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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勇引渡案法理问题研究

赵秉志 张 磊

【摘要】 历时八年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的黄海勇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复杂的引渡案件。本文选择黄海勇引渡案作为研究对象,力图理清黄海勇引渡案件的基本程序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从立法制度到司法机制运行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改进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的法治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 引渡;黄海勇案;境外追逃;专家证人作证制度

  一、黄海勇引渡案基本案情及问题清单
  (一)为什么要关注黄海勇引渡案
  黄海勇系中国重大走私案首犯。曾任深圳裕伟贸易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深圳市亨润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北裕伟贸易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武汉丰润油脂保税仓库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宝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1996年8月至1998年5月期间,黄海勇伙同他人,利用其经办的多家公司与其他企业相互勾结、虚构事实,向海关骗领3本《进料加工手册》,并骗取成立武汉丰润油脂保税仓库有限公司,逃避海关监管,共同进口保税毛豆油10.74万吨在境内销售牟利,案值12.15亿元,偷逃税款7.17亿元。案发后,黄海勇于1998年8月出逃,先后逃至美国、秘鲁等国。2008年10月,黄海勇在秘鲁被秘鲁警方逮捕,后中国政府向秘鲁政府提出引渡黄海勇的请求。2016年7月17日凌晨,黄海勇自秘鲁被成功押解回国。[1]至此,被誉为建国以来最复杂引渡案件的黄海勇引渡案暂告一段落。反思黄海勇引渡案,有以下理由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本案走私普通货物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黄海勇伙同他人涉嫌走私10.7万吨毛豆油,偷逃税款7.17亿元,涉案金额巨大。他从1998年8月出逃,到2016年7月被引渡回国,在境外滞留18年,引渡他耗时8年(从2008年11月到2016年7月)。在引渡黄海勇的过程中,虽然秘鲁政府一直积极同我国政府开展引渡合作,而且两国之间一直具有良好的外交关系,可为什么双方的引渡程序还耗费将近8年时光?值得我们思考。
  其次,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介入了本案。引渡黄海勇,是中国和秘鲁政府之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可是案件为什么会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并还要由美洲人权法院审理?以后我国和他国再开展类似的引渡合作案件,是否也有可能被提交到国际人权审判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等?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再次,本案系中国专家证人首次到国际人权法庭出庭作证。在美洲人权法院审理黄海勇引渡案中,秘鲁政府邀请了三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其中两位证人来自中国。那么在该案中,为什么会邀请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专家证人作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以后类似案件是否还会邀请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也值得我们关注。
  复次,本案对于以后中国境外追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14年以来,我国掀起了以“天网行动”为代表的境外追逃追赃风暴,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迄今为止,还有一些重要的腐败分子逍遥海外,涉案巨额贪腐资金尚未追回。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对外逃腐败人员和外流腐败资产“零容忍”、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体系和机制“零漏洞”、各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时“零障碍”的概念,在构建国际反腐败新格局目标下发出清脆嘹亮的“中国声音”。而2016年9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则更是第一个面向G20成员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的机构,不仅为G20成员国开展相关合作搭建了平台,将来还会为反腐败国际合作规则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2]在此背景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复杂的引渡案和继赖昌星遣返案以后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又一典型案例,黄海勇的成功引渡对于以后中国开展境外追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重点研究。
  最后,本案也反映了中国刑事法治发展的进程。黄海勇引渡案件的成功,不仅是中秘双方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典范,也是中国近年来刑事法治发展进步的结果,是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同国际接轨的结果,是中国刑事法治形象不断完善的结果。对于该案件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选择黄海勇引渡案作为研究对象,试图理清黄海勇引渡案件的基本程序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推动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的法治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二)黄海勇引渡案的基本案情
  由于黄海勇引渡案件不仅涉及到秘鲁国内的刑事司法程序,还涉及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的诉讼程序,所以对于本案的基本案情我们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1.秘鲁国内司法程序
  黄海勇1998年外逃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2001年6月,我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针对黄海勇发布了红色通缉令。2008年10月,黄海勇在秘鲁被秘鲁警方逮捕,同年11月,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共和国引渡条约》向秘鲁提出引渡黄海勇的请求。基于中秘双方以往良好的外交与合作关系,并经过中国政府的反复努力,秘鲁政府快速回应我国的引渡请求,并积极配合我国开展双边引渡合作。但是,由于秘鲁已经对于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现在只对战争背景下的叛国罪保留有死刑),[3]而且自1970年以来一直未执行过死刑,所以当时秘鲁政府要求我国就黄海勇被引渡回国以后不判处死刑作出承诺。2009年12月,经过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外交部代表中国向秘鲁政府作出了对于黄海勇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承诺。2010年1月26日,秘鲁最高法院判决同意引渡黄海勇。黄海勇不甘心被引渡,聘请专业律师,以回国存在所谓死刑和酷刑风险为由抗拒引渡。最高法院判决以后,黄海勇及其律师即向秘鲁宪法法院提出违宪法申诉。2011年5月,秘鲁宪法法院认为我外交承诺不充分,要求秘鲁政府停止引渡程序,并推翻了秘鲁最高法院同意引渡黄海勇的判决,引渡被迫中止。秘鲁政府虽然随后向秘鲁宪法法院提出了重新审查的请求,但是此请求被秘鲁宪法法院于2013年3月驳回,维持原判。
  2.美洲人权委员会受理案件
  在向秘鲁宪法法院申诉的同时,黄海勇及其律师也以“被引渡回国将会面临死刑,其人权将受侵犯”为由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2010年11月1日,美洲人权委员会正式受理“黄海勇诉秘鲁政府”案,并一再向美洲人权法院申请给予黄海勇“人身保护令”,阻碍秘鲁政府采取引渡行动。2013年7月,美洲人权委员会作出报告,称秘鲁政府对于黄海勇的超期羁押等措施侵犯了黄的人身权利,有违美洲人权公约。因为中国的死刑酷刑状况令人疑虑,秘鲁政府同意引渡黄海勇的决定过于草率。建议秘鲁政府终止引渡、改变或解除对黄海勇采取的临时羁押措施。
  3.美洲人权法院受理案件
  2013年10月30日,美洲人权委员会将此案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进行审理。2014年1月29日,美洲人权法院作出决定,要求秘鲁政府在其作出最后判决之前不得引渡黄海勇。2014年9月3日,美洲人权法院巡回法庭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借用巴拉圭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海勇诉秘鲁政府”一案。2015年6月,美洲人权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判定由于引渡黄海勇回国不存在其被判处死刑和遭受酷刑的风险,所以秘鲁政府可以引渡黄海勇回国。至此,黄海勇引渡案获得重大突破,取得了程序上的最大胜利,奠定引渡法律基础。其后,黄海勇又陆续穷尽了秘鲁国内全部法律救济程序,于2016年7月17日被引渡回中国。
  (三)黄海勇引渡案件引发的法理问题
  关于黄海勇引渡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法理问题:
  1.黄海勇回国为什么采取的是引渡,而不是其他追逃措施?当前我国境外追逃有多种措施,我们为什么采取引渡,而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2.美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庭为什么会介入到黄海勇案件当中?以往我国境外追逃案件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黄海勇引渡案为什么会涉及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庭?这两个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是什么?
