更注重事实的评价面,但是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其评价化的程度显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如在故意杀人的意图指引下喝酒行为,进而进入无刑事责任能力杀人的场合,如果坚持实在论意义上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理解,实行行为只能在原因行为当中寻求,而喝酒行为又很难被认为构成了对法益的直接现实危险,那么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成难题依然难以解决。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隔离犯、间接正犯的场合[9]。正是这种实践上的需要,导致了实行行为的评价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例如,高桥则夫教授从规范论角度出发,认为所谓实行行为应当被置于作为行为规范违反的行为之地位。因此,实行行为是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而所谓的行为规范则是面向一般人的当为规范。如果将实行行为在这个体系下进行评判,那么实行行为的判断应当是对包含行为人主观的行为,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所进行的危险判断。实行行为性必须放在行为法规范违反的行为中分析,而不能在从行为分离出来的阶段探求实行行为。因此可以说实行行为上的危险内容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即为足这一结论。{18}32-33将实行行为的范围从对法益的直接现实危险扩张到对法益的抽象危险,不得不说是评价性要素在实行行为概念中的进一步扩张,或者说实行行为评价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姑且不论对实行行为的此种评价性认定是否妥当,上述所谓的“直接现实危险说”无法解决的实践难题一定程度上的确得到了符合刑法谴责需要的解决。
综上所述,在客观实在论意义上理解“同时存在”的上述“坚持论”立场,正是通过“实行行为”这一犯罪事实要素的评价性认定来求解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成难题的。这一点是修正论与坚持论的区别关键所在。两者共同的启示在于,只有将刑事责任赋予中的基底性事实观由“实在论”向“评价性”转变,才能有效解决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构造问题,进而为其处罚根据论证的合理性提供前提性支持。
三、“评价性事实”的评价性标准
从上述论证可知,原因自由行为犯罪构造难题上的论争背后,隐藏着犯罪事实认定两种面向之间的博弈,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在论事实观”,二是人们不自觉地运用但并没有充分予以重视的“评价性事实观”,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可以作为现代刑法归责基底的“评价性事实”概念。不同于客观实在的犯罪事实,评价性事实的主要特点在于将前者意义上的“无”评价为“有”。可以预见的是,虽然根据刑事谴责、预防乃至风险防控的需要,将客观实在意义上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评价为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必将对传统刑法理念造成巨大冲击,也必将受到传统刑法教义学的激烈挑战,首先面对挑战的可能就是人权保障问题。众所周知,传统刑法教义学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取向,其对责任主义、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的坚守和对客观实在论犯罪事实观的选择都因此而具备了深刻的合理性根基。正如哈特所言:“刑事责任旨在保证那些无过失、非故意或处于缺乏服从法律的身体或精神能力状态而犯罪的人们免受惩罚。一个法律制度,至少在伴随严厉惩罚的重大犯罪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将面临严肃的道德谴责。”{22}175因此,即使接受评价性事实观及其实践价值,也必须对犯罪事实的评价性认定给出明确的限制,即评价性事实的认定标准必须明确。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明确“评价性事实”概念,相比较于没有这种观念时的不自觉适用,更有利于为犯罪事实的评价性认定划定合理的界限,避免相关实践走向无限抽象化和无限价值化。本文从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问题出发,对犯罪事实评价性认定的评价标准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相当性”原则在评价性事实中的运用
开门见山地讲,我们认为将客观实在意义上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评价为存在,应当严格遵循“相当性”这一基本原则。