  3.美洲人权法院的专家证人作证制度是怎样的?为什么黄海勇引渡案会有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美洲人权法院专家证人作证制度是怎样的?我国专家证人作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在黄海勇引渡案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4.黄海勇在境外的羁押能否折抵国内刑期?从2008年被秘鲁政府逮捕之后,黄海勇特已经被秘鲁政府羁押了8年,那么这8年羁押期限是否能够在中国法院对于黄海勇判决的刑期中予以折抵?
  5.从黄海勇引渡案中,我们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研究已经发生的典型案例,是为了更好地警戒未来。黄海勇引渡案是我国最为复杂的引渡案件,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既有值得我们反思的教训,更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
  二、对黄海勇为什么要采取引渡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败高潮,其中尤其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不能让境外、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特别是进入2014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境外追逃追赃风暴:[4]2014年1月15日,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部署,提出将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集中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后来延长为“猎狐2015”、“猎狐2016”行动;2014年10月10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亮相,预示着我国纪检、政法、金融、外交等八个部门将联手追逃追赃,建立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追逃追赃协调运作机制;2015年3月2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决定启动“天网”行动,要求有关部门将从2015年4月开始,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这些专项行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例如2015年“天网”行动追回863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人。[5]2016年,截止到7月18日,2016年“天网”行动已经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81人,追回赃款12.4亿元。[6]
  总结我国以往的境外追逃措施,主要有引渡、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7]其中后三者也被称为引渡的替代措施。虽然引渡是出现最早的追逃措施,但是由于引渡面临着诸多限制,迄今为止我们境外追逃的成功案例多是通过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所取得,引渡回国的成功案例鲜见。如我们通过非法移民遣返程序追回了赖昌星、[8]邓心志、崔自力、[9]曾汉林,[10]通过异地追诉追回了余振东,[11]通过劝返追回了胡星、[12]高山。[13]特别是劝返,在境外追逃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检察机关从境外追捕归案16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中,有12人系经劝返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14]而在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中,截至该年度10月29日从境外缉捕的180名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中,有76名是被劝返的,占总数的42.2%。[15]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于2016年4月22日集中公布的100名红色通缉令人员名单中到案的主要方式是劝返、缉拿、遣返等方式。[16]其中,2015年18名落网“红通”人员中,有7人是投案自首,2016年15名落网人员中已有11人属于投案自首,[17]也就是说,没有一名“红通”人员是引渡回来的。那么在引渡存在诸多障碍,我国当下的主要追逃措施并非引渡的前提下,针对黄海勇为什么采取了引渡措施?这就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我们认为,黄海勇案件之所以采取引渡途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中秘双方启动引渡程序无法律障碍
  当前,我国境外追逃之所以很少采取引渡,是因为中国与外逃人员的主要目的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还没有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中国和澳大利亚虽然2007年9月已经签署引渡条约,但是尚未生效),而这些国家又都坚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条约前置主义,即以双边条约关系作为开展引渡合作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和这些国家间很难顺利开展引渡合作。但是这种障碍在中国和秘鲁之间并不存在,中秘两国之间于2001年10月5日就签署了双边引渡条约,该条约第1条之规定,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开展引渡合作。在此前提之下,我国在2008年11月向秘鲁方面提出引渡黄海勇的请求,可谓与法有据,名正言顺,并且得到秘鲁方面的积极回应与配合。
  (二)难以进行劝返
  劝返是在逃犯发现地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的一种措施,具有追逃国的主导作用、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程序的多样性以及缉拿方式的软柔性、有效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劝返强调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摆明利害关系,促使其心理_上发生转变,心悦诚服地随办案人员回国,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强硬色彩,完全出于犯罪嫌疑人自愿。[18]而在黄海勇案件中,黄海勇一直通过各种措施和我国对抗,抗拒被引渡回国。在此前提之下,他显然不会接受劝返回国自首。而且,黄海勇在被秘鲁方面逮捕之后进行羁押,我方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黄海勇并对其进行劝说,更降低了劝返的可能性。
  (三)没有必要采取非法移民遣返和异地追诉
  作为引渡的替代措施,非法移民遣返(也被称为移民法的替代措施)指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入境者遣送回国,是遣返国为维护本国安全和秩序而单方面做出的决定。[19]异地追诉(也被称为刑事法的替代措施)指在难以开展引渡合作的情况下,协助逃犯发现地国依其本国法律对逃犯提起诉讼的特殊的国际司法合作形式。[20]两者都是双方在无法诉诸正式的引渡程序或者引渡遇到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的情况下采取的替代性措施。黄海勇案件中,一方面,中秘双方已经启动引渡合作,秘鲁方面积极配合中方引渡请求,所以没有必要再采取其他引渡替代措施;另一方面,不论非法移民遣返,还是异地追诉,都需要秘鲁方面启动相应的非法移民程序,或者是刑事诉讼程序,需要中方向秘方提供大量证据,在中方没有向秘方提供这些证据的前提下,秘方也难以启动相应程序。
  综上,我国当前境外追逃很少采取引渡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引渡存在法律上的困难,或者犯罪嫌疑人经过劝说愿意投案自首而没有必要再进行引渡。而在黄海勇案件中,一方面引渡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劝返、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并不现实或者不可能,所以采取引渡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现实的措施。
  三、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的介入
  黄海勇案件不仅涉及到秘鲁国内的司法系统,还涉及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这两个区域性人权机构是根据《美洲人权公约》所建立的美洲人权体系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美洲国家组织最重要的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在黄海勇引渡案件中具有重要地位。下面对于这两个机构作一简单介绍:
  (一)美洲人权委员会
  1959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五届外交部长协商会议(Consultation of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上通过决议,决定依照《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选举成立美洲人权委员会。1960年,美洲国家组织常设委员会批准《美洲人权委员会规约》,标志着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正式成立。1978年7月,《美洲人权公约》生效,并在其第7章中确认了美洲人权委员会履行《公约》的职责。1980年,《美洲人权委员会程序规则》通过。因此,美洲人权委员会实际上行使的是《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洲人权公约》两个公约的职能。除了这两个国际公约以外,美洲人权委员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还由《美洲人权委员会规约》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程序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
  根据上述国际公约之规定,美洲人权委员会根据对象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职权:(1)对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该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发展人权意识;向各成员国政府提出改进保护人权措施的建议;要求成员国提交关于人权问题的报告;向成员国提供咨询等。[21](2)对于《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除了(1)中的职权之外,还具有针对公约规定的申诉和来文采取行动;就依据公约所提起的案件在美洲人权法院出庭;对尚未提交美洲人权法院的案件,如认为必要可以要求法院采取它认为适当的临时措施;等等。[22](3)对于非《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该委员会的职能除了(1)中列举的职权外,还包括对于《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相关条款[23]所涉及的人权保护情况给予特别注意;对于来文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加以审查并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提出建议;等等。[24]秘鲁既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也是《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所以美洲人权委员会可以针对秘鲁实施上述(1)和(2)规定的职权。
  美洲人权委员会共有7名委员,由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从成员国政府所提名的候选人选出,以个人身份任职,不代表任何国家。委员会成员从当选之日起享有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权。[25]美洲人权委员会设有秘书处,协助和支持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二)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是除美洲人权委员会外美洲人权区域保护的另一个重要机构,其职能是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管辖美洲国家(实际上主要是拉美国家)有关人权的案件和相关法律事务。美洲人权法院的成立也与《美洲人权公约》的生效有密切关系,1978年7月《美洲人权公约》生效后,美洲人权法院正式建立。随后,分别于1979年10月通过了《美洲人权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1980年8月通过了《美洲人权法院程序规则》,前者规定了法院的管辖权和组织结构,后者规定了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程序,从而奠定了该法院运行的法律基础。《规约》第1条明确规定了法院的性质和目的:“美洲人权法院是一个法律自主机构,其目的是适用和解释《美洲人权公约》。该法院根据公约和规约的规定行使职权。”美洲人权法院规模较小,仅由7名法官组成。法官必须是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国民,但是仅以个人身份当选,不得有两名法官为同一国家的国民。[26]
  美洲人权法院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行使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等方式来实施《美洲人权公约》:(1)诉讼管辖权。该法院的诉讼管辖权是指审理和裁决有关成员国是否侵犯人权的权力,该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分为两种,即对缔约国间控告的管辖权和对个人申诉的管辖权。不论是缔约国还是个人提出控告,诉讼管辖权的被告只能是国家。该法院诉讼管辖权的特点是其仅接受成员国或者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案件,个人无权直接向其提交申诉,由美洲人权委员会作为受害者个人的代表在法庭上出现。对于国家间指控的案件,该委员会也应当出庭。[27]而且,在美洲人权法院行使诉讼管辖权之前,需要穷尽《美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有关指控程序。也就是说,该法院行使诉讼管辖权的前提是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已经结束,诉至法院的指控和申诉必须首先经过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审查,只有在委员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提交给法院。(2)咨询管辖权。咨询管辖权主要是澄清人权文件的法律标准,以及判定国家的法律和实践与这些标准是否相符,咨询管辖权的提请主体包括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0章所载的机关。
  虽然美洲人权法院成立初期面临管辖权缺乏普遍J性、美洲的政治机构对该法院的支持不够、法官素质不高等问题,但是自成立以来,该法院在监督各国实施公约,采取临时措施、监督判决的执行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对于拉美各国人权保护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美洲人权法院院长、秘鲁前司法部长暨前外交部长迭戈·加西亚-萨扬所说,“美洲人权法院的法律体系已经在诉讼和解决拉美地区人权保护的不同方面占据着重要位置,大大促进和推动了保障人权的国内诉讼程序,使法律手段更加民主化,在具体案件处理中,也不再仅仅只是追求令受害人满意,而是为推动维护权利的基本改革,为消除侵犯人权的行为而斗争,为人类的逐渐进步而斗争。”[28]与此同时,美洲人权法院还致力于开展文化得多样性,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等工作的开展,对于美洲尤其是南美人权的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9]
  (三)秘鲁与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的关系
  秘鲁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也是《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所以对于秘鲁发生的违反《公约》的相关案件,这两个区域性人权组织都有权进行管辖。这也是黄海勇及其律师能够以个人名义将秘鲁政府诉至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委员会经过审查之后,又将案件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的原因。
  四、本案涉及的专家证人作证制度
  黄海勇引渡案件的一个亮点是中国专家证人到美洲人权法院作证,为成功引渡黄海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依据,就是美洲人权法院的专家证人作证制度。