从抽象意义上讲,这里的“相当性”就是指基于评价性事实而施加的刑事谴责,与基于对应实在论犯罪事实所施加的刑事谴责相比,具有一般人法感情能够接受的“对等性”。严格地讲,相当性原则并非评价性事实实践认定问题上的独有原则,毋宁说是已有的“社会相当性”原则的实践运用。众所周知,威尔泽尔在提出社会相当性理论之初,其目的是为了将那些虽然形式上符合了构成要件,但是“处于共同体生活的历史形成之社会道德秩序之内的行为”排除出违法的范畴。然而,这种以“社会道德”为标准的出罪方式由于其标准判断的模糊性而被诟病,例如罗克辛教授就指出,“(社会相当性)致命的缺陷在于,他隐含着抛开构成要件的精确体系而仅仅根据模糊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法感情来做出判断的危险”。因此,寻求社会相当性的精确化判断标准就成了该理论的发展趋势。在此,“一致性”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德国学者哈斯默尔认为,所谓的社会相当性中的社会不能笼统地指整个社会,而是限定在与行为相关的行业、特定团体相关联的特定范畴之内。因此,社会相当性并不是指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的“相当”——实际上,在价值不断多元化的当今社会,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在与行为相关的行业和团体的范围内的“职业相当”。{23}275-277例如,银行职员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给客户办理转账业务,其行为却客观上帮助了客户洗钱。虽然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行为是不当的,但是在银行业,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和资金运转的效率,在不对客户进行实质审查的情况下办理转账业务是必要的,这也是银行内部的行业规范。由于职员的行为是在这个规范的范围之内活动,因此这个行为就具有了“职业相当性”,进而也具有了“社会相当性”。至此,行为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的判断就转换成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与“符合职业活动内部规范的行为”之间一致性的判断上,如果这里的“一致性”能够成立,那么这种行为就因为具有了“社会相当性”而排除出违法的范畴。本文当中的“对等性”概念,实际上可以视为我们从哈斯默尔的“一致性”理论中汲取的重要元素,只不过我们对这一原则的运用方向与其有所不同罢了。
根据相当性原则的要求,评价性犯罪事实的认定过程其实并非绝对的从无到有,准确地说是根据实在性的事实因素将同样在客观实在意义上不具有应受谴责性或者不具有特定应受谴责程度的行为人评价为满足了特定刑事谴责的要求。据此,评价性事实基础上的犯罪认定过程将明显不同于一般犯罪认定过程。如果将实在论事实观视域内刑事责任赋予的三段论推导过程表达为:客观实在意义上发生的事实,即小前提A符合了大前提A'→犯罪;那么评价性事实基础上的刑事责任赋予推导过程就应当被表述为:实在意义的事实B(或者B、C、D……等构成的集合情状)在一般人的法感情看来相当于实在论意义上的小前提A,因此符合了大前提A'→犯罪。具言之,相较于实在论事实,以评价性事实为基础的刑事责任赋予,必须经过一个额外的前提性检验,即实际上存在的事实情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按实在论事实观要求应当发生的事实A有相同的社会评价效果,只有在两者具有相当性的情况之下,才能赋予事实A刑事责任。
(二)“相当性”的具象化表征
虽然在上文中,我们对犯罪事实的评价性认定给出了“相当性”的评价标准,但是不得不说,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相当性只是一个抽象的等价性判断标准。而在具体问题上,相当性往往可以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积累实现具象化。在原因自由行为之实行行为的评价性认定中,我们可以根据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因果关联上的紧密程度来保证评价的可接受性。例如美国的罗宾逊教授就认为,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对行为人归罪的观点就更少地被争议[10]。而在我国当前刑法学界,实际上也已经存在类似的因果性评价立场。例如,冯军教授就尝试根据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联系的紧密程度来区分具有实行行为性的原因行为和不具有实行行为性的原因行为。论者指出:“并非每一与结果的发生相关联的原因行为都实现了构成要件,也完全应该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中区分出实行行为和预备行为,但是,当结果行为是原因行为的自然流出时,原因行为就具有实行行为的定型性,把原因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就没有任何规范评价上的不妥当性。”{24}348可见,冯军教授所提出的“自然流出”正是其将原因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的评价性标准。虽然冯军教授并没具体解释什么才是所谓的“自然流出”,但是从字面上理解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自然流出”即是指在原因行为时就能够判断出的发生结果行为的盖然性,只有当发生结果行为并引起最终的危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以至于结果行为能够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原因行为之自然延伸,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连贯的行为并不过分时,才能在评价性的意义上将原因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而这时的原因行为就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具有大致的相当性了。