  (一)美洲人权法院的专家证人制度
  美洲人权法院中的专家证人作证制度,主要是由《美洲人权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以下简称《程序规则》)规定的。根据《程序规则》之规定,“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是指拥有特定的科学、艺术、技术或实践知识或经验,可以依其特定领域的知识或经验向法院就争议问题提供信息的人。《程序规则》对于担任专家证人的资格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但却明确规定了丧失专家证人的条件。[30]根据《程序规则》,缔约国和美洲人员委员会、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以及被告国都可以提出专家证人,同时必须提交专家证人的简历、联系信息和作证的目的。一方提出专家证人名单以后,该法院需要将该名单发送给另一方,另一方如果有异议应当在10日以内提出。首席法官应当将异议通知给专家证人,让专家证人对此发表评论。法院在收到一方符合要求的变更专家证人的请求后,在征求另一方意见以后可以接受变更请求。
  在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庭审程序中,首先由美洲人权委员会宣读起诉书,然后由首席法官传唤作证者到庭。在法庭确定专家证人的身份以后进行询问之前,专家证人应当宣誓,保证其将诚实和认真地履行其职责。对于专家证人的询问首先由提供专家证人的一方进行,然后由另一方询问。
  为了保护专家证人,各国不能因对法庭作出的陈述、意见或法律抗辩而起诉专家证人,也不能对他们的家人施加压力。专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如果被传唤出庭的专家证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或者拒绝作证,或者法院认为其行为违反了之前的宣誓,法院应当通知对专家证人有管辖权的国家,以便于该国依照国内法对其采取措施。
  (二)黄海勇案件中的专家证人作证
  在得知美洲人权法院将要开庭审理黄海勇引渡案件以后,秘鲁政府积极准备应诉,并与中国政府沟通,希望中方提出专家证人人选,到美洲人权法庭出庭作证。同时要求相关专家证人应当具有独立身分,避免对外产生中国政府直接介入的印象。中国政府经过认真筛选,最终确定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时任外交部境外追逃与国际执法合作特别协调员孙昂参赞(现任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柳华文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并得到秘鲁政府的许可和美洲人权法院的批准。
  2014年9月3日,美洲人权法院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巴拉圭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中国政府向秘鲁政府提出引渡申请的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中国公民黄海勇引渡案。赵秉志教授、孙昂参赞和秘鲁前司法部长托马博士作为秘鲁政府邀请的3位专家证人到庭作证,并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证任务:
  赵秉志教授的作证及各方对其盘问主要围绕与本案相关的中国刑事司法程序和实体问题以及赵秉志教授曾出庭作证的中加遣返赖昌星案件的有关情况而进行。赵秉志教授首先围绕个人简况、与本案相关的中国刑事诉讼程序和中国《刑法修正案(八)》进行了自我陈述,然后依次接受了秘鲁政府方面、美洲人权委员会代表、黄海勇的律师的盘问以及法庭的发问,各方共计向赵秉志教授提出61个问题,[31]包括黄海勇案件可能涉及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主要内容,我国死刑问题,赖昌星遣返案件的相关问题等,涵盖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状况的多个方面。
  孙昂参赞的作证及各方对其的盘问则主要围绕中国引渡法制与实践以及中加遣返赖昌星的外交承诺而进行。孙昂参赞首先围绕中国对外开展引渡合作的三种方式,中国引渡合作中的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承诺等问题进行了自我陈述,然后依次接受了秘鲁政府方面,黄海勇的律师,美洲人权委员会代表的盘问以及法庭的发问,各方共计向孙昂参赞提出问题52个,[32]涉及中国的引渡制度,中国不判处死刑外交承诺的作出,中国外交承诺的执行状况,赖昌星遣返案中的外交承诺等问题。
  秘鲁前司法部长托马博士的作证及各方对其的盘问主要围绕与本案相关的中秘引渡条约和秘鲁相关国内法律问题而进行。
  作证结束之后,法庭对三位专家证人的作证予以感谢,并特别表示赵秉志教授和孙昂参赞的作证对他们了解中国刑事法制与实践很有帮助。在当天下午三位专家证人作证结束之后,参与庭审的三方又进行了辩论和陈述。当天庭审结束后,秘鲁政府方面对三位专家证人的作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秘鲁政府邀请的另一位中方专家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柳华文作为未出庭的专家证人,经美洲人权法院同意提交了有关中国人权法律保护状况的书面证词。该证词主要涉及到中国人权政策的制定、中国人权白皮书中关于司法工作中人权保障的规定,中国在人权领域与联合国的合作,中国在调查和惩处酷刑行为方面的新进展,中国对于被羁押人人权的保障等问题。
  五、黄海勇在境外的羁押期限应否折抵其国内刑期
  在本案中,黄海勇于2008年10月被秘鲁警方逮捕后即被羁押(2014年3月被改为监视居住)。也就是说,从其被逮捕直到2016年被引渡回国,黄海勇已经被羁押了将近8年。那么黄海勇在秘鲁被羁押的8年能否折抵他被引渡回国以后将被判处的刑期,就值得思考。
  我国刑法中有犯罪嫌疑人先行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规定,但是要以被告人被判处有期自由刑为前提。中国《刑法》第41、44、47条具体规定了有期自由刑的折抵问题。根据该规定,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管制刑期2日,折抵拘役或有期徒刑1日。虽然《刑法》上述规定中的“先行羁押”没有明确是否包含“域外先行羁押”的情况,但作为中国《刑法》的规定,该规定应当只适用于在中国国内的羁押。关于域外羁押期限能否折抵回国后判处的有期自由刑的问题,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引渡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33]但我们认为,从法理上来讲,对于秘鲁方面基于我国请求而对黄海勇进行的域外羁押,可以考虑折抵其回国后被判处的有期自由刑。理由如下:
  (一)黄海勇被秘鲁警方羁押是基于我国的引渡请求而采取
  我国《引渡法》第14条规定:“请求国请求引渡,应当作出如下保证……请求国提出请求后撤销、放弃引渡请求,或者提出引渡请求错误的,由请求国承担因请求引渡对被请求引渡人造成损害的责任。”该条规定实际上体现了“引渡请求国应当承担被请求国根据本国引渡请求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的法律后果”的精神实质,那么基于中国请求而采取的羁押等刑事强制措施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自然也应当由中国承担。黄海勇案件中,武汉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局于2001年3月16日对黄海勇签发逮捕证,同年6月26日中国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签发红色通报,希望各成员国逮捕黄海勇并引渡给中国。2008年10月27日,秘鲁警方根据该红色通报逮捕黄海勇,黄海勇随后被羁押。所以,黄海勇在秘鲁被执行的羁押实际上是中国以引渡为目的而请求秘鲁所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应当承认并承担该羁押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
  (二)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被告人的实质内涵
  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公民自由、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为己任,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实质内涵是行为时法无明文的即“不定罪、不处罚”。在刑事诉讼当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体现为“有利于被告人”,这不仅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自身的终极目标就是保护人权,而且也由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弱势地位所决定。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如禁止类推、从旧兼从轻原则、禁止不定期刑等,均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内涵。[34]在本案中,黄海勇在域外已经被羁押8年,虽然羁押的执行者是秘鲁政府,但是秘鲁政府是基于中国的引渡请求而羁押,黄海勇也是因为自己涉嫌在中国所实施的走私犯罪而被羁押之,这种羁押与其在中国被逮捕而进行的羁押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从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被告人”基本精神出发,应当将其在秘鲁的8年羁押期限在未来被判处的刑期中予以折抵。
  (三)域外羁押期限折抵所判处的刑期有立法先例
  虽然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境外羁押能否折抵国内刑期的相关规定,但是我国同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却有类似规定,这样的规定分为两类:(1)明确规定境外羁押时间应当折抵回国后被判的刑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引渡条约》第14条“移交被请求引渡人”中明确规定:“如果同意引渡,缔约双方应当商定移交的地点、时间,被请求方应通知请求方被请求引渡人受到羁押的时间,以便折抵该人的刑期。”(2)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暗含着境外羁押时间可以折抵回国后被判出的刑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引渡条约》第11条“移交被引渡人”规定:“如果被请求方同意引渡,双方应当商定执行引渡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宜。同时,被请求方应当将被引渡人移交前已被羁押的时间通知请求方。”[35]这种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境外羁押时间可以折抵回国的刑期,但是却要求双方在移交被引渡人的时候“被请求方应当将被引渡人移交前已被羁押的时间通知请求方”,这本身就说明,被请求方有义务将其已经羁押被引渡人的时间告诉请求方,请求方也有义务了解被请求人已经被羁押的时间,以便于为后续的相关诉讼程序作为参考,而参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应当是能否折抵被判处的刑期。
  综上,我们认为,黄海勇回国后如果被判处有期自由刑,他在秘鲁被羁押期限可以考虑折抵其回国后所判刑期,具体折抵方法可以参考中国刑法第41、44、47条之规定;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则没有刑期折抵问题。
  六、黄海勇案件的经验与反思
  (一)积极推进死刑改革,严守不判处死刑的承诺
  死刑问题几乎是我国每一个涉严重犯罪引渡案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死刑不引渡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并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黄海勇所涉嫌的走私普通货物罪,虽然已经于2011年由《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死刑,但死刑问题仍然是黄海勇及其律师用来对抗引渡的主要借口之一,也是美洲人权法院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美洲人权法院的巡回法庭上,赵秉志教授作为专家证人被询问的61个问题中,涉及死刑的有22个,主要包括黄海勇是否会被适用死刑,中国就黄海勇案件所作出的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承诺,以及中国死刑适用的罪名、数量、执行方式等三方面的问题。孙昂参赞被询问的52个问题中,涉及到死刑的也有10个,涉及到中国以往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承诺是否得到了履行,保证不判处死刑承诺履行的机制等问题。而且,即使在明确了黄海勇所涉嫌的走私普通货物罪已经被《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死刑之后,美洲人权法院各方还就中国死刑的适用对赵秉志教授、孙昂参赞进行了详细询问,更加说明了死刑问题在黄海勇案件,乃至在涉中国引渡案件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我国努力推进死刑改革,加快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步伐,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先后废除了13种和9种罪名的死刑,但是我国现在还对包括贪污罪、受贿罪在内的46种犯罪保留有死刑,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死缓犯还配置了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开展反腐败境外追逃工作,腐败犯罪的死刑问题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顺应世界范围内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结合我国国情,切实推进死刑改革进程,尽早废除非暴力犯罪特别是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死刑,并为最终废除死刑而努力。在当前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下,如果在引渡、遣返等国际合作中遭遇死刑问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及时、果断作出并严格信守不判处死刑的承诺,避免死刑成为外逃者的免责盾牌,以尽早将外逃者缉捕归案,切实推动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自身刑事法治建设,完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
  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引渡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请求国是否认同和信任请求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因此,能否增强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了解与信心,将是我国能否顺利开展引渡合作的关键。在黄海勇案件中,黄海勇及其律师用来对抗引渡的主要理由,除了死刑之外,就是声称黄海勇回国之后很可能会面临酷刑以及非公正的待遇。在美洲人权法院的法庭上,赵秉志教授被询问的涉及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有13个,具体包括黄海勇被引渡回国之后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国无罪判决的比例,中国刑事诉讼是否存在酷刑,中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参与程度,引渡程序中特定性原则的适用等。孙昂参赞被询问的涉及中国引渡制度和被引渡人回国之后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有23个,具体包括中国外交承诺的作出与履行、中国引渡相关程序,中国和他国开展引渡合作的情况等。
  美洲人权法院对于中国刑事诉讼程序问题的关注,直接关系到其对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公正性的评价,即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是否符合美洲人权法院所认可的国际人权标准,黄海勇在被引渡回中国后能否获得公正的审判和人道的待遇,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近年来,在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人宪法,人权保障的刑事法治理念逐步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了解与信任明显提升,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境外追逃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客观来说,中国刑事法治建设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部分地方还存在刑讯逼供,审判权的独立运行尚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所以,我们应当积极推进中央所确定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保证刑事审判的公开、公平、公正,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认同与信心,奠定我国在境外追逃中的自信与底气。