之所以以相当性作为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评价性认定标准,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的评价性标准能够在不改变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合理的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而避免已有理论的明显评价误区。例如,在上文的介绍中,山口厚教授在其对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评价性认定中,将实行行为评价性地认定为“违反一般人当为规范的具有抽象危险性”的行为。虽然如此的评价性标准能够最大程度的扩展实行行为的外延,将原因行为评价性地认定为实行行为,但问题也恰恰在此:它将所有的原因行为都认定为实行行为,即使是那些不具有实行行为性的原因行为。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实行行为“法益侵害的直接现实危险”内涵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重要标准,实行行为的着手即意味着进入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正如西原春夫教授所言:“在学说上,一般将实行着手以后的行为称为实行行为,将之与在此之前的行为即准备犯罪的行为——预备行为区别开来。”{10}3并且,我国《刑法》第23条对未遂犯的规定中,也将“实行”作为未遂的起点:“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犯罪未遂。”而实行行为“抽象危险”的评价性认定改变了传统实行行为概念的基础,导致了过度价值化。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原因自由行为中,是“实行行为”的原因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性这种吊诡现象的出现;而另一方面,实行行为“法益侵害的直接现实危险”的实质内涵并没有被该理论丢弃,而是披上了“未遂行为”的外衣重新被使用,一边留下一个行尸走肉一般的实行行为空壳,另一边却又让实行行为的内涵“借尸还魂”,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而相比于“抽象危险”标准的自相矛盾,相当性原则则是在承继了实行行为“法益侵害的直接现实危险”内涵的基础上,以相当性为桥梁,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此一来,相当性原则不仅保留了实行行为实质内涵的合理性,也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解决新的问题。
同样是基于相当性原则,我们也可以借助紧密因果关联这一具体化标准来评价性认定原因自由行为当中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在一般的犯罪中,之所以责任要与行为同时存在,是为了保证犯罪行为是在行为人犯罪的意思决定支配之下完成的,这是责任主义的基本要求。而在原因自由行为中,意思决定是在原因行为时做出的,如果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足够紧密,以至于能够保证结果行为也是在行为人原因行为时做出犯罪的意思决定的支配之下完成的话,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实在论意义上的“同时存在”,也与实在论意义上的“同时存在”具有相当性。正如西原春夫教授所言:“如果在行为开始之时有责任能力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整个行为过程承担有责任能力的责任。为此,成为问题的违法行为就有必要时包含着最初的意思决定的行为,特别是在故意犯的场合,基本上仅限于陷入无责任能力是犯罪实现之手段的场合……我认为,问题是,立足于一般人立场的法官能否判断最初的意思决定被实现了。在能够做出判断的场合,就允许对这个意思决定科处作为非难的责任,而且这是必要的。”{10}152-154这里“立足于一般人立场,违法行为包含着最初的意思决定”实际上就意味着违法行为是在原因行为时犯罪的意思决定的支配之下完成的。而只有当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具有紧密的因果联系时,这种支配才具有可能性。
最后,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认定问题,相当性原则下的紧密因果关联考量也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助益。在本文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提到,争论中的坚持论立场和修正论立场双方都忽视了原因自由行为场合犯罪主观心态的评价性认定问题:如果行为人在原因行为之时认识到了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并且希望结果发生,那么是否不管行为人所预期的最终结果发生几率有多大,都应当一概认定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责任心态呢?现有理论所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可疑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评价性地认定行为人的直接故意,而什么情况下不能?我们认为,如果要认定行为人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除了需要行为人具有实在论意义上直接故意的心态以外,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的联系必须达到基本“没有余地”的紧密程度。即在一般人看来,如果原因行为一旦完成,那么对法益造成直接威胁的结果行为就基本上没有不发生的余地。也只有在这种结果行为没有余地的发生了的情况之下,行为人原因行为时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才能够顺利的被实现。反之,即使结果行为发生了,也不能像一般犯罪那样认定行为人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因为在结果行为时,行为人已经陷入了昏醉状态,他不可能再有意掌控自己的行为以实现其意思决定。