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不信任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对中国刑事法治发展的状况不完全了解。在赵秉志教授等赴美洲人权法院作证之前,就得知该法庭因为不知道中国已经于2011年废除了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死刑而对中国能否遵守不判处黄海勇死刑的承诺信心不足。而在赵秉志教授在美洲人权法院作证接近尾声之时,美洲人权法院的庭长谢拉法官也明确表示:“您所讲的与我们原来所了解的有很大不同,我们将认真研究”。这都反映出美洲人权法院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状况的了解不够,进而也增加了他们对引渡中国嫌犯的担心与疑虑。所以,我们在加快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推进刑事法治建设的同时,还要积极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宣传,使国际社会能够及时而全面地了解我国的社会进步状况,特别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卓越成就,利用各种机会澄清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误解与偏见,从而推动海外追逃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妥善运用已有成功案例,推动境外追逃的顺利开展
  在赵秉志教授、孙昂参赞等人于2014年4月接到将赴美洲人权法院作证的任务的时候,就获知此次作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介绍赖昌星遣返案件的相关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赵秉志教授曾经于2001年8月和10月两次应加拿大政府邀请作为事实证人(实质上是作为专家证人对待)赴加拿大出席了审理赖昌星案件的法庭聆讯并发表了证言,孙昂参赞当时作为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官员也直接接触了赖昌星案件的材料并参与了有关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两案有极大的相似性,黄海勇案件是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首个涉中国引渡案件,赖昌星遣返案件是该法庭审理黄海勇案件的重要参考。在准备作证的过程中,赵秉志教授在中纪委、外交部等中央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几位年轻学者的协助下,[36]有针对性地回忆、整理了他所参与的赖昌星遣返案件的有关情况。在美洲人权法院审理黄海勇案件过程中,法庭各方询问赵秉志教授关于赖昌星案件的问题共有10个,询问孙昂参赞的关于赖昌星案件的问题也有10个,包括加拿大为什么同意遣返赖昌星,赖昌星的定罪量刑,赖昌星案件中的外交承诺,黄海勇案件与赖昌星案件的相似性等。后续的实践证明,我国在赖昌星案件中及时作出并严格遵守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承诺,依法对赖昌星进行公正审判,充分保障赖昌星的诉讼权利,允许加方在赖昌星服刑后前去探视等事实,都向美洲人权法院表明,中国具有较为完善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政府信守承诺、言出必行,对于美洲人权法院作出引渡黄海勇的裁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以,在国际引渡、遣返合作中,我们要妥善运用以往的成功案例,积极宣传外逃人员回国以后所受到的公正待遇、宽大处理,向国际社会和外逃人员表明,中国具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完善的诉讼程序,完全能够保证外逃人员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从而一方面增强他国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积极与中国开展引渡合作;另一方面促进外逃人员思想的转变,提高其自觉接受引渡乃至回国自首的可能性。
  (四)遵守国际法律规则,提供符合对方要求的证据材料
  在法庭上,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律师曾经向赵秉志教授询问关于中国向秘鲁提出引渡申请中为什么没有附上证实黄海勇构成犯罪的证据和中国相关法律条文的西班牙文文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赵秉志教授由于不了解我国向秘鲁提出引渡请求的具体内容,而都如实作了“不了解”的回答。虽然就该问题对方律师并没有纠缠下去,该问题对于整个案件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影响,但是也反映出引渡合作中被请求方对于引渡提交证据和材料的重视。事实上引渡合作当中,被请求国或者引渡双边条约中都规定了提出引渡请求所需的文件(如《中国和秘鲁引渡条约》[37]中就有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基层办案机关对国际法律与制度的不熟悉,对于引渡工作的具体标准欠缺经验,在准备、翻译证据和材料方面不熟练,以及嫌疑人出逃后不能及时有效取证等因素,我国往往难以提供符合对方要求的证据材料,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引渡请求中关于犯罪事实的描述过于简单,请求材料不包含必要的线索和信息,这样的请求很容易被搁置乃至拒绝。对此来自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一线的实务工作人员有过明确论述:在我国引渡请求实践中,因请求书的制作质量和译文质量不高,以及向被请求国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不符合被请求引渡国的证据标准,而影响引渡的顺利开展的情况客观存在。主要原因包括: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差异较大,各国对于引渡请求所附加的证据材料、证据标准有不同要求,没有统一、专业的翻译机构等。[38]也有实务工作者称,在相关技术细节上,由于很多案件来自基层,他们对国际司法协作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标准欠缺经验,在准备、翻译所需证据和材料方面不太熟练。另外,有些嫌疑人出逃后,办案单位难以短时间内有效取证。[39]这都严重影响了境外追逃的效率。例如,2005年5月意大利佛罗伦萨上诉法院裁决拒绝引渡中国公民高明亮的一个理由,就是中方提供的支持引渡请求的证据过于薄弱,不符合基本的证据规则。[40]2015年7月,加拿大温尼伯法院判定程慕阳司法复核成功,将程慕阳的难民申请发回难民署重新考虑和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中方向加方提供的相关证据不全面或者这些证据过于模糊。[41]
  客观来说,遵守国际法律制度,提供符合对方要求的证据材料,是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技术性问题,只要给予足够重视和充分准备,应该能够克服。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引渡被请求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律规范和制度,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一次性及时提出符合要求的引渡请求和包括翻译文本在内的所有证据材料,减少对方因为证据材料问题搁置乃至拒绝我国引渡请求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境外追逃追赃中的技术性障碍。
  (五)积极同西方国家缔结双边条约,为境外追逃追赃提供法律依据
  双边条约和协定是我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依据。中国和秘鲁之所以能够顺利引渡黄海勇,中秘引渡条约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基础。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近60个国家签署了79项司法协助条约,与46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42]但是与我国外逃犯罪分子的主要目的国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签订专门的引渡条约。中国、加拿大、美国虽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加拿大1999年《引渡法》,国际公约也可以成为开展引渡合作的依据,但是中加之间尚没有通过国际公约开展引渡合作的先例。。美国则拒绝利用国际公约作为开展引渡合作的依据。所以,依据国际公约开展引渡合作还存在一定障碍。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争取缔结双边条约,将是推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渠道。