而行为人只有在原因行为时制定出“完美”的计划,即使陷入混醉也能确保之后面向结果的因果流程不给除了结果行为之外的任何可能留有余地时,才能保证自己的意思决定被实现了,才能与一般犯罪时意思决定的实现具有相当性,也因此才能认定行为人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例如,行为人甲知道自己患有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精神疾病使得当他在熟睡中被人叫醒时就会陷入一种极度暴力的状态(法医鉴定为无责任能力状态),甲知道自己的仇人乙在某酒店大厅当值班经理,在得知乙的具体工作时间后,他携带枪支到该酒店大厅的沙发上睡觉,后来他果然被乙叫醒,并射杀了乙[11]。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甲在设定原因行为或者在原因行为之前所作出的准备来看,事实的因果流程基本上没有给发生射杀乙之外的其他可能留下余地,因此能够认定甲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而如果甲只是具有杀死乙的故意,并不知道乙在酒店工作,只是随意的选择了该酒店睡觉,也没有随身携带枪支等凶器,碰巧遇到乙在值班并在被叫醒后杀死了乙,那么就不能认定甲故意杀人罪的成立。因为按照甲在原因行为时的准备来看,杀死乙只是一个巧合,是可能发生的众多结果中的一个,并且是几率很小的一个。这个结果已经不能归结于甲最初的杀死乙的故意了,因此不能认定甲故意杀人罪。对于致乙死亡的结果,只能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四、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原因自由行为处罚标准的阐释,揭示了“相当性原则下的紧密因果关联”这个评价性事实认定标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认定标准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并且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人的法感情并不是容易被把握的东西,同时不同犯罪情境下的相当性判断可能完全迥异。之所以有如此的顾虑,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将评价性的事实作为刑事责任赋予的基底性事实远不仅仅止于原因自由行为,只要出现上述一般犯罪中“犯罪事实=应受刑法谴责”评价等式的断裂,就有了评价性事实观的适用空间。
放眼整个刑事法领域,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例如在持有型犯罪中,对某个物品的静态的、单独的持有如何能够认定其侵害了什么法益呢?在我们看来,只有当对某个物品的静态的、单独的持有与该物品相关的其他犯罪具有“相当性”时,才能在评价性的意义上认定其侵害了法益[12];又如,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中,传统意义上以“作为”为实现方式的犯罪,如何以“不作为”的方式实现?在我们看来,只有当“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相当性时,才能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而相当性也就意味着对“不作为”进行评价性的对待,以期其符合传统上以“作为”为实现方式的构成要件。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囿于篇幅所限,此处就不一一列举。重要的是,社会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导致更多此类情形。因为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公共政策对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刑罚体系必将更加注重危险防控和犯罪预防,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形式法治国理念受到挑战,传统刑法教义学原则将越来越多地被突破。{25}70-102具体到犯罪事实认定问题上,以传统的报应和谴责为价值导向所凝练出的客观实在性标准显得捉襟见肘。从这个角度来说,评价性事实观的接纳与运用在未来将更显其意义。

【注释】  
[1]之所以可以将一般生活常识意义上的事实同等于经验事实,需要从刑法理论对事实的认识从“自然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开始讲起。以目的行为论的提出为例,威尔泽尔分析认为,因果行为论因受自然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其客观面被因果关系论所吸收,而其主观面则被心理责任论所湮没,于是丧失了其本来的统一性。为恢复行为本来的主客观统一性,就必须由因果行为论转为目的行为论。(参见鲜铁可:《威尔哲尔目的行为论研究》,《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35-38页。)这种立场所展示的思想,与现象学对自然科学世界观的批判一脉相承。由此可知,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中的事实,在当代刑法中就与经验事实建立起联系。
[2]所谓的经验事实,是指对现实对象或现象的某种感性呈现的断定或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从内涵上讲,它是指人们通过感官获得的以感觉、知觉、直觉、表象形式描述出来的外经验知识。经验事实具有可错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经验事实是可证伪的,是科学而不是形而上学。(参见彭汶:《究竟什么是科学事实——兼论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经验事实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33-36页。)尽管自然世界观与经验世界观有所不同,但是后者主导下对犯罪的认识仍然没有超出纯客观事实的范围。