  令人振奋的是,最近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在双边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2016年9月22日,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期间,中加两国外长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这是我国就追缴转移到境外的犯罪所得同他国缔结的第一项专门协定,是我国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43]也是中加双方刑事司法执法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实上,关于赃款赃物的查找、冻结、没收和移交问题,1994年中加之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17条即进行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而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则对于中加双方返还和分享被追缴的犯罪资产提供了更为详细、具体和具有操作性的依据。《协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分享和返还两个方面,规定对于被转移到他国的犯罪所得是应当返还还是分享,要根据该犯罪所得是否能够认定合法所有人分别予以认定。除了对于分享和返还的对象进行明确规定外,《协定》还详细规定了资产分享和返还的具体程序和途径。[44]这些规定为两国在返还和分享犯罪所得方面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对于提高资产流入国配合资产流出国开展追赃国际合作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追赃国际合作之外,中加之间在追逃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据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网站上的一份联合公报显示,加拿大已经同意与中国进行协商,签署一份双边引渡条约。而长久以来,加拿大一直对此类条约持抵制态度。[45]随着近年来中加双方人员流动更加频繁,交往更为密切,双方开展引渡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在此背景之下,中加双方在引渡谈判上有了重大转机,对于中加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开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据媒体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将就引渡条约进行深入的讨论,当前两国不存在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障碍,并且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的签订,是中加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个重要进展,完全符合两国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我们期待,以该《协定》的签订为契机,中加能够在《引渡条约》、《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等双边条约签订上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以中加合作为范本,推动我国与其他外逃人员主要目的国(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在类似协定、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上取得突破,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执法对外合作体制,推动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的全面开展。
  (六)加强对于国际人权法庭规则的了解,做好充足的应诉准备
  黄海勇引渡案被称为中国最复杂的引渡案件,该案不仅历经了秘鲁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等国内司法系统,而且还被黄海勇及其律师申诉至美洲人权委员会,并最终提交至美洲人权法院进行审理。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是根据《美洲人权公约》建立的泛美人权体系的两个主要的人权机构,分别有自己的人权保护机制和程序规则,两个机构特别是美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将对于引渡黄海勇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对于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机构设置、程序规则的了解,对我们成功引渡黄海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专家证人之所以能够在美洲人权法院的巡回法庭上,面对各方的问题沉着冷静,妥善回答,就因为他们在接到作证任务以后,就在外交部等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查阅了大量的关于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秘鲁司法体系的相关资料,提前进行熟悉了解,为法庭作证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逃人员将人权问题作为对抗引渡和遣返的理由,除了向在逃国家的司法系统提起诉讼以外,还将案件提交到区域性人权机构,如美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等。我们应当全面了解区域性人权机构的性质、运作和程序规则,做好充分的应诉准备,才能在未来境外追逃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七、结语
  黄海勇引渡案的成功,归根到底是我国国内刑事法治发展和人权保障进步的结果。我国每一个引渡案件的开展,都是对我国法治发展程度和人权保障进程的综合检验,也将对我国今后引渡合作的开展产生示范性影响。黄海勇引渡案是美洲人权法院成立以来首次就引渡逃犯案件作出判决,是我国首次在国际人权法院出庭并首战告捷,也是我国首次从拉美国家成功引渡犯罪嫌疑人,将会对我国今后在拉美国家的追逃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在欧洲方向的追逃工作,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黄海勇虽然被成功引渡回国,但是案件并没有结束,在后续对黄海勇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循法治程序,充分保障黄海勇的各项诉讼权利,兑现之前我国作出的外交承诺,用铁的事实向秘鲁政府、美洲人权法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值得信赖,中国法治值得信赖,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能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工作的良性循环。相信黄海勇案件必将成为今后他国与我国开展引渡合作所“遵循的先例”,在我国乃至全球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注释】
[1]“潜逃十八年走私犯罪嫌疑人被成功引渡押解回国”,载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8/content_5092299.htm.
[2]张磊:“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智力支撑”,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9月24日。
[3]《各国死刑存废盘点:亚洲最多我国55个死刑罪名》,载http://mt.sohu.com/20150630/n4l5902060.shtml.
[4]张磊:“腐败犯罪境外追逃追赃的反思与对策”,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5]“从68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863人‘百名红通’19人到案”,载http://www.ccdigov.cn/special/lcqh/jjqh_lcqh/201601/t20160111_72484.html.
[6]沙雪良:“‘天网行动’上半年追逃381人追回赃款12.4亿”,载http://www.jznews.com.cn/comnews/system/2016/07/18/011866597.shtml.