[3]通论定义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系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者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且在此状态下实施了某个犯罪构成要件。这里的原因自由行为包括导致欠缺责任能力之“原因行为”与导致构成要件实现之“结果行为”的双行为,按照故意、过失的行为区别,原因自由行为有四种可能的组合类型:(1)故意之原因行为+故意之结果行为;(2)故意之原因行为+过失之结果行为;(3)过失之原因行为+故意之结果行为;(4)过失之原因行为+过失之结果行为。(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35页。)而为了言之方便,本文所讨论之原因自由行为则限制在行为人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之下的第一种故意+故意的范畴之内,即所谓的“故意的原因自由行为”。
[4]例如张明楷教授就认为,规范责任论并不是对心理责任论的否认,而是在行为人具有心理责任的前提下,进一步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等评价性要素作为责任要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225页。)
[5]例如,在紧急避险中即使行为人具有心理责任论意义上的故意或者过失,但是并不能因此对其非难。
[6]以期待可能性为例,所谓的期待可能性即他行为可能性,刑法只惩罚那些能够有其他选择却又执意犯罪的行为。可见,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是一种价值论上的判断,即行为人符合了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出于规范的敌对意思力还是不得不那样做,对这个问题是与否的回答会随着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与存在论意义上是否存在的判断具有本质的区别,例如,在进行是否存在心理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能够明确的给出“故意”存在的时间、地点等要素,这也是能够认定“同时存在”的基础所在。而价值论上的是否存在不可能给出诸如存在的时间、地点等要素,因此,他不可能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
[7]实行行为概念还有别的功能指向,例如区分共犯和正犯,区分不能犯和未遂犯,但是由于它们与本文的讨论无关,因此在此不做论述。
[8]形式客观说是实行行为内涵界定的一种观点,它集中体现了刑事责任赋予中实在论事实观的运用,它将行为人客观上身体动静的方式作为实行性行为的内涵界定标准。
[9]在间接正犯的场合,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有利用行为,然而利用行为很难说对最终法益的侵害造成了现实具体的危险;隔离犯的场合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和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中间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时都有其他因素介入的可能,因此说行为人行为时就具有对法益侵害的具体现实危险也是有失偏颇的。
[10]在罗宾逊教授看来,不管是“利用一个无辜者犯罪”还是“利用陷入了昏醉状态(intoxication)的自己犯罪”具有概念上的相似性,因为他们都是“致因者(causer)”通过一个因为行为时没有可责心态所以不承担责任的“代理人(agent)”(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造成该伤害结果。而在相关的论述中他认为“致因者”的行为对后来“代理人”所造成的伤害结果“原因上贡献力(causally contribute)”的强弱是对“致因者”归责的基础,如果该贡献力很弱,那么对“致因者”的归责就是不恰当的。在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导致自己陷入了无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对其后来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造成的伤害结果有多少“原因上的贡献力”即是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因果联系紧密程度的另一种表述。参见:Paul. H.Robinson: Imputed Criminal Liability, Yale Law Journal March, 1984,93 Yale L. J.609-675。
[11]与本案类似的情节参见美国肯塔基州(Kentucky)上诉法院案例:Fain v. The Commonwealth, 78ky.183.
[12]例如最常见的持有毒品罪,在我们看来,单独对毒品的持有实际上并没有侵害什么法益。而通过对我国法律规定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关于毒品的犯罪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从制造到运输、持有、贩卖、走私等等,在这个犯罪链条中,持有毒品通常就意味着下一个犯罪的预备或者是之前犯罪的结果亦或是两个犯罪之间的承接状态,正是由于持有毒品与毒品相关的其他犯罪这种紧密的关联性,才能在评价性的意义上说持有毒品侵害了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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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志远,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磊,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

更新日期:201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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