[7]黄风:“境外追逃的四大路径”,载《人民论坛》2011年11月刊。
[8]赖昌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经济犯罪分子,赖昌星遣返案是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成功范例。赖昌星于1999年8月携家人出逃加拿大,经过中加双方的共同努力,赖昌星于2011年7月23日被遣返回国。
[9]2003年邓心志、崔自力涉嫌合同诈骗罪潜逃到加拿大,后二人的难民申请先后被加拿大方面否决。邓心志于2008年8月22日被遣返回国是首个从加拿大被遣返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崔自力于2010年1月13日被遣返回国。
[10]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曾汉林涉嫌重大合同诈骗犯罪,并于案发前潜逃至加拿大。曾汉林潜逃后,我国公安机关坚持不懈地对其开展境外追逃工作,迅速向加方提出缉捕、遣返请求,并及时提供曾汉林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2011年2月17日,曾汉林非法移民诉讼审理终结并被加拿大遣返回国参见邹伟:《经济案疑犯曾汉林潜逃加拿大12年被遣返回国》,载http://news.sina.com.cn/c2011-02-18/190721977702.shtml.
[11]2001年10月,涉嫌挪用巨额资金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潜逃境外2002年12月,余振东在洛杉矶被美方执法人员拘押,2004年2月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美方法院判处144个月监禁根据余振东与美方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美国政府把余振东遣送回中国以前,应从中国政府得到关于余振东在中国起诉和监禁的相应保证,即: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的话,应当被判处不超过12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不得对余进行刑讯逼供和判处死刑2004年4月16日,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006年3月31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12]胡星是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涉嫌受贿,案发后于2007年1月19日潜逃国外,2月18日被劝返回国。
[13]高山是原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在伙同商人李东哲骗取客户巨额存款后,于2004年12月30日出逃加拿大。2012年8月,经过中加双方的共同努力,高山自愿回国自首。
[14]常红:“我国过去5年抓获6694名外逃贪污贿赂嫌犯”,载http://news. sin a.com.cn/c/2014-10-29/112931063085.shtml.
[15]“公安部“猎狐”百天“180人落网”,载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41103/c-1113095006.htm.
[16]“‘百名红通人员’30人到案都是怎么追回来的”,载http://www.lawtv.cotn.cn/j ujxw/guonet/2016-06-26/64071.html.
[17]“33名落网“红通”人员都是谁都干了啥?”,载http://www.dbcsq.com/fazhi/201607/60404.html.
[18]张磊:“从胡星案看劝返”,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9]赵秉志、张磊:“赖昌星案件法理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
[20]黄风著:《引渡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21]《美洲人权委员会规约》第18条。
[22]《美洲人权委员会规约》第19条。
[23]《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第1、2、3、4、18、25和26条。
[24]《美洲人权委员会规约》第20条。
[25]《美洲人权公约》第12条。
[26]赵海峰、窦玉前:“美洲人权法院一在困难中前进的区域人权保护司法机构令”,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2期。
[27]同注[26]。
[28]迭戈·加西亚-萨扬:“泛美人权法庭的实践”,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1日。
[29]“泛美人权法庭庭长: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载http://www.cnr.cn/2010tfzt/rqlt/st/201010/t20101019_507l93156.html.
[30]如,与一名受害人是四代以内直系或者旁系血亲或收养关系;在国内层面或者美洲促进与保护人权机制内与案件事实相关的程序中,曾为一名受害人的代理人;与提供自己作为专家证人的一方有密切联系或曾经为其下属,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公正;曾经为美洲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了解争议案件的情况;曾经在争议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代理人;以前以任何身份在任何机构参与过争议案件等。
[31]其中秘鲁政府律师雷阿尼奥先生的问题11个,黄海勇律师路易斯·拉马斯普丘先生的问题16个,美洲人人权委员会专员詹姆斯·路易斯·卡夫罗里先生的问题16个,法庭五位法官的问题18个。
[32]其中秘鲁政府律师多奈雷斯女士的问题16个,黄海勇的律师路易斯·拉马斯普丘先生和米格尔·安赫尔·索里亚·富尔特先生的问题共计14个,美洲人权委员会专员詹姆斯·路易斯·卡夫罗里先生和西尔维亚·塞拉诺·古斯曼女士的问题共计11个,法庭五位法官的问题11个。
[33]虽然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但是,该条中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前提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而在本案中,黄海勇在秘鲁只是受到刑事羁押,并没有被判处刑罚,所以也就不能适用该条之规定。
[34]刘宪权:“新中国60年:罪刑法定原则的演进与内涵精神”,载《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政治·法律与社会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2009年度)。
[35]类似的规定还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引渡条约》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引渡条约》第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引渡条约》第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引渡条约》第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第11条;等等。
[36]2016年4月接到出庭作证的任务以后,因为时间紧、作证又涉及多个方面,为了保证圆满完成作证任务,赵秉志教授约请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三位青年教师(袁彬教授、张磊副教授和何挺副教授)和他一起组成作证工作小组,协助他进行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引渡条约》第7条规定:“引渡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且包括或者附有:……(三)有关案情的说明,包括犯罪行为及后果的概述;(四)有关该项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定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
[38]郭明聪:“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几个问题的探讨”,载“‘10.7’专案引渡工作研讨会”会议资料。
[39]王丽娜、李恩树、蔡婷贻、张舟逸:“盘点境外追逃追赃:薄熙来法国别墅仍未追缴”,载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41201/19034927.html.
[40]黄风主编:《中国境外追逃追赃经验与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41]陈雷:“如何破解程慕阳案国际执法合作困局”,载《法制日报》2015年07月21日。
[42]徐宏:“中加签署合作协定,跨境追赃新添利器”,载http://pic.beelink.cn/html/201609/content_305405.htm.
[43]同上注。
[44]汪闽燕:“中加签订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载《法制日报》2016年9月23日。
[45]《加拿大同意与中国协商引渡条约转变抵制态度》,载http://news.163.com/16/0922/00/C 1 HDSLUO00014JB5_all.html.
[46]同上注。

【作者简介】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张磊,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法学博士,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7年第4期。

更新日期: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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